从20世纪末期开始，许多工人，特别是无技能劳工，会隐喻性地将他们的重复工作、例行公事与机器人相提并论。20世纪80年代末期社会学家对联邦德国金属加工行业的几名女性工人进行的访谈是这种自我认知的典型例子。这些工人抱怨在高度自动化、配备了计算机数控（CNC）机床的工作场所里，她们必须完成简单重复的任务，感觉自己不再是人类。她们觉得老板希望她们“像机器人一样”，不对单调的任务有任何抱怨。最后，她们感觉自己像机器人，失去了曾经的工作乐趣。这家工厂的管理层也有类似的观点，其中一名生产经理表示，他也把每个女工视为“多功能机器人”。只是出于成本考虑，工业机器人没有取代女性，这位经理承认“目前，我们还不能没有女工”。
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就用“既是奴隶又是机器”来描述工厂工人的处境。其中，卡尔·马克思的严厉批评尤为著名。马克思引用了英国工业资本主义倡导者安德鲁·尤尔的话，但赋予了它们完全不同的政治意义。根据尤尔的观点，工厂经理的任务是“训练人们放弃他们随意的工作习惯，并将自己与复杂自动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规律性结合在一起”。这种“工厂纪律”对于高效的生产是必要的。按照尤尔的说法，工厂主和工人都会从这个体系中受益。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认同在工厂中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非人性化。
马克思以尤尔的描述为出发点，但观点更进一步。在他的描述中，工作中的人类身体几乎成为机器的一部分。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厂及其“军营般纪律”已经颠覆了传统的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在手工业和作坊中，工人使用工具；而在工厂中，机器利用他。”因此，工人已经成为机器的“活的附属品”。对于马克思来说，这具有人类学的维度，工人及其身体通过终身执行纪律产生了变化。工人从童年开始就被“教导，以便他能够学会将自己的动作适应机器整齐划一且不停的运动”。最终，工人被转变为“精细机器的一部分”。此外，身体还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工业劳动消耗了神经系统，而“肌肉的多样化运动”减少了。总体而言，工厂工作“没收了每一点自由，无论是身体上的还是智力上的”。它已经将劳工的“整个身体转化为自动化、专门化的工具”。
马克思对工厂纪律的描述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劳工史和身体史学家都倾向于将马克思的批判视为准确的历史描述。因此，哈里斯（Harris）和罗布（Robb）相信许多工人“将自己的身体视为机器”。正如之前女工将自己与机器人进行比较的表述，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然而，正如接下来将要展示的，这种关于身体的机械化观念是不完整的。最重要的是，它忽视了工人的自主性，即使在“军营般纪律”的环境中，他们也能够拥有相对自由的时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是“具有自主性的机器”。此外，人们普遍对管理层的意图存在误解。管理者和工厂所有者并不是以工作场所的人身纪律化作为最终目标；相反，纪律只是打造能创造强大生产力的人身的多种手段之一。接下来将要展示的是，管理层不仅关注如何执行纪律，更加注重如何利用工人的身体和智力来为企业的利益服务。
19世纪中叶，对劳动人身的关注是随着对高效率人体的兴趣而出现的——尽管那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对工人身体和健康的关注最初并不是来自工厂主，而是来自外部。工作条件导致的疾病和事故使某些工人的身体成为政治关注的对象。例如，普鲁士军队抱怨童工降低了未来士兵的健康状况。因此，普鲁士在1839年禁止了9岁以下的儿童参加劳动，但对16岁以下儿童的劳动时间的规定仅仅是减少到最多10小时。然而，由于地方当局执行这一措施的能力有限，实际上很少发生改变。1853年，工厂检查员逐渐接管了这项任务。他们的报告并未立即带来多大程度的改善，但至少引起了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关注。最终，由于技术的发展，许多儿童从事的辅助工作不再被需要，童工的数量逐渐减少。19世纪80年代，职业安全措施主要关注青少年和妇女这两个脆弱群体。对于妇女，人们普遍担心“德国工人阶级母亲的深刻危机”。揭露工厂劳动导致妇女道德和身体衰败的恐怖故事，将导致出生率下降和疏于照顾儿童。1891年，日益频发的工业事故以及化工工人所面临的越来越多的新风险，引发了工业法规的普遍改变。那时，国家认为一般工人的身体也值得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殖民地喀麦隆的“维多利亚”种植园中运输可可豆的情景。明信片，约1908年。
