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研究的“历史感”

程光炜

除去对当下诗歌现象和作品的跟踪批评之外的研究活动，一般都应该称其为“诗歌研究”。它指的是在拉开一段时间距离之后，用“历史性”眼光和方法，去研究和分析一些诗歌创作中的问题。正因为其是“历史性”的研究，所以研究对象已经包含了“历史感”的成分，这些成分，有的来自作者、作品本身，有的则来自研究者自己，而且由于当时和后来社会文化环境的渗透、影响和制约，这种“历史感“必然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些有“差别”的“历史感”是怎么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影响到研究者的研究活动，影响到研究对象的变化、变异？通过对上述现象的进一步取样分析，是否可以进而观察到本时代多元而复杂的诗歌面貌？如此等等的问题，都让研究者难以割舍，引发一连串的思考。

一、“历史”是否可以被预设？

按照通常所知道的历史教科书知识，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被预设的。因为如果不能这样，我们就无法与过去的历史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和联系。在过去的历史常识和人生经验中，这种被各种权威话语所预设、强调、重复的历史，往往成为在“今天”判断问题并据此加以解决的一个标准。例如，在不少诗歌史教科书中，艾青都被看做是“人民的诗人”，土地、天空、人民、抗战、黑暗、光明、忧郁、归来等等概念，按照一定的逻辑被编辑成一种有利于这种历史叙述的知识谱系，它们通过研究、发挥、课堂讲授等现代传播手段，被复制到读者的大脑接受系统之中，并固定了下来。又例如“七月派诗人”写于六七十年代的手稿，被指认为“潜在写作”的文本，那么如此一来，这一段原来被认为近于“蒙昧”的诗歌史，便从此显露出了思想的价值，甚至有超出正常的“新时期”历史阶段的更高的认知品质。这样的预设方式及其结果，不能说没有它的道理，它与预设者当时社会文化环境的合拍，或主观想象的默契感，是支持它得以成立的一个理由。

于是一种诗歌史研究，即是按照上述历史路径评价、分析这些诗人创作和流派现象的。在这样的研究眼光中，被预设的“历史”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存在，隐身在所进行的评价和分析过程之中。所以，无论是研究者还是被研究者，所观照的研究对象，丝毫不会觉得自己是被一种东西所“强迫”的，他们往往还会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发明”和“创造”。看看已经出版的大量诗歌研究著作、论文，就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不过，这种不令人满意的现象也不值得奇怪。因为一件诗歌产品一旦问世，它就应该进入诗歌的流通渠道，经过批评家、读者、书店和课堂之手，转化成有益于诗歌文化发展的艺术陈列品。一般读者，是不会关心这些艺术陈列品背后的那些被预设的“知识秘密”的，他们与诗歌研究者的强强联手，结果就使后来者的“再解读”、“重读”显得异常的困难。

但是，不满足于这些诗歌史“表面现象”的研究者，又试图找出那个事实上被预设的“隐身者”。他们从边缘处出发，采取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坚韧地回到一座座已显荒芜的“历史遗址”之上，想揭发出被历史预设所埋葬的所有“真相”。“文学史一般都是经典的历史”，“从某个角度看，其实它也是一个接受的过程，该值得追问的是：这样的接受过程从何而来“？以上言论的论者又指出：“更早的例子是1977年由张默、张汉良、辛灪、菩提与管管编选的《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张默在该诗选的《编后散记》中即言，五位编者所持的编选标准，也就是入选之诗家被挑选的条件，即‘个人文学声誉及对当代社会之影响’，并希望籍此‘使它们成为日后文学史家据以作为研究中国现代作家的第一手资料’，可见其以经典代写台湾新诗史的意图昭然若揭。”于是他们尖锐批评道：“经典的形成与被接受的过程，可以说，作为编辑角色的编者占有很重要的位置。”①显然，被预设的“历史”遇到了激烈争议，他们质疑“以经典代写台湾新诗史的意图”，是因为对新诗“历史”的认识存在不同的角度。然而，这种“质疑”是否能抵达历史的“真实”，作者却没有回答我们心中的疑问。

