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鸡零狗碎的日子

拉风的童年

我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上幼儿园的时候，“文革”还没结束。我的家在东北一个叫快大茂的小镇上，当时父母在中学当老师，所以我的童年就是在学校的幼儿园中度过的。那时每家都有好几个孩子，街道很安静，也不曾出现人口拐卖之类的事情，所以家长丝毫不像现在这样紧张，而幼儿园的阿姨们也经常放羊般地让我们一群教师的孩子撒开了在校园里乱跑。

那个时候，城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可是我父母所在的学校好像一直不与时俱进，非常平静地照常上课。我记忆中的学校，是几排工整却有些破旧的平房，窗子和木板门经常东漏西碎的。所以，我经常在妈妈给学生们上数学课的时候，趴在掉了一块门板的教室门上看妈妈讲课。有的时候，也会突然情不自禁地推开门，冲着里面大喊一声：“妈——”引得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所以，那时的我是校园里无人不识的小名人。

学校里有几个篮球架子，从小没有恐高症的我经常顺着篮球架子爬上爬下，竟从来没有发生过失足掉下来的惊险事故。有一次，我看见一个废弃的篮球架子被搭在教室的房檐处，就顺着架子爬了上去，坐在坡形的房檐边，那叫一个视野开阔啊！我不禁得意地将悬空的双脚荡来荡去，全然不懂什么叫危险，还为引来课间越来越多的指指点点的围观者而扬扬自得。

由于我是“校园名人”，所以人人都知道我是谁的孩子。不一会儿，有好事者叫来了爸爸。爸爸小心翼翼地叫我下来。我风头还没出够呢，不想下去，爸爸就一直耐心地引诱。后来我觉得玩得也差不多了，于是就趁机跟爸爸讨价还价。我说：“我下去你给我什么奖励？”爸爸心急如焚，但却假装轻松地说：“你要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满足愿望的大好机会，于是谨慎地在心里痛苦抉择了一番，然后大声说：“我要那种菱形的带砂糖的饼干！”其实那是一种很粗糙的饼干，跟现在小朋友吃的没法比，可是当时谁要能吃上那种饼干，却是一件很值得炫耀的事情。我就特羡慕别的小朋友吃饼干时，故意不一下子吃完，而是把砂糖沾得满嘴唇都是，然后当着我们的面用舌尖一点点地把唇上的砂糖舔进去。每次看见小朋友在舔砂糖，我都羡慕得想哭。

爸爸当机立断地答应了。于是我很有成就感地顺着铁杆子滑了下来。还没等我张嘴索要报酬，一向温和的爸爸就咣地一脚踢在我的小屁股上。那是爸爸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我。我当时就哇的一声哭开了。当然，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地吃到了让别的小朋友羡慕的菱形带砂糖的饼干。这让我觉得那一脚挨得非常值。

有一天下午，我又从幼儿园跑了出来，听见有个教室里有唱歌的声音，于是就推开门看。原来是几个“叔叔”、“阿姨”（其实是当时的中学生）在里面排练节目。其中一个我觉得特英俊的雷叔叔看见我，就招手让我进去，问我会不会唱歌。我说会，然后就扯开嗓子唱起了《我是公社小社员》。嗓门之洪亮，让在场的几个文艺骨干频频互相点头。他们商量了一下，就开始跟我商量，问我可不可以跟他们一起上台演出。有机会当众表现，而且还不用担心被爸爸踢屁股，我当然愿意啦！于是，我就成了他们文艺队的特邀嘉宾。

那大概是一个全县中学的文艺会演，什么主题不知道，只记得是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大礼堂举行。那时的群众非常散漫，上面无论表演什么节目，下面都嗑瓜子的嗑瓜子，抽烟的抽烟，唠嗑儿的唠嗑儿，乱哄哄一片。结果到我上场的时候，下面突然静了下来。所有人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我这个当时只有四五岁的小演员身上。我一点都不怯，扯着嗓子就唱：“我是公社小社员呀小呀小社员……”第一段唱完了，我突然想起，雷叔叔没嘱咐我是否该唱第二段。我是接着唱呢，还是应该直接下去？这对那个年龄的我来说，是一个重大命题。所以，我就站在舞台中央拼命思考。下面的人愣了一会儿，开始发笑了。我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于是就把小短裙子掀起来挡住了脸，于是台下的笑声和掌声就像打雷一般要把房顶给冲破了似的。我露出脸，不解地看着他们。正狐疑之间，我崇拜的雷叔叔从侧幕冲了上来，一把把我给抱了下去。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舞台秀，小学后，我就开始屡屡上台，从不怯场，不知道是否跟处女秀就历经了大场面有关。

做鸡

君子远庖厨，美女远灶台。所以，会写字又长得好看的莺莺在我的定义里，是不近油烟不会做饭的。从来，都只是我邀请她来我家吃饭而根本没想过去她家吃饭。哼，一个美女，能会做个啥饭啊！

莺莺搬到我家前楼成了我的近邻之后，我将信将疑地去莺莺家蹭了几次夜宵，隐约觉得我武夷厨霸的地位岌岌可危，长期以来在莺莺面前唯一的优越感突然变得无足轻重。如此诡异的变数，使我不由得开始对人生充满了怀疑。

一晚，几个论坛朋友要来取票。我毫不犹豫地否掉了在外吃饭的计划，决定好好展示一下我那久违了的玄妙厨艺。差不多这之前的一个星期，莺莺就特别积极主动热情大胆地要求过来做几个菜，除了她一再提到的香芋炖肉、排骨汤和南瓜粥，还居然不识相地计划要再炖一锅羊肉汤——那可是我唯一的长项啊！清水煮，八成熟时加萝卜，闭着眼睛都能做出让人闻之忘情啖之销魂的好味道！

于是，我很不悦——菜都让她做了，我的厨艺往哪儿显摆啊？！于是，我果断地否掉了她的各种菜谱，最后只勉强恩准她可以做一锅南瓜粥。

本打算炖一锅羊肉萝卜汤的，可收拾厨房时，我突然看见家里寄来的小针菇，于是就临时改变了主意，打算狠狠地做一锅小鸡炖蘑菇！怀着这样热烈而美好的憧憬，我兴高采烈地去菜市场买了只柴鸡。

下午四点，Space（论坛朋友的英文名）准时赶到。（看起来真是个靠谱的人啊！）还没坐稳，莺莺就热情洋溢地端着一个炖锅翩然而至。锅里，是熬了一半的南瓜粥。将之放到灶台上继续小火炖，我们转回客厅沙发上，边看杰克逊的MV（音乐录影带）边聊我们的听觉记忆。

聊了一首歌，又聊了一首歌，兴致正高，突然闻到一股焦煳味道。得，南瓜粥煳底了！唉，这个莺莺，不是我说她吧？真是上不了厨子台面。看来，还是得大厨出马啊！

进入厨房，开始做我的鸡。面对一堆原料，我突然有点思绪游移——小鸡炖蘑菇到底是应该怎么做呢？虽然心底发虚，无奈我天生气质好，所以外表依然很淡定。我不急不缓地倒了油，放了鸡，翻炒几下，然后土豆蘑菇一起倒入，然后，放了一锅水，然后，大火炖！反正都能熟成一锅，顺序不重要！

炖上鸡，突然意识到只有这一道菜，于是切了两根胡萝卜几根黄瓜端上桌让他们先当下酒菜。没多久，小鸡的香味出来了，于是关火盛菜，坐定，正式开席！

别说，蘑菇还真有味道。嗯，土豆也不错，全都面了。第三筷子夹了一块鸡肉。一吃，怎么没熟？我以为我运气不好，夹错了。问及其他人，钢铁才小心翼翼地说：“我刚才吃的也是生的，没好意思说。”嗨，都是自家人，客气个啥劲儿啊！于是在莺莺的友情提示下，我挑出了鸡，放回锅里继续炖。没鸡，大家可以吃蘑菇嘛！

