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种传统的建立

1919年36期的《每周评论》，介绍了两种新刊物：《湘江评论》和《星期日》。从众多的“新派报纸”中挑出这两份来作介绍，大概是因为“这两个周刊，形式上，精神上，都是同《每周评论》和上海的《星期评论》最接近的”。介绍者特别赞许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和《湘江评论》“湘江大事述评”这一栏目，称后者“记载湖南的新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乐观。武人统治之下，能产出我们这样的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 至于《星期评论》，则在《湘江评论》停刊之后，发表玄庐的《哀湘江》，慨叹着“湘江评论呀！寂无声”的命运。 赞扬与惋惜，恰能说明这份地方学生刊物与它的学习对象之间的那份精神联系。

以“好兄弟”来概括《湘江评论》和《每周评论》之间的关系，并不过分。从刊物的题名到形式，模仿的痕迹随处可见，然而《每周评论》编者特别提到的“湘江大事述评”，却是《湘江评论》的地方特色所在，其中介绍的多是湖南本地新文化运动大事。在这份刊物被禁前的最后一期，“湘江大事述评”的内容是湖南学运史，主办这一刊物的湖南学生联合会显然力图为湖南学生运动建立一个独属于他们自己的光荣“传统”，在这一传统中，湖南学生运动的历史可以上溯到晚清。在对这个“传统”的叙述中，学生运动在每个历史阶段的意义被呈现得一清二楚。显然，在五四期间全国范围的学生运动热潮面前，建构这一“传统”的目的在于推动此时颇受压抑的湖南学生运动。在名为《本会总记》（疑为毛泽东所作） 的这篇文章中，作者显然将“本会”的成立视为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到来，此前的历史被归于“本会成立前的湖南学生界”。

叙述起始于戊戌的时务学堂，“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它与此后继起的明德学校有类似的校旨，“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从这时候至民国成立，进入这一“传统”的学生运动包括：时务学堂学生参与的唐才常领导的汉口起义；禹之谟领导的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事件；宣统二年五月（1910）的省各校学生运动大会；铁路国有问题的反抗运动及民国成立时的湖南学生军。 自觉将现代湖南学生运动的传统上溯到晚清时务学堂成立时期，并不让人觉得意外，时务学堂在湘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其影响却是无人可以忽视。时务学堂当然不会如五四时期的学校，以学潮的方式参与政治运动或文化运动，但其所招收的学生，首开反抗官厅，不服压制的学风，确与后来的学子有共通之处。

1922年，梁启超回到湖南，这次故地之行显然让他感慨良多。他下火车午餐毕，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寻访时务学堂的旧址，“公偕二人往小东街，泰豫旅馆访时务学堂旧址，寻得其十五年前曾住之室，摄影以去”。当天下午，在第一中学的讲演中，梁启超首先便抒发自己复杂的心情：“首谓此回来湘，有一最新之感触。因予在时务学堂时为二十五岁，今年恰五十岁，是人生之中心点适在湖南。” 以梁启超与时务学堂的关系，他来总结时务学堂在湖南教育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当然最为权威：“不过觉得与湖南教育界有关系，而且于全国教育界有莫大的影响的，在师弟同学间的精神，能够结合一气，一群人都有浓厚的兴趣，联合多方面来做事。” 作为维新运动的产物，时务学堂开设之初，早已设定自己的目标是：“培植人才为自强之计”，“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气”。 强调“经世”之用，显然是时务学堂的办学宗旨之一。从一开始，维新派人士就力图使这里成为维新人才的培养基地，时务学堂也成为当时湖南思想最为激进之地。从创立到“失败”，时务学堂不能摆脱的是与时政千丝万缕的关系。而这一风气所及，至于湘省各个学堂，“盖自戊戌政变以后，湘人革命思想，至遍及学界全体，如明德、修业、广益、唯一等中学及高等学堂、中路师范各校，均以提倡革命著称”。