批评者与被批评者明显存在着“年龄”的差距，作为生活在不同年代的两代人，自然在对历史的看法、认识和态度上有一定的分歧。当前者认为“个人声誉”、“社会影响”能够成为入选诗选的“标准”时，后者的疑问紧接而来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那是“你们”的历史，而非“我们”的历史。一个被事先认定的你们的“历史”，能否代替、覆盖我们的“历史”，也许本身就缺乏充分的依据。但是，这样一来，也让人们在认识、接受前代作家的“经典”时遇到了障碍。当我们认为“文学经典”尤其是伟大的“文学经典”都具有普世价值，因而它们可以超越一切历史云雾而具有艺术上的恒定性时，它们在一般文学课堂上也许是畅通无阻的，而在严格的研究者这里则并不尽然。这是因为，对具体的研究者而言，他们对经典的研究会依据个人经验、具体的历史感觉和审美的趣味，这导致了他们心目中“经典”的“书目’’可能会不断被调整。举一个具体的例子，诗人欧阳江河被认为是90年代最“优秀”的诗人之一，很多年轻的诗人和研究者都曾深受其影响。但当“诗坛”风气变化，即使是同一拨人，也会认为臧棣对于“今天”的诗歌写作比欧阳更有“意义”。“90年代许多时候，诗歌‘重’的成分很多分语词、句式，材料都好像经过精心调配，而达到一种‘重’的效果”，“而现在，肖开愚和臧棣带给了我们对‘轻’的思考和重视”。②

在这里，不光看到研究者的“历史感”因为时代潮流因素发生了变化，它同时也连带到研究对象——诗人作品的内在品质也因此而转变，即欧阳江河诗中的“重”的品质被认为不那么“重要”了，臧棣诗中那种“轻”的元素，被认为更接近人们今天的“真实”感觉。因此也能够想象，当依照这样的历史看法编选诗歌选本时，它就会被贯穿到入选诗人和作品中，导致一些原本认为“重量级”诗人的落选，同时另一些新诗人迅速占据所空缺的位置。这样的“选本”，正在培育着新的诗歌读者，并即将发生巨大的影响。①

二、地域、观念上的差异

此外，地域、观念的因素，也会导致人们的历史感有所不同。“70年代初期的现代诗论战，以其对回归传统和本土现实的呼声，堪称1977到1979年左右的‘乡土文学运动’的前身。运动的发展主轴依旧，虽然诗在其中几乎缺席。随着台湾政治反对运动的成熟，对台湾认同的诉求终于引发了1979年底的‘美丽岛事件’。70年代初期，本土意识清楚地意识着中国意识，但在70年代接近尾声之际，浮现了‘中国结’和‘台湾结”的分歧现象。先前现代诗论战的双重焦点——中国传统和社会现实——在80年代逐渐被‘台湾现实’此单一焦点所取代。挖掘和再现台湾历史，也在这时期的现代诗里获得极大的反响。”②从中，能够看出诗歌“游离”于社会之外，并没有完全受到禁闭。而随着经济起飞，“阶级意识”逐渐为“族群意识”所代替成为影响社会视听的“中心”，“外省焦虑”与“台湾焦虑”相碰撞，后者的“单一焦点”却成为现代诗内心躁动的另一重要资源。来自另一地域的叙述，可能告知的是另一个“70年代”：“自1966年6月前后，中国社会进入了长达10年的混乱时期。在这史称’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年头，当代新诗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灭顶之灾。”在此期间，既有“红卫兵、小靳庄和报刊诗歌”的“狂热”兴起，也有“诗歌沙龙、‘手抄本’”以及“白洋淀诗人”的“沉默的潜流”，而后来的“天安门诗歌运动”、“归来的诗人”则把新诗重新带入到了“新的时代”。①在这里，可以感知诗歌被意识形态所主导的真实地位，那么，某种意义上，它的历史评价也成为意识形态评价的一种复制的效果。可以看出，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多多少少仍顽强残留着的“本土”、“乡愁”，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反差。这种文化环境的渗透和制约，建立的是研究者有可能是貌似接近但实际不同的历史叙述。