可是，一直压抑着自己当大厨欲望的莺莺顿时又来了精神。她雀跃着说：“我回家做个香芋炖肉来！”还没等我发表意见，她已经蹿出门外了。我只好将计就计地喊着说：“把原料拿过来，在这儿做！”——这时已经晚上六点多了，要是等她炖好肉再来，那不得半夜啊？！

等了许久，莺莺终于又出现。架势真吓人啊！她竟然端来了整整一个洗脸盆！里面装着各色稀奇古怪的东西，一看，居然还有烤鸭！还有猪头肉！还有大饼！……

真是居心叵测啊！她居然小跑着去快关张的菜市场买了这些熟食！彼时，我的小鸡肉还在锅里，桌子上却霎时间堆满了莺莺捧来的食物，钢铁等莽汉大嚼着久违的肉，连说好吃好吃。我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承认自己完败！

但斗争一直都在继续，趁着莺莺炖肉时神志迷糊，我悄悄地审视了一下厨房，发现芹菜两棵，虾米半袋，还有一根萝卜，于是灵感来了，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做好了两个素菜。莺莺还在厨房望肉发呆，客人们已经在赞美我的醋熘芹菜和萝卜虾皮很有营养了。

只是，那几块小鸡肉怎么老也炖不烂啊？！在大家七嘴八舌的启发下，我终于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一是没炒熟就放了土豆，二是用的是凉水，三是开了大火。

终于，肉香飘出来了，虎妞眼疾手快地站起身来要去翻锅，我立马仗着坐在门边的优势起身将她拦住：“你坐下！肉我来翻！不然万一好吃了算谁的呀？！”

说话间，莺莺的香芋炖肉已经出锅了，我则急急地第八次去看我的鸡。依然没烂，但是我坚信，它们只是形式上顽固地保持坚挺，实质上一定是早就熟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重新端了上来。再让大家尝，大家都很有礼貌地说：“虽然很硬，但确实好多了，显然是真的熟了。”

席间，大家的话题一直围绕在吃上。莺莺很抱歉地说：“本来一大锅好好的南瓜粥，愣是给熬煳了底。”我说：“那算什么啊！我早上熬的小米粥才叫煳得彻底，连米都黑了！”话音未落，众人皆扶墙，喘息着说：“连这个也争啊……”

是啊，虽然混了很多年我俩都没混上个御厨，但好歹是同在家庭厨子界，竞争是在所难免的！

可悲的是，厨子界的竞争本已很激烈了，但众多不识相的爷们儿也都纷纷表示要加入此行列。钢铁说，他会啥啥啥，下次给我们露一手；Space又说，他做饭也了得，下次给我们做啥啥啥；神16也恬不知耻地跟着说，在家都是他做饭，下次他要……越听心越冷，越听感觉压力越大，现如今，怎么哪片儿都不怎么好混呢？！

别说厨子界，就连他们下人——夜半时分，撤了桌上水果，结果仨莽汉一下子都拥堵在小小的厨房，争相说自己刷碗刷得好，打得不可开交，最终一池子的碗被先摸到了水的神16抢到了手。其他两位悻悻而归，嘴里还嘟囔着：下次别跟我抢啊！瞧瞧瞧瞧，下人们的竞争也很激烈。真是残酷的世道啊！

穷人的好日子

去莺莺家蹭夜宵，我惊喜地发现久违的东北特有的地瓜梗烀小土豆。莺莺是在超市的朝鲜族小菜摊上发现的。她以为著名的东北小土豆是一种特殊的土豆品种，而实际上……鉴于莺莺对小土豆来历的无知，我就义务地为她上了一堂朝鲜族餐饮文化历史课。

小土豆，顾名思义，取的一个“小”字。而这个“小”，不是因为品种特殊，其实就是大土豆的小弟弟（也没准是儿子或者孙子）。早些年，穷，地里的东西都不舍得扔，所以就废物利用，把上不得台面的小土豆和地瓜梗（也就是红薯的茎叶）一起用酱油熬熟，好吃，下饭，又可以放很多天不变质，久而久之，就成了朝鲜族一道传统的小菜。朝鲜族这种做法的小菜很多，比如秋天下了架之后的小辣椒崽儿和辣椒叶子、萝卜缨子等，都属于废物利用，却好吃得要命。朝鲜族除了有名的辣白菜，还很偏爱把干白菜叶子放在各种汤里，也是因为以前穷，菜少，就把破烂的白菜帮子都捡起来晒干，留着冬天没新鲜蔬菜的时候煮在汤里充数。

朝鲜族的石锅汤也大多是废物利用的痕迹。比如辣白菜汤，就是把已经发酸了的辣白菜和剩下的辣白菜汁加点水，再加点豆腐啥的，煮了就成了。现在北京正宗的韩餐馆子里有一道很受欢迎的“滚带鸡给”（音译，翻译过来应该叫“军队石锅汤”吧），其实就是含有午餐肉和泡菜等等杂货的大杂烩。这道菜起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朝鲜半岛的南北战争。那时候，帮着韩国打仗的美国大兵的伙食是最受人垂涎的，他们总是有午餐肉罐头吃，但是人家吃多了就不是很稀罕吃，经常会把吃了一半的午餐肉罐头随处乱扔。当地缺吃少穿的朝鲜族人就会捡回来，和其他剩菜一起煮了，于是，就成就了这道名菜。

其实，不分民族地说，各种腌制类的小菜都体现了以前穷人的生存智慧，比如东北的酸菜、茄子干，南方的泡菜、梅干菜、干豇豆，不分南北的臭豆腐，等等。物质穷困的年代，容易逼出人们的生存智慧，也容易让人们轻而易举地获得满足感。

小时候，秋天是我们这些农村小孩子最快乐的季节之一。其实一年四季都有很值得快乐的理由，但秋天对孩子来说，一样意味着收获嘛！那个时候，小镇周围都是农田，而小镇上的人家，即使是“双职工”，也会利用闲暇时间在房前屋后或者山上开垦出一些可以种瓜种菜的土地。秋天，大人们忙着在各种地里秋收，一帮小屁孩子就忙着提着篮子在各种土地上做勤劳的“清洁工”。

山上是种土豆和地瓜的地方，成熟的大土豆大地瓜们被收完了，我们这些小兔崽子就扑上去把那片地翻第二遍第三遍第四遍……细细地翻，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翻，总会翻出好多漏网的小土豆小地瓜。这些小东西被拿回家后，经由妈妈的手，就成了餐桌上的美食。

豆子地里，黄豆被收割完了，我们又乌泱一下提着兜子扑上去，总会有些提前成熟爆裂在地垄里的散豆子供我们拾捡。别小看这些散豆子，一天下来，兜子里就会沉甸甸地攒上个一斤两斤的，过几天，这些豆子就陆续换成了豆腐，有成就感死了！（突然想起来，那时候的豆腐真好吃啊！换完端回家的路上，基本上就能吃掉一半。）

最过瘾的是去山下的稻田。稻田也收割完了，我们这些勤劳的小清洁工就去田里捡稻穗儿。稻穗比豆子好捡多了，因为都是整棵整棵的（当然是一小串一小串的“整棵”）。稻穗捡回来，因为没有脱粒，所以我们不能吃，但是拿来喂鸡是最好不过的了。

其实，不止是秋天，只要是不上冻的季节，田地里都会出产些可以丰富穷人餐桌的东西。以稻田为例。

夏天，稻田里有水的时候，不用放鱼苗，自然会有很多小鱼，以鲫鱼瓜子（小鲫鱼）为主。稻田不都是高低错落的吗？于是大人们就会在晚上，在稻田与稻田之间的通水处放上一个小网。第二天一大早（一般是四五点的样子），起早去收，就会收获一大堆活蹦乱跳的新鲜鲫鱼瓜子。

稻田里也有泥鳅，但泥鳅不容易落网，而且，夏天的时候泥鳅还不肥。等到秋天，稻子收割完了，霜降了，但是田里的淤泥还没有被冻住，我们就拿着小铲刀去田里挖泥鳅。怎么挖呢？就是细心地寻找有孔的地方，顺着小孔一点点挖，最终总会找到正在琢磨着怎么过冬发呆犯傻的胖泥鳅！据说，这种田里挖出来的泥鳅最有营养，最补人。