从1897到1898年戊戌政变短短的时间，时务学堂的影响面不大可能达到一般社会民众，梁启超自己也承认，当时的学生“在学堂时，未与外界亲近，校外的人不知内容，故不发生什么影响”。时务学堂的这种“先锋性”，最终也成为它的隐患之一，因为“及至年假放假后，学生回家发狂似的宣传起来，风气所播，全湘人皆知道了”，于是方有“新旧大开战”。 曾为时务学堂学生的石陶钧，回忆戊戌政变之后，湘中形式大变，他为避去“这些城市的反动影响，与蔡锷一度走武昌。既而独自返乡，极感乡村与城市隔离的妙用”。这里所说乡村与城市的隔离，使他得以避开政变后的政治危机，恰从另一侧面显示出维新运动影响之窄。然而时务学堂对于湘省的影响，从长远来看，恰不在当时，如果说当时它所宣传的维新思想波及之面多限于士绅阶层，那么它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的人才对于晚清后的湖南乃至全国，影响均不在小。比起时务学堂本身，自己亲手带出来的这班人才也许更能引起梁启超的感慨：

戊戌之役，我亡命日本，时时务学堂曾办了三班，第一班四十人吃的迷药最多，感化最深！第二班我也教授过，第三班我全未教过。其中有十余人，要到日本来找我……过了八个月，唐拂尘先生在汉口图谋革命，十余同学，回汉帮助，竟不幸死难者八人。余三人，一人后来病死，一是蔡艮寅，一即范静生。

梁启超到日本后建立了高等大同学校，从时务学堂前去就学的共有十一人，在当时（1898—1899）的日本，中国留学生人数大概是七八十人，其中大约有二十人集中在梁启超所办的学校中，时务学堂的旧时学生显然占了大半。唐才常在这里找到了大批志同道合者，后来参与汉口起义的人中，包括了十五个留日学生、八个中国学生。 周锡瑞在论及这场由知识分子和秘密会党为主题的革命时，指出它的特殊之处在于，绅士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开始试图建立一种“同盟”，虽然这种同盟之间的联系如此之薄弱，导致了起义的最终失败，但这种知识分子力图与群众建立联系的做法“有足够的美好前景，鼓舞人们再度尝试”。 如果我们遵循这一解释，将不难发现，这一“做法”在后来的五四运动及大革命前后，被湘省学生多次加以尝试。从这一点上，《湘江评论》将湖南学生运动的传统上溯于此，就并不奇怪了。

时务学堂的学生被五四时期的学生视为自己的“前辈”，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他们与政治运动的紧密联系。虽然时代背景已然大不相同，湘省学生的政治热情却一直没有减弱。晚清到五四之间，中国政治的混乱也给学生足够多的理由走出书斋之外：“二十世纪的学生界，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经常率先表示出强烈的关心。他们所受的高等教育，他们的‘先锋队’作用的自觉性，以及他们从家庭和职业的世俗义务中摆脱出来的相对的自由，使得学生们特别适宜于担任积极批判现状的主角。” 清末湘省新式教育的发展，培养出大批这样的“先锋队员”，学生运动的再次兴起也就势属必然。

1902年，清政府实行新政，改变学校制度及选派人才出洋留学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年4月，湖南开始创办新式学堂，由于人才缺乏，湖南抚院决定“派举贡生员，充师范生，赴东洋学校肄业”。第一批共派出十二人，赴日习速成师范半年，为湖南官费留学之始。这一年湖南巡抚俞廉三与来湘的日本高等师范校长达成学生留日协议，自此成为定例，每年都有派送。1902到1906年这段时间，湖南出现留日热潮，其中1904年全国留日学生三千余人，湖南省便有四百余人，占据全国的十分之一强。 大批留学生的出现，自然带来湘省风气的改变。据沈祖燕的信件，曾在长江轮船上遇到一批放假归乡的湖南留学生，这些青年高谈阔论，旁若无人，称“我辈有志之士，遇此中国积弱之机会，断不可以不革命，断不可以不排满”。事实也证明这批留学生与当时新式学堂的学生一起，成为湘省各种革命或风潮的领导者。1904年成立的华兴会及随后的长沙起义，1905年的反美华工禁约及抵制美货运动，发起人均是学生一族。

留日学生对于湘省更重要的意义，还不在于当时的各种激进活动，他们对教育发展的作用，影响及于整个湖南近现代史。其中造就的大批教育界人才，如范源廉、胡元倓、朱剑凡和杨昌济等人都是教育名家。现代湖南的名校，如胡元倓创办的明德学校、朱剑凡创立的周南女中、陈润霖创办的楚怡学校都是留日学生的成果，而他们培养出的大批青年学子，成为五四时期湖南学生运动的主力军。当然，这些已是后话。而引发当时湖南最大一次学潮的，也多为这些留日学生，因感愤于国事先后自杀的陈天华和姚洪业（原名宏业，后因“慕朱洪武、洪秀全之为人，乃改名洪业”），便是这一时期留日潮中诞生的佼佼者。

