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垦荒尚功伟

口述 | 刘文卿

人物档案：刘文卿，女，20世纪40年代初出生于山东文登一个红色革命家庭，60年代初来新疆投奔亲戚，曾在石河子一四三团参加劳动，现居一四三团二十连。刘阿姨少时习武，身体康健，坚信“生命的意义在于劳动”。

访谈时间：2014年8月2日下午。

访谈地点：石河子一四三团二十连。

邹赞（以下简称“邹”）：阿姨，您这院子收拾得干净利索，我还以为到了农家乐，呵呵。您是什么时候来新疆的？

刘文卿（以下简称“刘”）：我表哥把我接过来的，他是支边来的，在乌鲁木齐七纺工作，我那时候在家跟着师傅学些翻跟头啥的。

邹：您还是个练家子啊（笑）？

刘：练着玩的（笑），脑子被摔了一下，后来进工厂工作，机器轰隆隆地响，我脑子就疼得不行。

邹：您家是山东哪里的？

刘：山东文登。

邹：能简单回顾一下童年经历吗？

刘：也没啥说的（笑）。不过我们那些年真算得上轰轰烈烈啦，是吧？老邹。

刘阿姨笑眯眯地看着陪我一同前来访谈的邹立仁，说到往事，两人会心对视，邹立仁在一旁搭话：“那时太艰苦了，我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在背棉花秆子，背得腰都弯了。”

邹：您小时候家里是做什么的？

刘：我外爷（公）是地下党员，叫日本鬼子活埋了。

邹：那是红色家庭了。

刘：嗯，我姑父也是，他是地下通信员，给八路军送信的，过日本鬼子岗哨的时候，怕人家审查，过去的时候把东西（信）藏起来。那时候不是都牵的毛驴吗？东西就藏在毛驴鞍子里头。他去找，但是到处都找不到这个东西了。那时候你把重要的文件丢了，麻烦得很。他没办法，就牵着驴回去了。东西找不到了，走投无路，他就上吊自尽了。

邹立仁也是从山东过来的，他亲历过日本鬼子的暴行，对日寇深恶痛绝，此刻神情愤怒，在一旁接话：“哎呀，日本鬼子太坏了。”

刘：赶他死了以后，你不知道，老邹啊，我家的人，我姑姑，我爸爸，都不服气。大家说怎么好好的东西放那能丢呢，最后一掏又掏出来了。

邹：他当时没找到，可能是因为太紧张。

刘：他就是特别紧张，当时没掏出来嘛。那死也死掉了，留下我两个哥哥（姑父的儿子）。

邹：您父母是做什么的？

刘：我爸爸原来也是民兵，具体当了个啥我也不知道。他都走了好多年了。我外爷被日本鬼子抓去活埋了。在文登埋了七个人，其中就有我外爷。我妈妈哭着硬要去看，我爸不让去。我爸说：“说啥你都不能去看，你一去咱们全家都要暴露、都要死掉。”我爸爸就看着我妈，不让她去看。我给你讲，我爷爷奶奶都叫日本鬼子抓起来了，都赶到营南那个地方，全部枪毙了，杀死了。小日本照了相，前面架的照相机，后面机枪扫。我那时候小，后面还有个妹妹。我妈妈怕我们都那个（被害）了，就想办法把我们藏起来……我们山东不是多山吗？他们就把山边那个地皮揭了，挖个洞，就像咱们现在说的菜窖一样，里面放些红薯呀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把我们吊下去，再盖上地皮。我妈的意思是我们（大人）死了你们也死了，我们（大人）活了，还可以把你们（小孩子）扒出来……那地皮都打得跟蛇洞一样，但周围都封得挺好的，我们也没受伤。我们还小，自己也没办法出来。

邹：藏了多长时间？

刘：可能两三天。前面日本鬼子枪毙人，因为咱们部队追上来了，鬼子就没来得及复查，没来得及看看这些人都打死了没有。所以说，就这样子，鬼子把我们一家人的照片都照下来了……幸亏我们的部队赶到了。

邹：真是“最后一分钟营救”！您那时候多大？

刘：我那时候小。我哥六岁，我就是三岁。

邹：这么小，可能亲眼看到过鬼子，都没有印象了。

刘：嗯，没印象了。我只记得我爸爸那时候一有什么事就扎那个草把子，日本飞机来了，就点燃那个草把子，可以给（住在）下面的老百姓报信。可有意思了，扎的一把一把的，一有什么事，那火一点，就上去了，后面那村子就知道了。因为我们是住在山边上么。我就给我爸爸拿草啊，以前不是高粱秆子吗？一捆捆的，不敢拾多了，拾多了下次没有了你就没办法了，没什么可报信了啊。（日本人）打死了人以后，部队把他们撵走了。那时候谁都害怕死啊，都有孩子啊。他们（日本人）走了，咱们部队来查看人死了没有。有的人就拖死人盖到自己身上，自己身上染得满是血。鬼子用机枪扫射，有的打死了，有的没打死，我爸、我哥、我妈就是这么活下来的。