上面说的是水田。旱田里，除了庄稼也一样还有好多可以养人的东西。比如玉米地，春天的时候会长满荠菜和婆婆丁（学名蒲公英），还有苣荬菜等等现在人当山珍而我们用来喂鸡喂鸭的野菜。夏季的雨天，我们就去抓蛤蟆。秋季庄稼成熟了，还没收割前，我们就去抓蚂蚱，抓老大一袋子，烤着吃，当零食。

再说水里。哎呀，那就别提了。夏天捞鱼，摸蝲蛄（龙虾的一种），好吃的好玩的多了去了！

新鲜的小鱼，即使在冬天，也有办法吃到。东北的冬天，大河都被冻得特厚，一般是半米到一米。我们用凿子“哐哐哐”地凿上半个上午，才能凿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冰窟窿，然后，就可以看见很多鱼（主要是泥鳅类的）游过来仰着脑袋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全然顾不上防备。于是，我们就有条不紊地拿着笊篱捞之。捞出来，往旁边的冰上一甩，鱼们、泥鳅们扭动几下就被速冻了，栩栩如生地保持着扭动的姿态。捞完一笊篱，还有后来鱼，直到我们捞到手软不想再捞了为止……

农村的土地很养人，即使物质生活不富裕，春夏秋冬都可以在山上在田里在河里找到东西吃，而且纯天然，有营养。这种例子，举也举不完。当然，这种来自天然的奢侈，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中学以后，大概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吧？稻田里就再也网不到鲫鱼瓜子了，据说是因为农药把小鱼都给杀死了。而大河里随意捞到“速冻泥鳅”也难了，据说是因为上游开矿了，污水直接排进河里，鱼和泥鳅都活不下去了，成批地自杀了。另外，现在回老家，曾经一望无际的美丽稻田也萎缩得可怜了，几乎成了小镇疯狂崛起的商品楼旁边的零星点缀。曾经差点淹死我的大河，也没那么厚的冰层了，因为河水都快干了……

哎，不能说了，越说越觉得现在吃的东西不是人吃的东西，日子也不是人过的日子了。

妈妈对我的零教育

妈妈是中学老师，我们家乡小镇上的很多老师都曾经是妈妈的学生，就连我的高中老师也是。妈妈从来不过问我的学习，管得相对多的是妹妹。我和妹妹只差一个年级，我初三她初二，妹妹的班主任经常向妈妈告状：“你的孩子老不做作业，你得管管了！”妈妈没管，只是隔几天就对照着妹妹的课本考她几道数学题，发现她都会，于是妈妈就再没要求妹妹做作业。做家长的如此不配合，老师也只能干生气，没办法。

高中的时候，我的成绩很不稳定，好的时候全班前几名，差的时候全班倒数第二。有一次，考得特差，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回到家，灰溜溜地钻进自己的小屋，妈妈过来问：“考得怎么样？”我实在说不出口，就搪塞说：“妈，别问了，我下次告诉你好吗？”我的意思是，下次考好了再汇报。妈妈微笑着说：“好啊，那我下次等你的好成绩。”妈妈的信任和期待让我不好意思不打起精神努力几天，于是期末考试，我果然一下子提高了几十名。长大以后想起这事，突然明白，妈妈是我老师的老师，随便一打听都可以打听出我的成绩，即使不打听，我的老师也会向妈妈汇报的，她怎么可能不知道我当时考得那么差？！而一个母亲，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容忍才能那般地沉住气不戳破我急待隐藏的真相？我的自尊就是这样屡屡被妈妈的装糊涂而完好地保护起来。

高二的时候，高考的压力使得许多孩子都被家长剥夺了看电视听音乐的权利，可那时《红楼梦》正在热播。我可能是全班最幸运的人，因为每天晚自习结束，我都能冲回家看两集《红楼梦》。受了电视剧的影响，高三的时候我开始读《红楼梦》，也不多，每天一两章。学习最紧张的时候，我不仅开始狂读名著，还天天把家里订阅的《大众电影》和《电影画报》带到课堂上去看。而我的这些优于其他同龄孩子的“特权”从来没有被妈妈剥夺过。

后来上了大学，有一次妈妈无意中说起我高三在课堂上看杂志的事情。她说，当时我的班主任找了她好几次，让她对我严格管理，可是妈妈当时什么也没跟我说，放任自流。我很惊讶，问妈妈，为什么不气愤？为什么没有批评我，而要私自顶着被老师埋怨的压力？妈妈波澜不惊地说：“我觉得读什么书都是收获，没必要剥夺啊！”成年以后，想起这件事情，每每感慨不已，心中充满无法言说的感激。正是这些“不管”，才使得我的童年到青春期一直没受过任何委屈，没有受到任何兴趣上的压抑，使得我在独自面对社会生活（包括在学校受到老师责骂）的时候充满了无所谓的心气儿。很多朋友说我“底儿厚”、抗折腾，什么挫折在我心里都不会留下什么阴影。而这底子，正是妈妈的无责备教育的成果。但妈妈自己对这些可能毫不知情，她可能只是顺应了一个做优秀妈妈的本能。

最离谱的是高考。高考那些天，所有孩子都被家里当成了谁也碰不得的皇帝。高考那天，几乎所有的父母都早早起来给孩子做一顿特丰盛的早餐，而妈妈就像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跟往常一样，给我吃昨晚的剩饭，临走，也没有特别地嘱咐，就让我跟平常上学一样独自去参加高考了。而我考完第一科出来的时候，却看见爸爸跟所有家长一样在操场外焦虑地等待着。

后来我才明白，看似粗心的妈妈实际上是用心良苦。由于没有家长的严阵以待造成的紧张的高考心理氛围，所以我很放松，发挥超常，一下子考上了当时人人向往的本科大学。

由于妈妈的“不管”，所以我一直活得比较任性，经常会有一些超出常规的举动，但是却没有一次受到妈妈的责备，相反，却是最大限度地支持。大学二年级，我觉得大学无聊，想退学去北京游学和当小保姆。当时正在做乳腺癌手术的妈妈没有表现出激烈的反对，她只是静静地听我兴高采烈地憧憬着美好的不靠谱的未来。还是后来的几天，爸爸单独跟我商量说：“你看，你妈妈正在病着，你是不是考虑过一段时间再退学？”爸爸的温和和诚恳让我暂时打消了那个任性的念头。

大学毕业，我千辛万苦地留在了延吉工作（对于朝鲜族学生来说，当时户口留延吉就像现在的学生想留北京一样难也一样迫切），并且在当老师的同时又被借调到报社去当兼职记者，这在当时是让人羡慕的事情。可是工作还不到一年，我就由于看不惯社会上的各种人际丑恶而灰心丧气，觉得人生没有意义，于是想出家或者流浪到死。就这样，没跟父母打一声招呼，我就私自辞掉了国家正式工作，回到家乡去跟父母做流浪前的告别。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父母着急了焦虑了，但是语气依然温柔。在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妈妈找来了她几十年前的大学老师以及大学同学在北京的通信地址，说，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去找他们。我知道自己不会去找他们（况且也不一定能找到），但还是拿在了手里，我知道，那会让妈妈感到一丝安慰。

我走的那天，父母送我上车，妈妈的头发被风吹得凌乱，夕阳从他们背后打过来，一圈金黄的颜色。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是却感受到父母送儿女上战场般的凄楚诀别。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母老了，突然泪水弥面，突然决定不出家或者自杀了。可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依然任性地胡乱过着让人不放心的日子。

当然，我没有继续流浪下去，走到北京，就被北京的热闹和包容吸引住了，于是过上了和流浪差不多的生活。那时我常年没有稳定的工作，每天都忙着在圆明园画家村感受贫穷但却快乐的乌托邦日子。那时候，妈妈写信说：“只要你自己过得开心就行。”我结婚的时候，先生是个一文不名的穷画家，妈妈问我：“是不是他要饭你也会跟着去？”我说是。妈妈叹了口气说：“那你就嫁吧！”妈妈就是这样，从来都尊重我的选择，而我一旦做出决定，不管这决定是否符合妈妈的期望，她都会站在我的身后，成为我最坚强的后盾。