有意思的是，当人们被地域所限时，是察觉不了历史叙述中的地域话语特征的。这是几十年来地域话语所影响、渗透，并因此而参与了其人格建设和学术建设的一种真实结果。在这种时候，当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自己”的历史判断时，其实历史已经预设了我们一定会“这样说”的话语底线。因此，在我看来，没有必要宣布它是否“正确”，并再一次人为地划出学术等级。更值得重视的，倒是那种“大话语”怎样笼罩叙述者，为什么即使是反抗、偏离、调侃抑或是质疑的大胆举动，都脱离不了文化年代的印迹，反而变成了另一意义上的“重述”？更需要发掘的也许是，即便是“轻”，仍然还是地域意义上的“轻”，并不具有文化异质的实际涵义，它同样不也具备“地域”的色彩？

历史感的不同，有的还来自诗歌观念的形成。我们知道，所谓诗歌的“观念”应该有以下几个层次：一是受“流行”观念影响，这种观念带有历时性的鲜明印迹；二是虽受流行观念干扰、影响，但经过一段时间的警觉、反思、过滤，这种观念开始具有了“个人”的眼光；三是“流行观点”与“个人眼光”的交叉使用与故意含混不清，然而，其历史感的呈现反而更为复杂和繁富，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则非常不易。因此，我们会看到，虽然诗歌研究者们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们的“历史感”依然存在着一定差异。比较突出的例子是关于“底层诗歌”的讨论。在相当多的研究者那里，所谓“底层诗歌”与同情弱势群体的人文情怀建立了更多更广泛的联系，他们认为，诗人应该具有“道德情怀”，应该及时反映民生疾苦。但这种历史表述不禁令人联想到左翼文学、胡风等人历史上的类似观点，它在历史观上与《白毛女》等“红色经典”是否有相似之处也不得而知。于是有人提出了质疑：“稍稍回想一下20世纪中国文学史，自‘平民文学’、‘乡土文学’到‘普罗文学’”到什么什么文学，以表现对象的‘阶层性’、以思想感情的’立场性’、以写作姿态的‘代言性’，来评判文学作品的价值高下、作家（诗人）写作真诚与否、作品真实与否，并以此为根据，以总体性的民族伦理贬低个体经验的表达，对不符合论家所理想的文学形态进行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这样的‘介入”文学的方式，其实是新文学与生俱来的毛病。”①然而有意思的是，论者都认为是“忠实”于自己的“历史感”的，他们并不认为受到了“流行观念”的任何影响。他们还认为具有文学史的“免疫力”，能够穿透历史的屏障，发出自己锐利的批判声音。这只说明，“流行观念”经过“改装”，已经悄无声息地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并在人们的思想深处沉淀下来，变成一种“自觉“的历史意识，你很难说它不是所谓的“历史感”。类似这样的现象，在我们“同时代“的人中，不是大量地存在么？于是发现，活在同样的历史空间，经历同样的历史命运，诗歌研究的结果却会出现千奇百怪的结论。

地域与诗歌观念的差异，所展现的可能是完全不同的诗歌史地图（例如，海峡两岸研究者笔下差异很大的“台湾诗歌史”，以及他们在评价大陆当代诗人所得出的不同结论等），以及诗人研究的结论。这样的情况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所以并不显得奇怪。问题在于，支持这种“奇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尤其是当它们纷纷返回读者阅读视野、各种课堂和诗歌史写作之中的时候，是否还有进一步深究、讨论的必要？是需要认真对待的。

三、写作上的有关问题

在我与张清华的一次“对话”中，曾谈到目前研究生论文写作中的一些问题。“与成熟的学者相比，不少学校硕士生、博士生的学位论文存在着更多的问题。一是对研究对象做无条件的“认同”，缺乏有“距离”感的研究和分析。比如，我曾经读到一篇研究“新月派诗歌”的博士论文，通篇都是对这个流派的赞扬，看不出作者要研究什么问题。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原因是，由于当代社会在几十年的文学生活中出现了反人道或不人道的历史情况，于是，相距几十年的“新月诗人”的生活就被80年代的研究者叙述成“浪漫”、“理想”的了，充满与当时时代完全不符的历史夸张描写。”这就是“‘历史感‘问题。我所说的‘历史感’，不是指你的研究中必须有当时时代的氛围和文字特点，不是简单的‘回到现场”，我认为是要尽可能地贴近当时的历史事实和诗人存在的状态，但隐约之间，应该有一种稍有差异的审视眼光，也即是类似于‘旁观者’的视角。如果完全‘陷’进去，所谓的’历史感，其实那不过是一种研究者的‘当代感’；真正的‘历史感’对于研究者来说，应该是有‘陌生感‘的。我曾提出，文学史的研究，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把历史‘重新陌生化’，就是这个意思。”①我之所以把对话不厌其烦地抄录在这里，是由于意识到它是一个“问题”。

