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方东树（清桐城人）《书林扬觯》，其中犹引前人评论著述文学，有谓“著书立论，必出于不得已而有言，而后其言当，其言信，其言有用，故君子之言，达事理而止，不为敷衍流宕，放言高论，取快一时”。又谓：“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盖古人把解决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当作著作的难一目的，所谓“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探切著明也”。这为人生而著作的态度，颇值得我们首肯的。可是这种态度最难于保持：战国诸子百家各逞己意，说点切实的话，秦始皇以法家统一天下，只留方土神仙之说，先秦儒家最重节操，持论不远仁义，而西汉儒家，丢开孔孟济世主张，涂饰阴阳家色彩以干君听。清初顾、黄、颜、王诸大儒，通经之用，明夷以待访，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乾嘉文字狱迭兴，一般学者，只讲训诂义例，不敢稍谈世务。自甲午以来，思想界感受强烈的刺激，社会问题人生问题几度成为讨论的中心，这一类著作也如波浪似的有时销行得很多。（光绪二十七、八年，民国九，十年，十七、八年间，坊间都印这一类著作。）现在又转为《四库珍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流行期了，盖“为人生而著作”，无分古今，此路皆不通行的！“权力”这样东西真有点古怪，一个人当了权，就会不知不觉地自尊自大起来。拿破仑走上阿尔比斯山时，敢说我和阿尔比斯山一样伟大，所谓得意忘形。清代中兴名将，曾国藩的冲和谦退，世所共知；他教训自己的诸弟，以及儿侄辈，无不以保泰持盈为言。但曾氏一家，除了曾国藩自己及曾纪泽以外，骄蹇的习气都很重很重，鱼肉乡里的事，也不时做出来。郭暧说那样的话，也是情理中常有的。至于末路皇帝，说那样凄凉的话，也在情理之中。黄远生在《忏悔录》中记革命时见庆王、那桐的情形，他说：余被推为代表谒见庆王、那桐者说宪法事，此平日赫赫炙手可热之庆、那，到此最后关头，其情状可怜，乃出意表。庆王自谓：“此后得为老百姓已足。”那桐乃至躅蹐而道，谓“吾曹向日诚假立宪，此后不能不真立宪。”余非到此等时，尚不知彼等之恶劣一至于斯也。地上原无天纵之子，一样的皮包骨头，越是养尊处优，左右指挥的人，当了大事，越没有担当责任的勇气和力量；走到了末路，自然比丧家之狗都不如了。他大概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那长身玉立的丰神，也像一只白鹤。出落得一身飘流，会喝酒会做诗，会写蝇头那么小的楷书，和王衍、乐广、谢灵运那些人凑在一起，一定是合得来的。他在文澜阁过一暑假，他的后脑，就给那张藤椅磨得平平滑滑的，坐着睡着，就在那藤椅上消磨了那么多天。假使这只白鹤不要吃东西的话，大可以入山做神仙了。潘凫工到“暨南”来教书，就和他成为诗友。有一夏天，潘凫工下午照例要去看礼吾，适逢礼吾夫妇睡了，凫工就在客厅上的椅上也自己睡下去了；有时主人醒来，客人没有醒，主人就让他睡在那儿。有时客人醒了，主人还没有醒，客人也就走了。假使这些情节，能好好写下来，放入“世说新语”中去，有什么不合呢？—千多年来，诗说多矣。有尊李而抑杜者，有尊杜而抑李的，亦有李杜并尊者，亦有李杜并抑者，亦有独尊王孟的，亦有独尊元白的……这种种，只是各人的感受，用不着定于一尊的，钱钟书先生论唐宋诗，谓“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未可厚非；诗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德诗人希勒（Scbiller）有《论诗派》一文，谓诗不外两宗，古之诗真朴出自然，今之诗刻露见心思，一称其德，一称其巧！”希勒又作旨注，云：嘶谓古今之别，非谓时代，乃言体裁，故有古人而为今之诗者。有今人而为古之诗者，且有一人之身搀合今古者，是亦非容刻舟求剑矣。”按某君来信，承询“不学无术”这句话该怎么说？假使依一般人的口头说法，那就不必我来多说了。假使要说得正确一点，那就应该有几种说法：一、因为“不学”，所以“无术”。二、其人既“不学”，又“无术”。三、其人虽是“多学”，依旧“无术”。四、其人虽是“不学”，却是“有术”。每一种说法，都有它的含义的，非先弄清楚不可的。清末光绪年间，张之洞入枢府，与袁世凯共主政局，其幕僚高友唐由汉归京，张问外间对其有何议论？高曰：“人皆谓岑西林不学无术，袁项城不学有术，老师有学无术。”之洞笑曰，“项城不但有术，且多术矣。予则不但无术，且不能自谓有学。”这一有趣的故事，可作某君的参考。不过，这样推衍了一番，并不曾解决真正的问题。因为什么是“学”？什么是“术”？不先搅清楚来，笑话只能算是笑话，无补于事的。有人说学习下围棋，就是学习兵法，学习战术。可是，当代大围棋手就否认这一说法，他认为下围棋和《孙子兵法》并不相通。至于“学了什么家的思想，在政术上可以应变？”那更是言人人殊了。《庄子·天下篇》一开头就说：“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方，道也。）