我太任性，太晚熟，三十岁之前都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更别提赚钱孝敬父母了。现在想起来，做妈妈的是何等的担心和揪心啊？！但妈妈从来都不会表现出对我的担心和失望，而且总是很安静地说“我相信你”或者“你开心就行”。正是这样的隐忍之下的放心和纵容，才让我可以一直过着无法无天的荒唐日子。

妈妈是数学老师，可是我的数学成绩一直是在及格线上下徘徊的。不仅是学习，小的时候，就连扎辫子梳头这类事情都是由爸爸代劳的。

妈妈对我实行的是“不管”的政策，但对她的学生却是忘我地投入。小的时候，我家经常是学生们的临时食堂和宿舍，而她辅导的学生成为了那个朝鲜族中学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重点大学的本科生。这在当地是件大事。我们家在东北通化，不是朝鲜族聚集区，所以朝鲜族中学一直是属于不被重视的边缘学校。然而，在朝鲜族中学任教的妈妈却成为了当时全县唯一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获奖之后，各种荣誉随之而来。心思单纯的妈妈有一天回来跟爸爸说：“他们要我去当副县长，你说怎么办？”最了解妈妈的是爸爸。爸爸说：“政府里的人事很复杂，你太单纯，不适合在那样的地方待。”于是妈妈就一点都没挣扎地推掉了政府的任命邀请，继续安安心心地在中学当她的好老师，副县长，那可是别人看着都眼红的位置！除了面对学生，妈妈对人际世事一窍不通。从小到大，我都经常看见妈妈一脸委屈地回来跟爸爸讲：“他们老说我拼命工作是为了拿先进，我就是好好教书，也没想那么多啊！我跟领导说了好几次了，别评我先进了，他们老不听。”她就跟个小姑娘似的。虽然那时候我还小，但已经开始用“可爱”来形容妈妈了。

朝鲜族的花甲大寿是很隆重的，但爸爸妈妈只通知了亲朋好友，而没有通知学生。但办大寿那天，却突然来了好多好多学生。一个班级一个班级的学生，顺次地捧着花篮上前来行大礼敬酒祝寿，最大的都已经头发斑白了，跟妈妈年龄差不多。其中，还有拄着拐杖的瘸腿中年男人。那一刻，所有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了。也许，在那个小镇上，妈妈是唯一一个能得到如此幸福回报的“寿星”。

妈妈一辈子都忙着教育别人的孩子，而对自己的孩子，几乎从没有实行过很认真的“教育”。也许，正是这种“零教育”，才使得我的天性从小就没有受到严格的管制和挤压，所以我才能像野草一样快乐地长大；所以我才能没有任何压抑感地去经历着独属于自己的冒险人生；所以，我才能完全地成为我自己！而且才能在生活中保持乐观和平和。因为，我在妈妈的尊重中学会了对别人的尊重，在宽容里学会宽容，在鼓励中学会鼓励，在期待中学会期待，在淡定中学会淡定，在坚强中学会坚强，在爱的智慧里学会了爱别人的智慧。

关于父亲的零碎记忆

小时候经常被无聊的大人们问起：你是喜欢父亲还是喜欢妈妈啊？每被问及，我都毫无挣扎地脱口而出——喜欢父亲！

因为妈妈总是风风火火地忙，不是待在学校和她的学生们在一起，就是在烟熏火燎中生火做饭，陪我们的时间很少。所以穿衣梳头这种事，一直都是父亲代劳的。饼干、糖果、衣服都是父亲给买，而父亲为我们挑选的，也总是我们最喜欢的。每到黄昏，我和妹妹最高兴的就是一边一个坐在父亲盘起的腿上，被父亲环抱在怀里听他给我们读格林童话。

小时候，我是地方一霸，周围的小朋友们都得乖乖地听我指挥。分成两拨玩打仗的时候，我分派谁做反动派，谁也不敢违拗，因为他们打完仗可以到我家来看无穷多的小人书。那个年代的山村小镇人家，日子大都过得拘谨，肯花钱给孩子买书的不多，肯无条件地为孩子买各种小人书的更不多。所以，我家基本上就是四邻八村的小朋友无比向往的儿童图书馆。

记忆中，我所有的需求都会被父亲答应和满足，而且他从来没有对我失信过。童年时我最爱看的一部电影是《闪闪的红星》，里面的潘冬子是全国小朋友的偶像。我十分想得到一本满是电影镜头截图的《闪闪的红星》小人书，可是当地唯一的一家新华书店进货又很慢，等了好久也没有。于是每次有人出差去大城市，父亲都会不厌其烦地托他们去买。

那时候有机会去外地的人很少，差不多半年过后，我都快忘了这事儿的时候，一位从北京回来的叔叔带回了我曾经梦寐以求的那本小人书。对武术最狂热的小学时期，我从自家仓库中翻出父亲珍爱的一根碗口粗的落叶松木，要把它做成少林棍。于是我每天放学后就用小刀削那根粗木头，执著地削了一个月，直到把它削成直径不到一寸的“少林棍”。我到现在也难以理解的是：这么败家的行为，父亲从始至终居然没有表示过一句反对，而且还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欣赏”我的战果！初中时候，小镇上开始悄悄流行迪斯科舞曲，大部分老师和家长们都跟孩子们说，地痞流氓才跳迪斯科。只有父亲不以为然，不仅不限制我听和学跳，而且到处帮我找迪曲磁带翻录。初三了，我开始喜欢上小流氓们才玩的吉他，父亲就花了六十八块钱给我买了把红棉吉他，而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十二块钱。我做事没长性，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充满着始乱终弃的意思。比如中学时迷上集邮，父亲就开始认真帮我订邮品，上了大学，这事儿就抛在脑后了，而父亲则“继承”了我的爱好，一直为我集邮到现在。大一时给父亲写信，说我喜欢剪报，放假回家，就见到父亲已经为我整整齐齐地贴满了一整本剪报，而那时我早就把这事忘在脑后了……在中国，父亲的形象一向是威严的，尤其是朝鲜族，父亲是不可冒犯的家庭权威。但我从来没有这个认识，因为我从来没从父亲身上感觉到“威严”两字，父亲迎接我的，从来都是笑脸和怀抱。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在县朝鲜族中学当领导。学校开完运动会，老师们在聚餐，领导则在学校食堂唯一一个包间里吃饭。我玩累了，突然想起找父亲，遍寻不见，最后推开包间的门，看见父亲坐在桌上，就大喊了一声：“爸！”所有人都回头看我这个没礼貌的孩子，我浑然不觉，对武术最狂热的小学时期，我从自家仓库中翻出父亲珍爱的一根碗口粗的落叶松木，要把它做成少林棍。于是我每天放学后就用小刀削那根粗木头，执著地削了一个月，直到把它削成直径不到一寸的“少林棍”。我到现在也难以理解的是：这么败家的行为，父亲从始至终居然没有表示过一句反对，而且还兴致勃勃地跟我一起“欣赏”我的战果！

初中时候，小镇上开始悄悄流行迪斯科舞曲，大部分老师和家长们都跟孩子们说，地痞流氓才跳迪斯科。只有父亲不以为然，不仅不限制我听和学跳，而且到处帮我找迪曲磁带翻录。初三了，我开始喜欢上小流氓们才玩的吉他，父亲就花了六十八块钱给我买了把红棉吉他，而他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是六十二块钱。

我做事没长性，所有的兴趣爱好都充满着始乱终弃的意思。比如中学时迷上集邮，父亲就开始认真帮我订邮品，上了大学，这事儿就抛在脑后了，而父亲则“继承”了我的爱好，一直为我集邮到现在。大一时给父亲写信，说我喜欢剪报，放假回家，就见到父亲已经为我整整齐齐地贴满了一整本剪报，而那时我早就把这事忘在脑后了……