所谓“距离感”的存在，指的可能还不是“故意”与研究对象“拉开”什么心理距离，装着与己无关的样子。它指的是，如何从历史“风暴”形成的知识“气流”中脱身出来，如何既在历史中说话，但又能够不受它的文学意识形态的暗示与控制，有意识地用“自己”的方式来说话。有的研究者采取的是一种“文字简化”或去掉“形容词”的做法。②当然，除了“认识”的问题，还有如何避免把研究对象“批评化”的问题。我们知道，凡是“历史现象”，在诗歌研究中都有一个怎样被纳入“今天”的问题，而“今天”并不是客观、中立的，在“今天”周边，往往回旋着太多的思潮、观念、话语、争论等等。我们的研究，实际无法“与此无关”。但我们的研究，确实又可以与此保持“警觉”的张力。这就是，既承认“以往研究”的既有成果，同时又需要将它重新“历史化”，看它是怎么“形成”的，而这种形成又怎么对诗人的形象和作品文本构成一种“外部压力”。而对这“外部压力”和“作品文本”谨慎而综合的研究，即是我所指的“今天”的“历史感”。

诗歌研究的写作与历史感的关系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写作的“分寸感”。诗歌史的历史性研究，在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存在着一个无可否认的历史时空。有很多人在研究工作中，都认为这个“时空”是可以从容把握和描述的，这其实是一个错觉。因为我们作为这段历史的“后来者”，所知道的只是当时的诗人作品和诗歌批评所描述的状况；即使曾经是它的“当事人”，亲眼目睹过它的发生过程，可是当“今天”的文学意识形态发生变化，我们很难说会再真正毫无疑问地与它“对话”——因为这样的研究，已经渗透了“今天”的观念和眼光。既然我们与研究对象已经不再是一种“同构”的关系，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已经存在着所谓“距离”、“陌生”的障碍，那么，研究中的“历史感”的获得，就需要通过语言表述去不断小心地摸索、调试才能够接近这一目标。但是，怎样达到这种“恰当”，并比较接近一个研究中的“真实”，这在不同研究者身上可能是完全不同的效果。因此，需要“重新关注诗歌特殊的说话方式，重新面对诗的形式和语言要求”①。举一个具体例子，今天研究食指的作品，是仍然采用“‘文革’诗歌第一人”、“他启发了什么”、“他是‘朦胧诗的一个小小的传统’”之类充满了形容词色彩的说法呢，还是采用另外一种更接近于历史事实，同时又不损伤诗人的历史地位的表述？我们在“重新评价”贺敬之、郭小川的诗歌成就时，是因为“今天”发生了变化，而用“今天”去压抑“过去”的诗人，还是稍微拉开一点距离，历史地同情地看待他们？用一种比较适当的表达方式和相对精细一点的语言感觉，试图去呈现他们身上的那种“历史感”？这些问题，都会在我们的研究中碰到。

如此说来，写作上的有关问题，不一定在研究生的论文写作中才有，它在相对“成熟”的研究者那里也会出现。之所以会是这样，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观念上四分五裂的年代，相对一致的历史观已不复存在，千奇百怪的历史意识及其表述，则大量充斥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另外，当“成熟”带来的是观念的固化而不是不断的反省，当知识储备变成了无用的堆积，大量的物质存在中已经缺乏激活的思维力量时，那么，这种“成熟”恰恰走向了更有意义的研究的反面。类似的现象，在近三十年的诗歌研究中并非鲜见。因此，我把它称作“历史感”在“成熟”状态中的“合理丧失”。与之相反，更锐意进取的研究生，如果逐步摆脱了“幼稚阶段”，通过大量阅读和勤奋思考，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反复揣摩和心得的有效积累，以及相当数量的写作实践，也许更具有与历史对话的“资格”。这样的例子，在近年也并不少见。