《湘江评论》将禹之谟领导的公葬姚陈二烈士，称为“惊天动地”的壮举，并详细描述这一运动的场面：

于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一日，长沙省城大小学生。全体发动，分从朱张渡、小西门两处渡河。鲜明的旗子，和洁白的衣服，映着火红的日光，高唱哀歌，接二连三的延长十里以外。军警呆立路旁观看，那敢张声。这次毕竟将姚陈葬好。官府也忍气吞声，莫敢谁何。湖南的士气，在这时候，几如中狂发癫，激昂到了极点。

1927年，一位署名丘十的人，在以小说的方式来回忆晚清城南书院的学生生涯时，也记载了这一激动人心的事件：

从 湾市沿河到牌头口转到山上，绵延不绝的学生，一律的白毛操衣，号鼓喧天，旗帜拂地……禹之谟先生戴着拿破仑帽子，被着半尺多长的短发，坟头高声演说。我们路远了，听不清楚，只见他有时擎着帽子乱舞，有时平空一纵有数尺多高，可见他那慷慨激昂的情景。

这次事件集合了万余名学生，因时值夏日，学生均着白色制服，“当道及乡绅咸为惊异，以为民气伸张至此，殊于政府及官绅不利”。事件过后，禹之谟倡建了“湖南学生自治会”并当选会长。他在被捕后的《与同学书》中这样阐述他对于这一学生组织的希望：

我所希望之学生自治会，幸诸君之大魄力，于大风潮大势力兴大狱之际，放大光明于黑暗世界，狱中人闻之，喜而不寐，更望诸君以百折不回之气概，振刷精神……以自治会为政党会新国会之基础，其责任之重且大也如此，诸君勉之。……今学生自治会成立矣，请再进一步，创立群治大会，为各省倡，亦惟诸君是赖。

禹之谟对学生自治会的期许，是借由学生组织发展成为政党乃至民众联合体，从而实现其政治理想，而学生是充当“急先锋”的最佳人选。在不久后爆发的萍浏醴起义（1906年12月）中，学生确实担当起了这一角色，禹之谟的学生魏宗铨便是这一起义的领袖之一，学生再次试图联合秘密会党并发动群众支持。自从这次起义失败后，湖南学生运动暂时陷入低潮，周锡瑞认为自此起，学生和劳动群众开始沿着完全不同的革命道路前行，直到二十年后，当毛泽东回到湖南并开始他的农民运动为止。如果我们不考虑政治运动或革命的终极目的，而只将这种联合看做一种手段或策略的话，那么学生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在五四学生运动高潮期并没有消失，相反，在历次学潮中为了各自利益，他们的结合屡屡再现，成为湘省学生运动的一大特色。

晚清湘省学生发动的多次革命，并没有能够建立一个广泛的社会基础，这一点在1910年的长沙“抢米”风潮中展现得十分明显。1909年，湖南发生大水灾，造成严重米荒。在自发性的群众暴动中，新式学堂的学生成为另一种受害者，“饥民围烧抚台衙门，又要烧学堂，学堂监学拿出元宝，学生十人一组遣散”。在《故事之一》中，丘十记叙他们逃离学堂的经历：

见了我们经过，有的高声叫道：“这就是洋学生！”有的怒目相视，好像和我们有甚么深仇大恨，满耳都是“怕打吗”“打得好”“还读洋书去”“洋鬼子要保护你们的”“立正，向右转开步走”的声浪，我们只低着头向前疾走，生怕惹起他们的无名业火。

沿路的咒诅和讽刺，我们从戴着学生头衔以来，未曾如此受过。

学生在历次运动中充当领袖角色，但在暴动面前却成了被仇视的对象。学生和普通民众之隔阂，于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隔阂所造成悲剧并不限于此，在五四后的长沙师范惨剧中，不难看出这种隔阂状态依然存在。这种认识程度的差距，使得学生运动和民众分分合合，在历次学潮中，双方都根据自己的利益作出选择。

不管湘省官府在经历多次以学生为主导的革命后，怎样加强在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清政府的权威性却无法再在学生群体中树立起来。在湖南光复胜利后，革命党人回忆起这期间清政府的作为，特意强调政府对学生的压迫：

满政府就把学生，当作大敌；一面减少学校里的体操钟点，加多经学的钟点，并不许讲伦理、音乐，不许学生操枪；一面不许学生开会演说；一面多订些奴隶规则，把些学生，压制得没有一点生气。