邹：您的家庭是伟大的红色家庭。

刘：唉，都过去了。

邹：您小时候的武术基础是怎么来的？

刘：那是我们学校一个老师看我动作利索，他一高兴，就说：“咱们办个学习班！”于是把我收了，领着我们一起练，练了几年。后来1958年不是大炼钢铁吗，漫山遍野就拾那个矿石。捡了矿石以后，回来就砸啊，或者就掏啊，把那黑黑的掏出来，我就负责收。那时家家都有磨，老师说你把那个磨碎，磨碎了不是好炼一些吗?就那样子。我妈回娘家了，我就把（一些）娃娃领回家，几个人抬着石头磨，玩得高兴得不行，把那矿石磨得细细的，那个磨粮食的磨全都被磨平了。

邹：您现在的身手，对付两个年轻人应该不成问题吧？

刘：呵呵，现在不行了。

邹：您那时候上过小学吗？

刘：要说上过，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哪有天天上学的！我们上学那阵子，姊妹三个的学费加起来才五分钱，（就这样）都没有钱交学费，交不起。那是1963年的事。他们都回去要学费，我不回去要，我怕回去白跑一趟，还会被我爸爸骂一顿。

邹：您兄弟姊妹几个？

刘：原来八个，后来死了一个。三个男的。我排行老二。

邹：七八个孩子，家庭负担挺重，当时基本的生活能维持吗？

刘：我们那时候哪有吃的东西。1960年，全都是挖草根子吃，在外头挖野草吃的。

邹：您怎么会选择来新疆呢？

刘：那时候我表哥是支边到新疆乌鲁木齐来的，他回家把我们接过来了。先接的我哥哥，接我哥哥的时候，我就动了心思，想跟过来。

邹：新疆这么远，父母放心吗？

刘：家里太穷了，我又有表哥在这里啊，他是我姑父的孩子，他跟我说：“走，到新疆去，我给你找个工作！”

邹：表哥当时是怎么宣传新疆的？

刘：就说新疆挺好的，新疆比咱们老家强得多，不管好赖都能吃饱。那时有个糊糊抱着喝，都很好了。

邹：您当时跟着表哥从山东往新疆走，途中有没有发生什么故事呢？

刘：我哥哥和我表哥一起来的，我还不是，我是王连通（音）把我接过来的，他也是我们那个地方的，我也管他叫哥哥。他路上说啥我也听不懂，他说你不要紧张，我到了新疆就把你带给你哥哥。就这么来了。

邹：您来的时候多大？

刘：十几岁，不到二十。

邹：您刚才说的这个王连通，他是以什么名义把您带过来的？

刘：探家。说是新疆的纺织厂招人，我报名就进去了。进去了人家就限时间看着你，看你能不能适应。厂里的梭子“吧嗒、吧嗒”响，你说话根本听不到。要什么东西都是这样打手势，跟那个哑巴打手势一样的。要线头什么的，都打手势。我进去一听，脑袋疼得厉害，不行，咱干不了。

邹：那一批一起来的有多少人，是政府组织的吗？

刘：有十几个吧。我们是跟家里人一起来的，不是国家统一拉来的。也就是说，家里有人支边，就跟着过来啦。

邹：当时火车已经通到乌鲁木齐了吗？来新疆的旅途顺利吗？

刘：也没什么故事。我来的时候都解放十多年了。那时（形势）已经好多了。

邹：您来了后觉得这个工作自己适应不了？

刘：嗯，适应不了。考核咱通不过。因为我哥是干部，我就说我还是到兵团去吧。我们有个老乡在兵团，他介绍我到了十九连，原来是试验场四连。我在那待了几年。噢哟，那时待在那里太苦了。饭倒是还可以，在老家干苦力的人，肚子饿了只能吃糠，在这吃馍馍。见了白面馍馍真是高兴得不行啊。但是干活都是深更半夜的，天不亮就下地，伸手不见五指。

邹立仁插话：“那时在兵团有南瓜糊糊喝，干活是苦，有时半夜都在地里，但过得比老家强。”