在大多数情况下，男性从关于工作的身体性别假设中受益最多。一旦决定由谁来完成哪项任务，一定的习惯就会建立起来，在不久的未来对任务进行性别化。工程师设计的机器考虑到了哪些人会操纵这些机器。因此，机器的高度、大小、手柄和按钮的位置区分了男性、女性和儿童劳工。在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关于“男女能力不同的文化态度”为性别化劳动分工铺平了道路。男性的体力被认为与掌握“重型和高速运动的机器”有关。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体力与操纵机器无关，但这种将机器与男性身体联系在一起的观念产生了长期影响。如果男性与女性在同一场所工作，有关性别差异以及谁适合与技术器械一起工作的假设，导致了技术劳动与非技术劳动的性别等级。例如，在19世纪德国的洗衣中心，男性工人负责维修和保养机器，而女性同事实际上负责洗涤工作。只有男性在机械上的工作被认为是技术劳动，并相应地获得高薪。在这方面，技术发展造成了工作中的性别歧视。
正如所谓的男性能力使他们适合从事与机器相关的技术性劳动，对应的所谓女性特质更促成了工作中的性别等级划分。在通常情况下，女性被认为非常灵巧且耐心。实际上，许多女性从小就习惯做针线活儿，因此培养了这些品质。因此，只要不需要体力或机械技能，重复性工业工作很快就成为女性的领域。此外，相比于男性，女性被认为天生地能抵御单调乏味。直到20世纪70年代，这种对表面的女性特质的断言，一直盛行于德国的工作科学中。这意味着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许多女性被雇用从事流水线工作。“二战”期间，由于劳动力短缺，女性劳动力对德国工业变得至关重要。专家建议为流水线上的女性播放音乐广播，从而将音乐的节奏附加在工作的节奏上。纳粹的另一个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方案是强迫劳动，其理由也是抵御单调乏味，但更加残酷。纳粹坚信德国的优越性，认为东欧的强制劳工天生适合德国男性技术工人无法忍受的单调任务。在这个背景下，性别歧视与种族主义显然是相互交织。在20世纪的德国，合理化意味着德国男性有很好的机会从事技术性工作，甚至晋升为白领职位；而女性则占据了大部分非技术工岗位，她们需要完成重复性任务。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移民工人加入了这个新的福特主义无产阶级群体。与此同时，男性劳动的古老形式在20世纪并没有完全消失。重体力劳动仍然很重要，特别是对于20世纪早期的现代基础设施项目来说，比如修建运河或桥梁，但常常被忽视。
莱哈尔特可可工厂为女工建造的游泳池。明信片，约1908年。
然而，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对于工作中的身体和健康问题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医学专家开始对工人的身体感兴趣。例如，矿工的身体成为“系统研究和生物政治学的对象”。一个新的卫生制度建立起来，以控制、规范矿工，特别是他们的健康和生产能力。在这种背景下，新兴的工作科学把精确控制劳动人身变为工业社会乌托邦愿景的基础。与主要关注手工艺的法国同行不同，德国的工作科学更加强调工业劳动。正如安森·拉宾巴赫所指出的，德国的工作科学学者最初关注的是将身体与机器的需求相适配。劳动的人身必须与“机器的节奏”协调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泰勒主义科学管理的追随者们同样聚焦于工人的身体，在魏玛共和国，工业合理化在一定程度上基于“身体的合理化”。这种机械化的理想是一具不会疲劳的人体。