四、历史存在、历史化与历史感

在诗歌研究中，“选本”的编选，显然也是一种诗歌史的研究。因为一部诗歌选本，大概不是一般性的“作品展览”，它的筛选过程、认定标准和组合形式，实际上包含着”诗歌史”的眼光和选择。但是，“历史存在”、“历史化”与“历史感”等等概念的细微区别在哪里？它们在具体诗人作品的选择中怎样体现？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轻松的过程。

在我与洪子诚先生编选《第三代诗新编》时，就曾遇到过类似的问题。①这些问题是：一个诗歌社团或诗人在当时的“影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历史存在”，它的历史“合理性”，是无论如何不能在诗歌选本中被抹杀的；但是，诗歌选本的编选又是一个“历史化”的工作，即，既按照当时历史的“模样”尽可能去反映它的“真实性”，与此同时，这一过程又掺进了编选者“今天”的观念和设想。那么，“历史存在”与“历史化”之间的比例是什么，作品“原作者”与“编选者”在“事过多年”之后，对历史的认识究竟为什么会不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导致“历史感”发生一系列的变形、转移或调整？如此等等的情况，都可能在诗歌“选本”中出现。

例如，在“80年代”的第三代诗歌中，由于出现了“社团”压倒“作品”的诗坛风气，一些可能比较优秀的诗人的创作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有这种风气存在，并影响到人们的批评和研究，一些作品并不“重要”但“名气”很大的诗人，反而在批评和研究中占据了非常抢眼的诗歌史位置。经过反复的“细读”，我们觉得李亚伟其实在“80年代”写出了许多很好的作品，但在一般印象中，他只是“非非”社团的一员，或是次重要的另一个社团“莽汉”的诗人。所以，他的诗歌史位置都被习惯性地排在“他们”、“非非”的“代表人物”之后，诗歌选本在选他的作品时，数量、分量也明显少于前者。这次我们做了较大改变，把他直接列入“重要诗人”行列，而且入选作品的数量是最多的几位诗人之一。但是，这样一来，引起了个别诗人的不满——估计“非非”诗人也不会同意这样的“安排”。编选者的理由是：一，经过20年后，再读李亚伟的诗歌，觉得其“重要”远远大于“当时”对他的“评价”；二，试图稍微改变“诗歌社团”压倒“诗人作品”的不正常做法，而采取以作品为“中心”的编选思路。于是可以发现，于坚、韩东在选本中仍然有很多作品入选，而“非非”诗人的历史重要性略有降低；三，这样做，并不是要“重新发现“一个诗人，目的是通过它反映我们对“历史”的一些新的“看法”。当然，如此也不一定会获得诗人的认同。

在认识历史存在、历史化和历史感的问题上，诗人与诗歌研究者的不同可能还在于：一般而言，诗人的“历史”都是以自我为“中心”而设计和想象的，诗歌研究者则更重视历史原来的样子。即使他们在多年后重新评价“历史”，也会按照一定的文学规律、尺度和阅读经验作出自己的选择，而比较忽略“自我”在研究工作中的非客观作用。具体地说，在诗人这里，历史存在、历史化和历史感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核心是诗人自己的感受。而在诗歌研究者那里，几个概念实际上存在着许多细微的差异与不同。即，历史存在是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结合的结果，它分别以诗人的影响、作品的影响为标准；历史化则通过对具体诗人和作品的评论、选本编选和诗歌史讲述来实现，就是说，诗歌批评家、编选者和诗歌史作者参与到了对历史重新想象的工作之中。因此，所谓的历史化已经开始游离于原来的那个历史存在，而暗暗增加了历史叙述的部分；在诗歌研究者看来，所谓历史感是对前二者的某种“综合”，是在二者印象和研究的基础上的一种积累，正因为有所谓的“综合性”，所以也较前二者要复杂一些。

当然，正如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正因为在诗歌研究中，存在着历史预设、研究者地域和观念的差异，以及写作尺度上的不同，所以，所有的诗歌研究者的“历史感”其实也并不相同。正因为如此，才导致了今天诗歌选本、诗歌史和诗歌批评千奇百怪的存在面貌，成为发生诗歌论争的一条重要的导火索。

2007年5月9日于北京森林大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