邹：您都做些什么工作？

刘：我们来就是拾棉花，还有积肥啊，建羊圈啊。冬天拉肥料，那时候哪有拉的，我们刚来都是背的。一个人一个小背筐，就像四川人背的那个。后背背得都是道道，成行成岭的，肩膀皮子都拉掉了，也不敢吭气。

邹：当时有没有后悔呢？

刘：没有，都自觉得很。我老爹问我在新疆干什么，我都没给他讲。要是讲了，我爸爸知道我在新疆受这么大苦，他肯定要叫我回去，我就没给他讲。

邹立仁插话：“那时候人都不知道咋了，拾棉花拾到半夜三更，有病也不请假，争先恐后的。”

邹：劳动很辛苦，这过程有没有什么故事？

刘：哎呀，我刚来的时候，正是春天定苗的时间。你不知道，那棉花长得像咱们老家地里长的荞麦。荞麦叶子也是红秆子，我把那个苗当成荞麦了。后来我们队长说：“嘿，这是棉花，不是你说的那个荞麦！”认错了么。他说了以后我就弄了棉花苗来定，定了以后我们开始浇水，还演节目搞宣传，讲建设兵团怎么怎么好啊。

邹：那时候大家劳动很积极，据说纪律也十分严格。

刘：对，纪律特别严格，大家也自觉遵守。如果要到哪里去，必须要请假。批准了你才能走，不批你不能走。逢年过节你要回家，必须家里来人接你，签了字，把你领走。违反了纪律，惩罚比较严厉，记得有个人思想开小差，偷偷跑掉了，抓回来后胳膊都被打断了，还有罚关菜窖的，那菜窖深得很，用钩子吊着篮子把饭送下去，然后再将钩子收回来……

邹：是因为偷懒不想劳动所以跑吗？

刘：是啊，就是嫌太艰苦了，实在受不了。

邹：您那时候劳动应该是走在前列吧？

刘：那是。那也没办法啊，我这个腿吧，你看到了，到现在都不太好。我参加了突击队，一共十八个人，我们割黄豆，一个人一天割七八亩地。（纪录）高的都割十几亩地。我的腿就是砍葵花的时候受伤了。大家拼足干劲，谁也不甘心落后啊，一排人刷刷地砍过去。快收工的时候我把腿砍伤了，砍了都不知道，光知道镰刀碰了一下，也没在意。现在都不知道那时候咋过来的，那时候人只知道干活。

邹：受伤了，有没有休息几天？

刘：没有。一天都没休息。等到突击完了，回家都十点多了，慢慢走着，才发现怎么鞋子里脚黏糊糊的。那时候都穿的解放鞋，衣服鞋子都是上面配发的。我想着是不是进了水了，也没管它。回来打了水准备洗脚。脚一伸到盆子里，就听到旁边有人在喊：“噢哟，你的脚烂了！”我说没有吧，她说你看你盆子里！那时候点的那个小小的灯哪能看得见，凑近了才看到。一看裤子割烂了，血都流到盆子里。她说不行，你得赶紧到卫生所包一包去。我说包啥，没事，不管它，反正也不疼。那时傻乎乎的，真的不知道疼，光知道干活。后来到麦场扬麦，这样腿不用使多大劲。对了，《人民画报》拍过我们的劳动场面，我们还拍电影了呢，叫啥来着？

邹立仁接话：“《天山的红花》，那是收麦子的时候在我们连队拍的。”

邹：对，崔嵬导演的作品，1964年上映的，在全国都产生过影响。您刚才回顾了劳动的艰辛过程，您表现这么积极，应该经常拿奖吧？

刘：拿奖是经常的，不过那时候也不想这些。

邹：您跟您爱人是怎么认识的？

刘：是我调到这边连队来才认识的。在那之前，我处了一个对象，他成分不太好，但是人品特别好，忠厚老实，在连队开拖拉机。他是河南人，也是别人介绍的。他看上我，我也看上他了。说什么我都要跟他。后来，教导员说不行，他家是地主成分，咱家是贫农。不行，那咋办？教导员说，二营八连有一个才八岁的（地主家的孩子）都知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人都二十多岁了，能忘记家里以前的情况吗？我这个人很倔强，心想要是跟他说我不愿意，我没办法面对人家了。我就跟教导员说，这个人我跟定了。后来上头把他调走了，调到很远的地方，那时大家都忙于工作，也不能随便请假。