在解决疲劳问题方面，技术解决方案在20世纪20年代末尤为突出。1929—1932年，德国举办了一场关于高效工人座椅的巡展。这次展览呈现了一种“机械化纪律形式”。这个概念的基本思想是全面控制工人的身体动作，即使这些动作是无意识的。历史学家詹妮弗·卡恩斯·亚历山大（Jennifer Karns Alexander）认为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德国特色，德国专家强调克服“工人个人的自主权和个性化”的理念。然而，亚历山大忽视了除了纯粹的外部纪律，对劳动力身体的管理还采取了许多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外部纪律越来越多地被工人的自我纪律所取代。
20世纪初，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德国专家寻求调整工作环境以满足工人的身心需求。生产中的人的因素不再仅是机械化生产的一个问题；相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开始将工人看作为公司利益而培养的人力资源。在这方面，性别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工作场所设计师和工作问题专家对女工非常关注，认为女工需要一个特殊的环境才能在工厂里工作。这种对工作环境的关注促使人们思考整个劳动力群体，无论男性还是女性，专家们强调工人的人性和肉体性质。这标志着一个重要的转变：不再认为克服人类运动的某些限制就足够了，而是必须在工厂中创造一个对人力资源最有利的人性化环境。此外，工作场所的体育锻炼计划被视为缓解工作单调性的解药。
即使是非熟练劳工在某种程度上也被视为对公司有一定价值的人力资源。因此，公司开始关心工人的身体。例如，1908年前后，位于汉堡的莱哈尔特（Reichardt）可可工厂出版了一套15张的明信片，展示了殖民地的工作环境和现代德国工厂。这套明信片同时展示了喀麦隆种植园中像奴隶一样艰苦的体力劳动与德国现代工业的社会福利。与殖民地的强制劳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似乎对人的因素有所关注。当然，这些明信片是用于公共宣传，但仍然显示了殖民地与殖民者之间的差异。德国工厂内设有工人食堂，甚至为女工提供了游泳池。德国可可工厂虽然有非常多的非熟练工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们具有提高未来生产能力的潜力。员工休息空间创造了提高士气和照顾身体健康的条件。这种工作效率与人性化之间的多维关系在第一章中已经被广泛讨论过。
总而言之，在现代工厂中强制实施纪律从未完全成功。正如阿尔夫·吕特克所证明的那样，工人总会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去抵抗任何试图全面执行纪律的尝试。这种自主性不应与有意对抗管理相混淆。相反，这些日常的“短暂逃避”或“四处走动和交谈”对工人来说似乎是完全正常的。其中许多涉及与其他同事的身体接触，以戏闹甚或身体暴力的形式存在。
西门子-舒克特公司的假肢手臂，约1916年。西门子历史研究所。
在工业劳动的背景下，假肢技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取得了显著进展，假肢成为非常重要的事物。由于人手不足，受伤退伍军人的康复和快速重新融入劳动力市场变得紧迫起来。因此，德国的康复中心设有培训车间，以测试假肢在工业工作场所的实用性。20世纪20年代，假肢的概念逐渐发生了变化。最初，从19世纪末开始，假肢被视为人体的备件，类似于机器的备件。工程师将人体视为可复制的。例如，1916年，当战争伤残人员的数量达到第一个高峰时，德累斯顿照相机制造商ICA的工厂经理宣称，假肢是人与机器之间的缺失环节。工厂机器应该配备与退伍军人相匹配的假肢。工厂的假肢将成为人体的一部分，而人体的假肢也是机器的一部分。因此，人与机器之间的互补性越来越强。该经理称，这一发展预示着人与机器之间的融合程度提高了。
对于残疾退伍军人来说，最常用的假肢是西门子-舒克特（Siemens-Schuckert）公司的假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专家对残疾退伍军人再就业的期望，在一定程度上遭受了挫折，因为雇主更倾向于留下最初代替士兵的妇女和年长男性。此外，调查显示，只有少数残疾退伍军人在工作时佩戴假肢。重要的是，大多数人认为假肢是一种外来物体。显然，乐观的工程师们忽视了佩戴假肢的心理和情感因素。人体实际上不是一台机器，它的某个部分不能轻易替换。相反，残疾退伍军人将假肢视为心理和身体的负担。不幸的是，假肢设计师的方法是机械的，他们相信通过技术手段恢复受损身体的工作能力，将使退伍军人的灵魂自动受益。与工程师合作的骨科医生同样优先考虑工业效率的理念。因此，假肢设计由功能决定，这导致了阶级差异的出现。白领工人的任务需要更精细的控制，因此需要更精致昂贵的假肢。结果，它们看起来不太自然。