在中国，父亲的形象一向是威严的，尤其是朝鲜族，父亲是不可冒犯的家庭权威。但我从来没有这个认识，因为我从来没从父亲身上感觉到“威严”两字，父亲迎接我的，从来都是笑脸和怀抱。

我五六岁的时候，父亲在县朝鲜族中学当领导。学校开完运动会，老师们在聚餐，领导则在学校食堂唯一一个包间里吃饭。我玩累了，突然想起找父亲，遍寻不见，最后推开包间的门，看见父亲坐在桌上，就大喊了一声：“爸！”所有人都回头看我这个没礼貌的孩子，我浑然不觉，接着对父亲勾了勾指头，说：“爸，你过来！”父亲就笑眯眯地弓着腰走了过来。这个动作，据说被全校的领导们批判了好久，因为父亲把腰身弯到跟孩子一样的高度，太没威严了！

高中了，早恋了，父母看在眼里，很久后，还是决定由妈妈来跟我谈谈。我不认为我是在恋爱，我们只是纯洁的同学友谊，所以当妈妈问我是不是恋爱了的时候，我觉得受到了巨大的侮辱。一怒之下，我给父母写了满满四页纸的长信，向他们宣告，我已经长大了，自己能把握自己的行为，请他们不要管我。写完，就放在电视机前面的桌子上，然后大摇大摆地约了我的初恋双双出门看电影去了。示威一般！

那晚电影演的什么，我完全不知道，心里七上八下地揣测着他们看了那封言辞激昂的信会是什么反应。回到家中，我连招呼都没敢打，就悄悄踅进我的卧室去。妈妈闻声进来，温柔地问：“电影好看吗？”我全然没有了之前的嚣张，心虚地随便应付着：“还行吧。”然后装作倒头欲睡。

第二天早上，父亲走进房间，面色疲惫但装作若无其事地给了我一张十元大钞，说：“拿去买点想吃的吧！”别的什么也没说，转身上班去了。

那个年代，十元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还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之前我从没有一次性得到过这么多零花钱。我知道，父亲在用这种方式表示对我的理解。

那个假期开始，父亲每天都抽出至少一小时来认真地跟我探讨之前从未涉及过的各种观念性话题。比如什么是善良？善良会不会被当成软弱？怎样做才是真正的善良？什么是公正？在不公正面前个人能做什么？什么是勇敢？危险时刻怎么做才能保护别人同时不让自己受伤害？……这些懵懂少年开始思考的问题。大多时候，父亲只是提出问题，并不给我明确的答案，而讨论的过程中，许多概念就慢慢自己清晰起来，最后刻印在我的价值观里。完全平等的交流，没有一丝说教。

从小就对父母没什么可隐瞒的，这次小小的冲突被父母用这样的方式化解后，我们更是从家长里短到思想观念都可以无话不谈。

高三了，快要高考了，每家的父母都如临大敌，把高考生照顾得跟小皇帝一般，比如家务全免。我一直是不做家务的，结果到了高三最紧张的时候，父亲却开始教我做菜，而且每天必须做一道。为了节约我的时间，他会把菜洗好切好，放在案板上，等我放学回来，他就守在旁边告诉我每一道程序——放多少油、什么时候放菜、什么时候放盐、什么时候起锅，等等。等他说完了，菜也就做好了。

长大以后回想起来，才明白父亲的苦心。高三对于我来说，是个沉闷无聊压抑得怎么也熬不到头的时段，但对于一个父亲来说，女儿离家远飞的日子却屈指可数。他要抓紧时间来培养我独立生活的能力。做菜的时候我觉得新奇好玩，每天都沉浸在学会了一样新本事的成就感中，但是父亲当时是怀着怎样复杂的心情呢？

每一段恋爱我都向父母汇报，从无遮拦。所以，做我的父母真不是一般的辛苦。他们既要分享我恋爱的甜蜜，更要因为目睹我一次次失恋而倍加心疼。有一次，假期等男友的来信，左等不来右等不来，我从刚开始的甜蜜期待渐渐转为焦虑、伤心、绝望，茶饭不思。父母看在眼里，心里比我还着急，但他们表现得像没事一样，只是出来进去都透着小心翼翼的劲儿，唯恐触动了我哪根脆弱的神经。一天，从没有提前下班的父亲突然回到家中，满脸都是难以抑制的兴奋，边进屋边举着信边用高得不正常的声音说：“来信了！来信了！”

我等了一个多月，等来的是一封不咸不淡的官样信，心里极端失落，但已经不敢再告诉父母实情了。我怕他们会因为我的失落而倍加失落——

与父母相爱，其实也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啊！

很小就开始恋父，不仅因为父亲无条件地爱我，更因为他无条件地爱妈妈。我看到他们所有的吵架，都不是因为对方家务干少了，而是因为对方抢着多干了活。有一回我到家看父亲正在生气，忙问为什么，父亲说：“在楼下晒的大米，我早晨出去的时候特意嘱咐你妈不要自己拿回来，要等我回来再拿，结果她还是自己搬回来了！真不听话！”

妈妈的确不听话，做事顾头不顾尾，所以经常跌跌撞撞，以至于父母都七十多岁了，每天妈妈出门，父亲都跟在后面嘱咐一句：“骑车下坡的时候一定要慢，要看红绿灯。”仿佛妈妈还是完全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小姑娘。

出门逛街，女人们一般都会随身带一个包，但妈妈从来就两手空空，因为两人的手机、身份证、公交卡，以及所有的钱，都在父亲一人身上带着——他们几乎一辈子出双入对。而家里的存折有几个，存款有多少，妈妈一概不知也不问。在我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从来没见过一个女人像妈妈一样活得这么有安全感。

我和表姐表妹们经常会逗父亲：“你年轻时那么帅，那么多姑娘追，为什么就偏偏选择了我妈？”父亲这时就笑成了一朵花，看着妈妈说：“她好看呗！”

父亲对妈妈的爱好像一辈子都没降温过，都七十多岁了，眼中却依然充满了对对方的欣赏和爱慕。父母来北京玩，一次带他们坐公车出游，偏巧车厢里人很少，空位很多，妈妈兴奋地换了一个又一个的座，最后换到最前面靠司机的位置，玩得很是开心。我和父亲淡定地坐着看她像个充满好奇的孩子般在车厢里折腾来折腾去，父亲情不自禁地笑说：“可爱呀！”我侧脸看，父亲满眼都是发自内心的爱意。

犹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流行一种深蓝色带细白条的运动服，小镇上的人们引为时尚，都当正装穿。可是这种运动服很贵，父母都喜欢却没舍得买。一次妈妈去哈尔滨出差，父亲趁她不在家就赶紧给妈妈买了一身。结果妈妈回来时，打开包，拿出了一套一模一样的运动服，是买给父亲的！于是，他们有了第一身真正的情侣装。

父母都是东北师大数学系毕业的，当年为了支援山区教育而放弃了在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双双来到长白山脚下的这个小县城。妈妈一直当老师，父亲则一直做行政，不是当校长，就是当教育局书记，在当地也算是个有些权力的官。他经常帮助真正需要的人调动工作，比如为有资格的民办教师转正等，也总会受到一些由衷的感谢。农村人感谢的方式是送自家产的东西，除了蔬菜这样的东西外，其他的东西父亲都会退回去。

记忆最深的，是有次一位农村人送来自家产的几十斤大米，父亲中午回来看到，饭都没吃，就用自行车驮上大米给送回去了。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了父亲帮人做事是不需要感谢的，一来二去，就没人送什么东西来了。而房前屋后的邻居们，官都比他小，但送礼的人络绎不绝，人家很快就有了冰箱彩电，我家的电器则是滞后邻居几年才买上的。那时候身为初中生的我非常不解，也不平衡，就说父亲：“人家都收礼，为什么你不收？”父亲波澜不惊地说：“帮人就是帮人，要什么东西？！”回头想想，父亲一生都在不求回报地做事，无论对妻对女还是对不相干的陌生人。