邹：您当时内心很痛苦吧？

刘：肯定痛苦啊。那时风言风语多得很。从河南来支边的那些人都知道我俩处对象，说什么的都有，有说我不愿意了，变心了怎么怎么的。我当时想啊，就算我俩拉倒了，友情还在，也不能说以后就不见面了。他说我们以后就以兄妹相称，行不行？我说可以啊。就这样兄妹相称。他姓乔，叫乔保中（音），会开拖拉机，会打铁。他身边有人给他出主意，叫他害我。他那天就拿的刀子。他领我出来了，口袋里藏着一把刀，但他下不了手。两个人坐在那，他哭，我也哭。没办法处理，只能这样子。后来我起身说：“我要回去了。”我看他不太对劲，手有点发抖。我觉得情况不对，转身就往回走。他猛一起来，刀子掉地上了。我说：“没想到，人心隔肚皮啊。我俩这么好，就是因为家庭原因（分开），我也没办法。人家把我们分开，又不是我自愿离开的是不是？你想把我杀了？那你就杀了呗，杀了我你就痛快了？你把我杀了你看看你能不能活？”他说：“你放心，我不会杀你的。是他们给我出的主意，把刀子塞到我口袋的。”我说：“他们塞给你你就装上了？你还是有这个动机么，没这个动机你不会这样子的。”我们就这么彻底断了。

邹：他后来怎么样了？

刘：他早就死掉了。后来他找了个河南的女的结婚了。那女的也不知道心疼他。他病了，得的是肾炎，全身浮肿，那女的也没好好照顾他。我一直躲着他，但是不管开会还是干啥，他都能找着我。

邹：他心里可能还是有您。

刘：嗯。他老是能找着我。因为我以前给他买过一件衣服。他总穿着去找我。后来我去开会都要藏起来，叫他找不到。这事情就过去了。

邹：那时候男男女女一起参加劳动，女同志们也是垦荒戍边的生力军，毛主席他老人家写道，“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大家相互接触的机会还是比较多吧？

刘：我们冬天拉爬犁，一个是肩膀背，一个是抬爬犁。爬犁子这么四四方方的，有个门。两个人一起拉，大家自愿结合。我是和杨聪……好像就叫杨聪（音）一起，杨聪瘦小，过桥、上桥老拉不上去，别人都不愿意要他。但是你必须拉到门口，你拉到门口才一人发一个苞谷兜，你有多少个苞谷兜就证明你拉了多少车么。下坡的时候那个爬犁跑得快啊，地上都是雪，就把他拖倒了，我得跑啊，我不跑我也倒了，我说，“你赶快把绳子松掉”，他就松掉了。我就一个人拉。后来我问他：“你能拉动不？”他就一个劲儿哭。我说哭也没用，你参加了这个工作就得干，是不是？不干你就拖后腿了，咱俩今天就没有成绩（车子数量）。他哭得更加厉害。最后人家看他小（我那时也小），就叫我们演节目，搞宣传。

邹：现在想想，劳动中结成的友谊真是弥足珍贵。

刘：嗯。那时正规得很（此处老人家把我说的“珍贵”误听成了“正规”）。吃饭发衣服，排队打饭，都正规得很，领衣服都要批。

邹：您和初恋因为家庭出身的原因遗憾分开，您和您爱人后来相识，是组织上牵的线吗？

刘：我是后来调到这个单位的，才认识我们家这口子。他在锅房，我在大田，他是厨师，甘肃人，贫农出身，人也老实勤快。那时候处对象都遮遮掩掩的，我们平时各忙各的，有时候见缝插针抽空到马路上转转，后来被连长发现了，他说：“谈恋爱正大光明的，我给你们腾个办公室你们谈去，不准在马路上那样，出了事谁负责？”（笑）

邹：不在马路上谈恋爱，那就到地里，边干活边谈恋爱，呵呵。

刘：（大笑）地里哪能谈？男的跟男的干活，女的跟女的在一块。

邹：你们认识多长时间就结婚了？

刘：我1963年来的，1975年才正式结婚。那天正在地里干活，有个放牛的赶来通知我，说：“刘文卿，你今天结婚哦！”我说：“啊！今天结啥的婚？胡说八道的。”他说：“就是，你今天结婚，赶快回家收拾收拾！房子给你们都弄好了。”我们就这样接到通知，结了婚，我记得那天是“三八妇女节”。