不仅如此，学生与群众间的隔阂也被视为清政府所为，百姓烧学堂的暴行也被归罪于清廷。晚清朝廷对于学生虽诸多压制，学堂内的反清气氛却越来越浓。光绪慈禧相继去世后，湘省学堂学生的反应是：“大家从自修室跑到天井里，大叫大跳，都是喜形于色。”当监督奉命率学生哭灵之时，学生中无人肯去，最后只得推出两位中过秀才的前往，“说他们受过皇恩，应该有这一回”。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学生对待“孝服”的态度：

每人发竹布腰带一条……只不好缠在操衣上面，迫得大家都预备一件长衫。蓝竹布长衫，飘垂一根白色带子，倒显得雅致而漂亮。于是湾市牌头口两条路上，往来都是长衫白带之人，服期到了，还有些人舍不得这种打扮。

学堂学生对于朝廷之反感与不屑，于这件小事中便不难看出。

民国成立，湖南紧邻湖北，于九月初一便相应起义，此前湖南各种革命团体与联络机关纷纷出现，其中设立于学校之中的包括文明绣业女校、富训商业学校、振楚学堂、铁路学堂、实业学堂、优级师范学堂、实业学堂，明德、修业、广益、唯一等中学，此外“陆军小学诸生，皆血气正盛，排满革命思想，与日俱增，粟显扬等暗中联络鼓吹，另成一学生团体机构”。起义胜利之后，为了援助武汉，湘省连日招兵，青年学生再次成为积极支持者，“三日之内，即募成学生军一军”。《湘江评论》的《本会总记》所连载未完的学生运动史，便中断在此。在谈到清亡前省城学生运动大会时，作者特别提到令人印象至深的，是当时学生运动曲高唱入云的场面，“至今近十年了，湖南的同学们犹念着不忘”：

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醴有兰，无限发群芬。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而自晚清时务学堂以来，湘省学生，确实未负歌中所言，也难怪此文作者敢说：“独夫推翻，民国建立，教育之功，学生之力，不能不谓为诸种原因中的一个原因也。”

晚清湘省学潮当然不止以上所述，但这里提到的学潮，其共有的特征是进入了《湘江评论》的学生运动史，在五四初期作这样的历史叙述，当然是有一以贯之的观点在其背后支持。清末湖南的学生运动，其存在形式的多样性，远不止于此：1907年湘潭师范学堂反对校方腐败罢课 ；1906年经正学堂学生因与国文教师起冲突而退校 ；同年的湘潭中路学堂学生反对校方收费过高而退学，乃至因伙食问题，或与校外人员起冲突等小事引发的学潮，亦不在少数。然而这些都不曾进入《湘江评论》作者的视野。文中提到的学生运动，其共同特征是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这些学潮并不是一校之事，相反，它们涉及面之广，已经很难单纯用学生运动来进行概括。学生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在这些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并不限于教育界，相反，这些辉煌的运动史是学生突破学校限制，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于社会的表现。五四前湘省学生为自己构建出这样一个传统，显然志不在小，而风云变换的时局也为他们的这份政治热情提供了一个不小的舞台。

经历了民初的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自1917年开始，湖南陷入南北军阀的混战之中，“此次祸变，吾湘以当战争中枢，被灾尤为惨剧。七十二属，鲜不流亡满目，哀鸿遍野”。被灾严重之地如醴陵，在战事结束后，竟然只遗存二十八人，兵灾之烈，可想而知。湘省教育在这样的混乱局面中，所受影响当然不小，加之从汤芗铭督湘到张敬尧占据湖南省城一带，统治湖南的多是武人，所采政策多为高压，湖南学生运动一时颇为沉寂。张敬尧统治期间，教育界发生大恐慌，几至无法维持，因为不止军队占据学校肆意破坏，政府又将教育经费提做军费，再以贬值纸币充当学校经费，“纸币跌落，金融恐慌，省库空虚，支款无着。其影响及于教育界，比来省立各学校若第一师范第一女子师范，其不收学膳费者，大抵借贷俱穷，饔飨不给，余如各公校私校学膳费早已用罄”。不久即有九校长联名辞职事，省内许多学校无以为继，只能停课。五四运动在此时的爆发，对于湘省的学子来说，无疑是一次大好机会；在运动后期湖南的五四运动直接转向政治色彩更为鲜明的“驱张”运动，也就顺理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