东北家乡的那个小镇，民风并不淳朴，有着小地方人的各种急功近利，人走茶凉、过河拆桥等等大家见怪不怪的事儿。而父母则天真于内，淳朴于外，完全不受任何脏东西的影响。对任何一个穷困的人，任何一个已经失势的人，任何一个已经老去的人，他们都一如既往地充满尊敬和热情，以至于连我的中学同学都说：“你父母好像不是咱这个地方出来的人，像对神仙眷侣似的。”

父亲自幼丧母，少年丧父，由他哥哥一手带大，家境贫困，十二岁时才因为解放而有机会上了小学一年级。他上大学时因肺结核休学两年，人到中年结核病复发，吐了很多血，险些丧命，年过半百又遭丧女之痛。奇怪的是，经历这么多艰难困苦，他内心却没有一丝戾气，一直平和温煦地尊重女人爱孩子，对一切弱小都充满怜恤和善待。我不知道他这么多的爱的能量是哪里来的。父母对我从不说教，但我却从妈妈那里学会了“爱一个人就是给他完整的自由”，而从父亲身上则学到，善待一切能善待的人，以及“爱一个人就是无条件地满足他的一切愿望”。

与许多朋友都会聊起童年，聊起父母，每个人的成长经历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委屈和创伤。但我回忆遍了我成长的角角落落，却找不出一丝来自父母的伤害。我的童年少年是完美无缺的。理智上是不相信前世来世之说的，但我有的时候却会如此地期望，如有前世，我一定是积了很多福，所以今世才有幸托生在这样的家庭中。若有来世，我希望我们还是一家人，下次，换我来做我父母的父母，竭尽一生的心力去宠爱他们、照顾他们。

吃花

去饭店吃饭，迎面扑来一阵花香，抬头看见杏树开满了花，便忍不住上前伸手去够枝尖上的花来吃，居然引来周围人的驻足观看，问：“能吃吗？”我奇怪地瞅了他一眼，说：“你不知道花能吃？！”

回头想想，其实这种令我费解的问询，以前也经常有，只是我太久没吃花，所以反觉得问话很新鲜了。

北京太脏，树上的花儿总被灰尘笼罩着而了无生气；而且北京的园艺工人太辛勤，所以花上面的农药总是很多，这都是我好久不吃花的原因。另外，北京四季假花怒放，也让我因噎废食。假花见久了，就让人连真花摆在面前，都觉得很假——有一次没留神就上了一当，路上看见淡粉的杏树上招摇着几枝碧桃，我大呼小叫地对朋友喊：“你看！嫁接的！”朋友淡淡地回应：“那是假花。”近了一看，还真是！

吃花是从小落下的毛病。长白山的春天比北京晚整整一个月，差不多是从五月开始——如果不算上四月里开的杜鹃的话。五一前后，杏花绽放；五月中旬，梨花开始登场；五月下旬，山上的野玫瑰开始红满山坡……吃花，就是从野玫瑰开始的。小时候，每到五月，爸爸就上山采集野玫瑰的花瓣，回来用清水滤了，然后一层白糖一层花瓣地往瓶子里铺。几个月以后打开瓶子，玫瑰糖的香甜就溢满了屋子。

家乡的野花品种很多，我无师自通地以其果实是否能吃来判断花是否能吃，能吃的比如野百合（家乡的土话把红百合叫山凳子，黄百合叫黄花苗子），比如杏花、梨花。最喜欢的便是梨花了，山上最多的也是梨花——秋天的时候，街上处处可以买到山梨。梨花开时，远远可以看见山上一大丛一大丛奔放的白，映在满山的绿中，漂亮极了！走近了更好看，花的白中是泛着淡绿的，粉嘟嘟娇嫩嫩的感觉。后来读到一些跟梨花有关的文字，比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比如“梨花一枝春带雨”，虽然都不是形容梨花的，但每每都觉得高兴，像是在别处见了亲人似的。但也一直没有特别满足，因为相比起桃花、梅花，梨花真的很少入诗。后来渐渐琢磨明白为什么梅花、桃花那么容易入古代文人的眼——北方无梅兰竹，也无桃花，而南方大概梨花也不多吧？——北方无文人，从古到今。

回到吃花。五月上山，站在梨树下吃花是我少儿时代的一大享受；从不饕餮，一朵一朵，细细地吃，清甜弥漫，齿颊生香，不觉中便饱了，一顿中午饭也就省了。

我到延边上大学，单从吃花的角度上来说，就是一大幸运。延边盛产苹果梨（好多年没吃过了，想着就流口水），而我们学校山后就是延边最大的苹果梨园。每到五月中旬，梨花满山，雪一样白，云一样厚，层层叠叠扑面而来。那种时候，别人上山谈恋爱，我则上山吃花；每每得意忘形，每每满载而归。

也有意外。

一年春天，我一个人跑到学校后山，爬上围着半座山的学校院墙，走钢丝，向着西边大雪般的梨园前进。远远看到西边的墙上跨坐着一个人，面目不清，但能感觉在盯着我。我有点不好意思，于是跳下来，在围墙外面朝着那个方向走。

走到一半，我突然看见一个穿军装的小兵迎面而来（学校后面是炮兵部队，所以当兵的常见，也不奇怪），敞着怀，红着脸。凭直觉，他就是那个盯着我看的骑墙人。我与他擦身而过，向梨花深处走去。

梨树都很矮，站在梨树前，不用仰头，不用伸手探枝，就可以把花吃到嘴里。树成片，花很茂，选择很多，于是我就一棵树一棵树地蜻蜓点水般地吃下去。吃花，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看到闻再到吃再到回味，每一朵花进到腹里都是一个足以让人与花形神合一的轮回，吃到不知是我吃花还是花吃我，便如痴如醉，白日飞升。

话说正吃到忘情处，突然感觉后脖子一股热气袭来，我转头一看，天啊，一张涨红了的脸几乎贴到了我的脸上。我本能地后退一步，定睛一看，正是刚才打过照面的那小兵儿。他呼呼地喘着粗气，满脸通红，红到了脖子，眼睛充血，目光如狼，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我心跳顿时加剧——满山似乎只有我和他——荒僻地方，我不怕鬼，只怕人！不怕很多人，怕只有一个人！不怕只有一个女人，怕只有一个男人！

半秒过后，我冲他波澜不惊地微笑了一下，温和地问了一声：“你好！”

那一声“你好”就像一根细针，轻轻地刺破了他鼓胀得气球一样的情欲。于是他瞬间委顿了，脸色慢慢白了下来，非常不情愿地做回了端庄的军人，然后一边跟我走一边回答我那些热情而无聊的八卦问题，比如“你们部队平时都做什么”之类的。不觉中，他已经随我走出了梨花深处，已经把我送到了学校围墙外的很安全的地方。然后我跟他挥手说再见，他依依不舍地说：“你明天还来吗？”我含糊地说：“可能会来。”

我在说谎。其实回答的那一刹那，我就已经决定这个春天，不再去梨园吃花了。

之后的日子里，我有点惴惴，那个可怜的孩子会不会天天去傻等啊？我后来一直没去，所以这一直是个让人有点内疚的悬念。

但我吃花的习惯并没有因此改变。这件事情只有一个地方让我想不通：他一路朝我背后走来，直到离我一厘米，我怎么会一点都没察觉呢？

贱贱地去吃了柳州螺蛳粉

听一位广西柳州籍的朋友介绍，说知春里那儿有一家经营柳州螺蛳粉的非常小非常小的小馆子，俩大学生开的，用料全从家乡运来，口味地道，全北京也找不出第二家这样正宗的柳州螺蛳粉店。她流着哈喇子说的，我们流着哈喇子听的。正好离我们公司不太远，所以我当机立断决定下班就去。