邹：婚礼是怎么办的？

刘：哪有什么准备的。两张床弄个垛子挡着，用棍子顶住，苇巴子挡上，再给你两床被子。

邹：有没有准备糖果？

刘：糖果好像是连长买的吧。我们那时是五对人，好几家子。年轻的有三对，还有五十多岁结婚的一对，六十多岁结婚的一对。我们都在会议室举行的婚礼，集体婚礼，然后就天天在地里干活了。我们那时哪像现在，你随便把地扒一扒就行了，那全部是有尺子的，这么长一根棍子，刚好一米。（种）棉花是八公分，那棍子上刻的印子就是八公分，要是少了你就要减产。你这一棵和那一棵之间有十多公分，那就要罚你钱，开会点名批评。那尺子就在裤腰带上拴着呢，就这么定上一棵，还得把苗子扶好，棉花苗子都得直直的。一尺子几棵苗，班长一看就看出来了，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邹：那时候大家的自尊心都很强，谁都不希望被点名批评。

刘：是啊，你争我赶的，生怕落后，我那奖状都是一沓子的。

邹：您来新疆住的是平房吧？

刘：我们刚来住的地窝子，后来才搬到平房。

邹：您结婚生孩子了，谁照看孩子？

刘：自己带啊。

邹：还需要出工吗？

刘：当然还要出工啊，不能耽误工作。我没有申请转家属，一直是职工。那时生孩子批准五十六天的假，假完了就要下地干活。孩子放在家里，锁在家里任他自己跑。摇篮也没有，孩子放在集体宿舍。上班的时候，家里的火都用水浇灭。前面有例子，姊妹两个（小孩）穿的棉衣，在家冷，就掏火，火星子烧了棉衣，两个都烧着了。一个烧死了，一个残废了。

邹：您爱人在伙房工作，您又要出工，您出工的地点离家远吗？

刘：远得很。但是必须要去，不管上哪里都必须要去。

邹：您到那么远的地方下地劳动，担心孩子吗？

刘：担心什么呀，全都顾不上。有时中午到喂奶的时间了，人家都不叫你喂。到了快下班的时间，提前半小时让你回家。

邹：孩子肯定饿得在家哭吧？

刘：哭得特别可怜。满地大小便，屎尿地上是，床上也是。我们回家再收拾。我们连队还有几家人，孩子在家怕掉地上了，全部绑起来，在墙角弄个橛子，带个钩子，把它扎到墙里头，带这么长一个带子，（绑上后）反正这头那头你都掉不到地上。那时候床上也没啥东西，弄个席子、单子铺上。把孩子放到上头，反正掉不下来。屎啊、尿啊全都在床上头。中午我们回来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单子弄下来，换一个放上去。

邹：您爱人在伙房工作，会不会有时间去看看孩子？

刘：不行。有纪律，哪能随便出来。你做饭，那么多人，根本忙不过来。

邹：既当妈妈，又当职工，两头忙碌，太不容易了！

刘：是啊，好多人实在坚持不下去了，自动退职，当了家属。孩子那阵发烧在家都没人知道，水都没得喝。整个一天，中午回来的时候可以给他喂点水，忙碌完我们又该出工了。我们两个都是职工，那时中午回来做饭，太苦了。我给你讲，回来做饭，饭从锅里刚弄出来，就赶快给三个娃娃一人一碗盛出来，放到水桶的边上，孩子的饭凉了，赶快一人发一碗就坐那吃去吧。孩子安顿好了，大人才有机会吃饭，赶紧往肚子里扒拉扒拉几口。

邹：过得这么苦，您没想过转成家属？

刘：我根本没想过，就想着干活，觉得劳动光荣。我生过一场大病，我们连的王连柱（音）副连长好心劝我，说我有病，干脆办个病退算了。我说不行，我还要干。人家都笑我呢，说：“噢哟，天老爷，你都这个样子了还要干！”我想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里老人都过得穷苦，连盏灯都买不起，我那时每月十八块钱工资，包伙十五块，就剩三块，两个月挤到一起换成五块。五块还没法邮寄回家，就弄个牛皮纸，和钱一起搓得软软的，装到信封一起寄回老家去。每个月还得用钱，买牙膏、牙刷之类，你算算还能剩下多少钱。后来（工资）涨到三十块的时候就好一点了，也能给家里多寄一些了。

邹：您一直在参加劳动，有没有继续学习文化课程？

刘：有啊。那时在地里休息，我在地里翻着玩，拳打脚踢的。好多人都来看，有人鼓动旁边的男娃娃，说：“你肯定不敢打她，她几下就能把你打趴下。”一个男娃娃不服气，跑来跟我打，我也没使劲，胳膊这么一下，他说：“哎哟，你把我心都掏掉了。”嗷嗷直叫唤，我说我都没使劲啊，我要是打你一拳，你还要不要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