各人根据各人的“道”，找寻各人的“术”，并不是用张三的“道’，就可以运用李四的“术”的，《天下篇》所列用的“道”，有儒、墨、名、法、道之别，所以各家的“术”大不相同。即如我们童而习之的《大学》，儒家的政治方案，一开口就说“修身”以“齐家”，“齐家”乃”治国”，其实以柳下惠为兄，而盗跖为其弟，试问修身有什么用？唐太宗为历史上所谓“英明之主”，他的家却一塌糊涂，糟得不能再糟了！可见儒家政术，毫不切实用的。有人说：研究《孙子兵法》，可以学习恋爱（追求）术。那位以幽默驰名的刘麻哥（禺生），他在美国读书时，并未读过《孙子》。他寄寓的宿舍中，房东的女儿，美貌动人，追求的满裙下，麻哥照镜自怜，不敢存奢望。哪知一天晚上，宿舍大火，娇女火困在楼，命危旦夕。这时，麻哥奋不顾身，冒着火焰上了五楼，把那小姐抢救出来。这就美人入怀，结成夫妇了。他的吃了天鹅肉，谈的说他熟读《孙子兵法》，懂得“集中火力，中央突破”的战术，那又是过情之誉了。人生究竟该学什么而后得什么术，也就无成法可拘的。所以，“不学无术”这句话，也是似通非通的。上面我所说的，或许已经超过了某君所要了解的视野了；不过，我还要说下去，涉及谈政的范围。因为一般人用这一成语时，所谓“学”，大体是指谈政之学，所谓“术”，便是用政之术，值得推寻一番的。一般人所谓谈政之学，总是以儒家为宗法；我说过，在先秦，儒、墨、名、法、道并立，并非专宗儒家。汉武帝尊信儒术，他所信任的并非申公、董仲舒、赵绾、公孙弘那些儒士，而是桑弘羊、张阳、孔仅那些刑名之士。汉宣帝二年，皇太子见上所用文法吏，以刑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他们父子的谈话，即说明“政学”和“政术”，并不一定有什么关连的。即如北宋行新法的王安石和洛派首领司马光，各有各的政术；司马光近于儒家，王安石却是名法家。王安石便对司马光道：“我和你所操之术多异，所以论议政事，彼此不能相合。”至于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家，不独管仲、子产、李斯是法家，诸葛亮、王猛、张居正也是法家，连曾国藩也是法家，穿件儒家的“外”衣而已。所以不习儒家的政治观，自有治国的政术，也是常事呢！且让我就王安石和司马光谈新政所操之术多异的异点说一说。名法家治天下，着重理财，苛刑罚，儒家则主张轻刑罚，薄税敛。所以李斯、桑弘羊都主张政府统制经济，被儒家讥为聚敛之臣，司马光就说古圣贤所以养民者，不过轻租税，薄赋敛，已逋责也，讥王安石“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耳”（头会箕敛即统计人口，依箕斗计算）。儒家的国家经济，本于孔子所谓“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一句话，要藏富于民，正和法家相反。王船山在这一点上看得很清楚，他知道宋神宗的心意，在养兵备边，求府库之丰裕。王安石所以得君，也在于理财的主张。王安石理直气壮地对司马光说：“我为天下理财，不为征利。”所以“不学”或“多学”或“有学”是一件事，至于“无术”或“有术”或“多术”又是一件事，不能囫囵吞枣似去了解的。有一天晚上，友人传来欢迎巴比塞的民众运动将被严厉干涉的消息，不觉义愤填膺。因翻取《孙总理全集》、《汪精卫集》、《胡汉民讲演录》、《戴季陶集》以及《现代评论》等等，集腋成裘，做一篇宣言式的欢迎词，且看有什么滑稽的反响。果然，反响来了，《晨报·淞滨夜谈》上一位罗园先生就以此派我许多罪名了，他还迫我：“要打倒国民党，请你加紧你的工作！”啊呀！乌鸦是一只多么没有用的东西，怎叫他打倒国民党呢？不过那些话，都是孙总理、汪院长、戴院长、胡委员以及当朝一品大人先生们的话呀，不要冤枉他们也被第三国际牵着鼻子走呀！在下姑且卖个关子，不把原文篇页目注出，让大家也找一找。先把我那篇宣言中的国民自觉运动的根本主张的来源举出来，以明“非我作古”、“公然反动”！孙总理《北上宣言》：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为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于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至不恤与民众为敌，屠杀工人、学生，以摧残革命之进行，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帝国主义惟能乘吾国民之未觉悟，以得志于一时，卒之未有不为国民觉悟所屈伏者。……吾人于此，更可以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老实说罢，《涛声》上看起来似乎十分激烈的文章，都是有来源的；其来源非自第三国际，而自孙总理、汪院长、蒋委员长、戴院长的平日言论。若是孙总理还未判定为反动派，那他的言论，还不能禁止我不去“引经据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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