小馆子在巷子里，等我走了很多冤枉路终于找到那儿的时候已经饥肠辘辘了。虽然对这家馆子的“小”有心理准备，可是一进去还是挺傻眼的——只有四五平方米，只放两张小桌子还显挤。地方局促得非同一般，让我想起酸骚的“逼仄”二字。已然晚上八点了，可是八个座位还是满满登登地坐满了人，我只好在外面等。当然，等位的不止我一个人，还有两对情侣和随之到来的更多的情侣及学生。

最讨厌等位，要是换了别的地方，我早就潇洒而决绝地掉头换馆子了。可是这里，我可是花了近一个小时抱着朝圣的心情找到的呀！所以，忍了！

终于轮到我进宫，和完全不相识的人肩并肩头挨头地坐在一起，干等。眼睛不知道朝哪儿放，只好扭头看墙上密密麻麻的留言。这种饭馆里的留言一般都挺弱智的，何况，我还没吃到口呢，所以对众多的“爽”“好吃死了”“地道”“正宗”等等词汇毫无心满意足的共鸣，只有穷凶极恶的憎恨！

老板兼厨师兼小二果然是大学生模样，白净清瘦，气质沉静；放在大街上不会觉得怎样，可是放在小馆子的小厨房里，就觉得帅得晃眼，让人不敢正视。

在我的概念里，一碗粉的制作时间不过几分钟，可是我干坐在那里足足等了二十分钟，还不敢抱怨——谁让咱贱呢！千里迢迢来吃碗粉，又赶上个不紧不慢只求品质不求效率的帅哥老板，不是只有耐心等待的份儿吗？！其他人也和我一样，都在默默地潜心等待。平生第一次感觉到：等待一碗粉，是一种庄重的仪式。

等待仪式期间，不断地有后来人进来要粉。老板爱答不理的：“等一会儿再说，还没到你呢！”——酷死了！

又有俩中学生进来要粉，老板说：“你们到隔壁去吃吧。”学生很委屈：“不卖给学生吗？”老板说：“不是不卖。隔壁清静，你们可以吃得自然点。”我差点喷了。真体贴的老板啊，跟陌生人摩肩接踵地挤在一起等粉，的确很难吃得自然。

对面等粉的一对男女，粉，先于我而上。男孩说：“老板，有醋吗？”老板回答：“桌子上有。”男孩怯懦地嘟囔着：“瓶子空了。”老板波澜不惊地说：“哦，那就没了。”男孩只好埋头吃，敢怒不敢言。

隔壁桌子的一对情侣要加卤蛋和卤豆腐，老板回答：“卤蛋只剩一个了，豆腐没了。”该情侣只好分吃一枚蛋，依然敢怒不敢言。

我看得这叫一个乐啊！敢情这一屋子里都是和我一样贱贱的吃货！

仰慕已久的螺蛳粉终于上来了，一看它那副卖相，口水就流出来了，但是，不舍得狼吞虎咽地吃完——等了那么久啊！我怎么也得调动所有神经来细细品味。可是，可是，外面还有那么多千里迢迢贱贱地来等一碗粉的人啊，所以，又不好意思吃得太慢。快与慢之间的火候很难拿捏，我内心里那叫一个纠结啊！

含着热泪把这一碗酸酸辣辣的螺蛳粉吃完了，我立马就很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同时叫两碗。现在再叫，显然不得体了——如果我再坐半小时，那些还在外面站着的人估计要疯了。

由于不是广西人，所以此粉正宗与否我无从判断，让柳州人惊为天人的用料独特对我来说也是对牛弹琴，但的确很好吃很好吃。如果你喜欢大理石锅饵丝或者贵州酸菜肥肠粉那类酸酸辣辣汤汤水水的小吃，那你一定会和我一样喜欢。

对了，这家小店的名字叫做——疯狂beyond不再犹豫。

年轻时做过的那些缺德事儿

《非诚勿扰》中，葛优见教堂想忏悔，从幼儿园做的坏事开始讲起，一下午都讲不完。回头想想，其实自己也差不多，年轻时没少做缺德事儿，而且以此为乐。

从小，我就不是个让人省心的孩子，到处打架惹是生非，上小学前爸爸妈妈差不多每周都要赔着笑脸对领着孩子来讨公道的家长一个劲儿说抱歉。前几年回家过年，遇见一个阿姨，还意犹未尽地“控诉”我：“我家小伟的脸到现在还留着你抓的印子，算是一辈子破相了！”我嘿嘿地笑着，心里一点歉意也没有，因为听着就像听别人的故事一样，并且觉得很不可思议：一个学龄前的小女孩，面对一个比自己大的男孩，怎么就能那么勇猛呢？哈哈！

从幼儿园到高中，我都是群体中的捣乱分子，少儿时期喜欢带一帮孩子跳煤堆钻稻草垛把能搞乱的地方都搞乱，或者菜地里拔萝卜掰玉米果园里偷李子然后惊险无比地被农民伯伯追杀；初中时热衷于上课拿炉钩子拉正在认真听课同学的裤腿荡来荡去，或者上课起立之前把前面女同学的辫子绑在椅子靠背上什么的；高中时就正经多了，无非是喜欢心血来潮组织学生集体旷课看《老井》，骑车二十公里去城里“郊游”，等等。不过旷课这种事情好像更让老师头疼不已，常常被气得歇斯底里的老师揪到讲台当众批判，不过因为我心理素质好，所以也从来没因此感觉丢人羞愧过。常常是老师在那边声色俱厉地骂，我则无所谓地看台下窃笑的同学，觉得从这个角度看他们，嗯，一览无余，很新颖！（后来我当了老师，喜欢站在讲台上讲课，很难说跟这种讲台初体验没有关系。）

别误会，其实，我一直是个老师眼里的“好学生”，虽然成绩不很稳定，有时考全班倒数第二，但有时也能考到前三名，所以老师们对我的态度总是很拧巴，拿不准该用什么脸色对我才合适。所以，我的学生生涯一直都是被老师“夸并痛骂着”过来的。

迷迷糊糊地考上大学，由于情真意切地写了篇早恋约会被放鸽子的凄惨感受，就被汉语班主任老师迅速当成可培养的好苗子委以重任，不过，我依然难以放弃做缺德事儿的恶劣趣味。

大学时，晚上无聊，经常和几个狐朋狗友到校园寻找可以吓唬的目标，比如看见有人单独走夜路，不管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都会五六个人在他身后排成一个竖排，一言不发，僵尸一般默默地跟着走。经常是，前面的人走着走着就突然开始飞奔起来，然后我们在后面哈哈哈哈狰狞狂笑作一团，特有成就感！

有的时候，我们会分坐在校园里某条僻静通道的两旁聊天，看见有下山的缠绵情侣走来，就无比默契地把腿都齐齐地伸到通道中央，只留不到半尺的空当，然后又是一言不发地默默盯着他们，看他们经过我们的腿阵时，颤颤巍巍地踮着脚侧着身子，紧紧依偎着哆嗦着硬着头皮走过，然后玩命飞奔……于是，这一晚，我们觉得充实而有意义，晚上做梦都能乐出声来。

不过，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之后的我遭遇过各种真尾随和真流氓，也紧张得尿过裤子，不过都机智勇敢地逐一化解。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那时在边境小城上大学，五一、十一的时候就喜欢去心目中无与伦比的大城市——长春！长春各个大学都有些许高中死党，我一去了，大家就凑在一块整日厮混。学生没钱，吃喝聚会也都是在学校食堂，从来没有下馆子喝过酒，更不要提去声色场所打发晚上的时间。所以晚饭过后，我们一般都是一众人随便坐上一辆公交车没有目的地地瞎逛，到了终点就再换一辆。由于人口众多需要换的车次也众多，于是有同学自告奋勇地说：“不用买票，我有！”打开他钱夹一看，各色用过的公交车票花花绿绿的一堆！于是上车后，其中一两人买票，其他人则都窜到车厢后半部悄悄对颜色，然后拿出相应颜色的几张票，镇定地人手一张，晃一下，坦然下车！每次蒙混过关成功后我们都是一片欢呼，估计现在的人中了五百万也没我们那么高兴。