在概念层面上，假肢技术的进步激发了人体与机器之间和谐关系的愿景，特别是在工业工作场所。大多数德国专家相信，通过假肢使残疾退伍军人重新融入现代工业，完美地契合了泰勒科学管理原则。标准化假肢为受损的身体与工业机械相结合提供了手段。然而，专家们宣称，泰勒主义不仅是调整身体以适应机器的需求；相反，调整机器以适应工人身体，对于泰勒主义和现代工业来说也很重要。他们声称，残疾退伍军人的假肢是这种双赢局面的证明。此外，体力在某些行业中已经失去了重要地位，在战争期间必须将妇女纳入劳动力范畴。
最初，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假肢技术主要关注的是恢复工作能力，而非审美问题或对人体解剖的模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逐渐改变。20世纪20年代，将假肢作为对自然身体的加强的乌托邦幻想开始出现，尽管技术上尚无法实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再次需要用假肢来治疗伤员时，专家们的讨论回归到更现实、更紧迫的问题，即对身体功能的简单恢复。此时，残疾成为意志的象征，利用技术修复的身体，需要其主人拥有坚强的意志，如此才能应对困难情况。20世纪末，人体与技术之间曾经明确的界限才开始模糊。20世纪早期的假肢并没有真正挑战这一界限，而便携式透析机和心脏起搏器等新技术为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带来了新的视角。从现今的观点来看，假肢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升级文化的典范。得到永恒的加强已成为人的理想，因为人体被认为是天然不完美的。
总体而言，战后的工业的特征就是自动化承诺“将工作从身体的物质性和生理性—肌肉、神经、能量—中解放出来”。正如上文所展示的，在数控机械加工（CNC）条件下，无技能的工人在计算机化工作场所中有着各种乏味的任务体验。然而，他们的懂技术的同事也能证明，在自动化工厂中，身体功能仍然很重要，尽管会以新形式存在。感官技能、甚至对机器和材料的情感等非正式技能仍然存在，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称之为“隐性知识”，并且在计算机化工作场所中非常重要。20世纪90年代，德国的数控操作员强调，如果有什么问题，铣刀的声音就会变得令人不适。当噪声伤害他们的耳朵时，意味着很快会有什么东西损坏。因此，“隐性知识”引起的感官反应对数控操作很重要。
除了最突出的数控机械加工，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引入广泛地改变了工业劳动。新的工作场所不仅挑战了工人的工作资格，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日常工作体验。德国印刷业是信息技术开启这一过程的早期例子。计算机排版挑战了排字工人的经验知识。但正如当时的采访显示的，即使工作条件发生了变化，工人们仍然认为自己是“机器人”。他们甚至为这一形象感到自豪，因为这意味着他们本能地知道如何操纵机器。在面对计算机化的挑战时，熟练工人拼尽全力保护自己的隐性技能。最终，桌面出版系统取代了传统印刷业，并使印刷业的员工成为不断增长的服务业的一部分。由于出现了这些变化，蓝领工人的传统正规知识和体验式非正规知识永远消失了。
类似的转变也发生在“烟囱工业”中，即使在钢铁等行业中，艰苦的体力劳动大多也消失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曾经在冶铁和炼钢行业中起着关键作用的体力劳动者大多被操作工所取代，只剩下一点点重体力劳动。随着这一变化的出现，早期工业化时期的另一个核心问题逐渐消失，那就是工作场所的安全问题。然而，即使在1970年，联邦德国的职业安全问题仍然存在，其工作事故率之高，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意大利。随着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政府实施的重要改革，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了变化。
（本文选摘自《技术与德国：1800年至今》，[德]卡斯滕·尤尔著，朱任东译，中国工人出版社2024年3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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