不过，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有一次，天黑，车厢又不开灯，结果把颜色给看错了，让售票员逮个正着，怎奈我们个个身手敏捷，趁着车门没关，呼啦全冲了下去，跑到车后面十几米的安全地带，然后回头看着七窍生烟的售票员把半个身子都伸出窗外冲我们祖宗八代地一顿乱骂，我们蹦跳着起哄着就屁颠儿屁颠儿地跑远了。真欢乐呀真欢乐！不过，那之后，就再没敢玩这个游戏了。

那就换种玩法！比如远远看见公交车进站了，我们便排成一排边招手边朝车跑去，已经关了门的汽车就体贴地停在站台把门重新打开。结果……我们从车门旁边排着队跑过，朝着后面的车继续招手，车门打开，我们依旧只是跑过……不用回头看也知道，司机售票员以及乘客肯定各种国骂京骂方言骂！

回想起来，我们好像特喜欢跟各种交通工具过不去。那时我们很少舍得花钱打车，好在城市不大，所以夜半时分从舞厅录像厅出来，一般都步行回校。随便叫出租车，对我们来说，几乎是件永远不可能的奢侈事。

有一次几个弟兄聚会，说起对“想打车就打车”的美好向往，其中一个虾米腰的大个子说：“嗨！这有什么难的？！哥们儿现在就给你们打一辆！”我们起哄说：“你打呀你打呀！你真敢打，回去就请你吃茶蛋！”结果这哥们儿二话不说就冲着出租车伸出手，一辆出租车真停在我们面前了！我们一时间都紧张万分，因为没一个人身上有五元以上的大钞！这时，那虾米腰突然东倒西歪起来，用醉醉咧咧的口气对着车窗里的司机说：“哥们儿，去X大，一块钱，走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半秒钟都不到，司机就一脚油门儿冲远了，留下背后一片攻克克里姆林宫般的胜利欢呼。当时我们就对虾米腰膜拜到不行！——丫还真敢伸手拦车啊！丫居然还真把司机给吓跑了！不然，还是学生其实很胆小的我们真不知怎么收场呢！

缺德事儿还做了很多很多，比如几个女孩吃包子庆生没给钱跑单什么的……

还有积极参与体育系和炮兵部队的群架，围观起哄呐喊助威什么的……

还有情人节给大学男老师打匿名电话，佯装崇拜他的文艺女青年约他在某地见面，然后到时间一帮人在暗处狂忍住笑，围观穿风衣戴白围脖的男老师四处张望焦虑看表的糗样子……

——当时我们有个文学类的社团，二三十个人，社团开会的主要议题一般都是集思广益积极拓展新的恶作剧模式，当然，也会互相汇报新近的文字贡献。比如当时女生宿舍男生是可以进的，但是十点半熄灯之前必须离开，不过总有些不自觉的男同学会无视这个规定，拖到熄灯后才心不甘情不愿地往宿舍外面走。楼管大爷忍无可忍，于是在女生宿舍门口的小黑板上庄重而愤怒地写上几个大字：“晚十点后，男生不许出入！”结果第二天，那行字的下面就多了一句：“不出住哪儿？”

男生的恶作剧更是花样繁多，周末他们会趴在临街的宿舍窗旁，冲着下面某个正在骑车匆匆赶路的人大声招呼：“哎——哎——哎——（二声，东北音）”骑车人急刹车停下，虔诚地抬头张望，结果会看到一帮男生若无其事地冲着天一起唱：“哎嘿哟……”

又比如，周末时，他们会设定一些规矩，谁先起床，谁就给全宿舍的人买中午饭。所以他们尽管醒了，睡得都累了，那也都死挺着不起来。最后总会有憋尿憋得崩溃的人，跳起来大骂着所有人的大爷冲到厕所去……

呵呵，呵呵呵……

都是些很遥远的事情了，突然想起这些来，一点忏悔的意思都没有。我为自己对自己的恶作剧没有内疚过而感到内疚——做人，怎么可以这样没有道德感呢？！

遇流氓记

《少林寺》风靡全国的时候，我刚刚上小学三年级，和全国小朋友一样，我每天放学以后的主要活动就是拿着《武林》之类的杂志，对着上面图画中的分解动作练武。

练武不能指望一步登天混成绝世高手，得先从基本功练起，循序渐进，这个我懂。所以，我每晚都在刻苦地对着墙壁或大树“嗨！嗨！嗨！”地练铁砂掌，以增强内功；或者跳楼梯台阶，练轻功；一般基本功练完之后，才会用剩余时间和小朋友对打切磋武艺，很刻苦。我对我会成为武林高手是从不怀疑的，甚至怀有一种坚定的信念。

我经常幻想武功盖世，身穿一袭黑色夜行衣，飞檐走壁，救各种平民于遭遇匪徒的危险时刻，而且经常会被这种幻想自我感动得不行。不过，一直到考上大学，我也没有遇到可以行侠仗义的机会，但脑子里的大侠幻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

我是在延边这个边陲城市上的大学。那个时候的延边，确实“民风彪悍”（罗永浩的评价）。这不仅表现在打架斗殴的目睹率如家常便饭一般之上，还表现在强奸案的屡见不鲜之上。大学四年，轰动全校的女生被强奸案就有十几起，还有好多怕名誉受损而不敢报案的呢！

一起又一起恶性事件，再次点燃了我的武侠梦。那时候流行跆拳道，正好我有个师哥是学校特训队的跆拳道高手，于是伙同顺子很认真地要他教我们。他欣然答应，不过要求我们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上山和他一起练。一向热衷于赖床的我在心里挣扎了三秒钟，随即答应，为了向社会流氓们挑战，豁出去了！

那一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极其有限的几个勤奋瞬间之一，每天早上被闹铃闹起来，睡眼惺忪地跑步上山，做完各种放松动作然后就是压腿；胯打不开，教练骑在背上一点点施力，直到整个身体完全贴到地面上。我的柔韧性经常让周围朋友惊讶，估计就是这个时候打下的底子。练了月余，正踢侧踢都能踢出风声了，我们学校山上的低矮灌木就开始遭殃了。因为师哥说过一句，一脚能把树叶踢掉一片，说明你的力量基本合格了，于是，我走哪儿踢哪儿，所经之处，残叶遍地。

觉得自己的武功已经不含糊了，我就特希望能遇见流氓，每天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校园里遇见流氓的概率很低，所以我决定到社会上去寻找流氓。一个周末，运动服白球鞋，我们满怀着对流氓的期待上街去找了家录像厅。因为录像厅是小混混聚集的地方，女孩子一般不敢单独去，去了就有被搭讪或者被调戏的危险。录像厅里的空气一如既往地混浊，但我们还是忍了三四部电影的时间，就是为了等流氓。五六个小时过去，我们已经饿得头昏眼花了，依旧没有流氓来招惹我们，于是悻悻地出去，决定在夜晚的街道上主动向流氓发起挑衅。走在路上，我们的脚步故意放得很慢，几乎是横着走的，说话声音故意放得很大，笑声肆意得有些走音儿，可就是这样磨磨蹭蹭地一直走回学校，也没有遇见传说中的流氓，最终也没机会将他们一脚踢成残废，跪地求饶。

再长大些我才明白那天晚上为什么苦寻流氓而不遇。一则，流氓不是满街都是，遭遇的概率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二则，流氓都喜欢调戏那些打扮妖娆的姑娘，像我们这种齐耳短发，一身学生运动服的青瓜蛋子，谁会有兴趣骚扰呢？！

终于等到遇见流氓的时候，我发现之前的武功全都派不上用场，能救自己的还是脑子和大无畏的气势。

我们的大学是依山而建的，院墙包了大半座山，我们的固定教室就在临山的最后一幢楼。有一次，我在教室里看书看得入迷，直到关楼的铃声响起，我才收拾起书包下山。是夜，月亮很大，我又想起少年时代在山里看月亮的光景。于是，放着大路不走，故意穿过校园中间暗幽幽的小树林，我想再体会一下在林子里看月亮的清亮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