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基本功可以说是用力和放松的辩证关系，既用力，又放松。如敲钟，光使劲，发音不会持久。会敲钟的人，又使劲，又放松，共鸣才出来，如弹钢琴，很使劲地按键，音就很硬，发木。手很放松，共鸣就出来了。有人以为，使劲地把手压在弦上，sf就会出来。其实不然，小提琴的弓在弦上拉，看起来很简单，事实上却牵涉到很多问题，因为手持弓时，手臂的每一个关节都在活动，但它的压力是通过握弓的手指表现出来的。按弦的左手也是如此，如果在按弦时所有的指头都用力，声音就不会好，这就是用力而不放松所造成的。因此，在按弦时，要敲得重、按得轻，以便让第二个手指有力量去敲第二个音。总之，如何运用用力与放松的方法是一个基本的规律。我们必须要有方法、有规律地进行练习，要既准确又快，要多快好省。有很多人的练习方法并不好，强调时间长、练习多，只是一遍一遍地拉，浪费了很多时间。如何练习，这里面有很多战术问题，是需要研究的。另外，在练习中如何正确地认识困难也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有时常常会认错“敌人”。如拉小提琴，认为左手不听话，其实毛病是出在右手上。基本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本路子不对，会浪费很多人力、才能，尤其是学唱的。这个问题很容易被忽视，因为它不容易被看见，它不是浮在上面的，好像我们的大楼，它的地基我们是看不见的，但它是很重要的基础。关于节目的安排问题，不要忽略旧的、新的两方面，要逐渐增加新的东西。不要因为第一次演出后群众反应冷淡就不再演唱了，新的东西往往要唱好多次才被群众接受，当然，这首先要求演唱者自己喜欢这个节目，要有自信。关于音乐创作的问题。音乐创作上有很大的成绩，但水平高的不多。质量不高表现在：和声贫乏，曲调平淡，没有充分利用音乐性能，节奏上的变化少，没有很好地运用转调，有些曲子唱起来，不能发挥声音特点，有些器乐曲则不能发挥乐器特点，作曲家不熟悉乐器的特点。如何去熟悉它，这是作曲家应该注意的事。在创作上要求民族风格是对的，但不要因强调民族风格而给音乐语言一个局限。如何使创作既能保持民族风格，又能丰富音乐语言，是作曲家要注意的事。在五声音阶中放进十二半音，有人认为是破坏了民族风格，但是不是真的破坏呢？我认为即使是有点破坏，也应该尝试去做。一些声乐曲、群众歌曲，大合唱对反映当前反帝斗争、鼓舞人民的革命意志，是特别有效的，应特别予以注意。音乐创作的思维与文学不同，它不是文学那样的形象思维，而是音响思维，这就比文学要间接一些，也许更复杂一此如何把音乐听众的面扩大，为广大的农民服务，也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后记：百花文艺出版社很有远见地出版了《二十世纪艺术大师随笔丛书》。这些人物不仅是艺术界的优秀代表，而且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其成就无疑是民族文化的一座丰碑，将他们的文字留于后代，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我荣幸能参与编辑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先生的文集工作，虽感能力有限，但觉义不容辞。幸得马思聪夫人王慕理女士及其子女的信任，提供了马先生的一些史料，尤其是晚年在美国的一些珍贵资料；又得马思聪研究会专家吴祖强、汪毓和两会长的指导；张静蔚、俞玉滋两教授和方友淑等同志也给予各方面协助。由于上述多方面的支持，我才得以依期完成马思聪研究会委托之重任，仅在此一并向上述专家们表示深深的谢意。马思聪先生的艺术道路与祖国的命运息息相关，发展中华民族新音乐事业是他终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幸的是“文革”一场灾难给他心灵造成深重的创伤，他被逼迫远走他乡，但他发展民族音乐的初衷始终不变，就在“苏武牧羊”式的流落异邦的最后二十个春秋里，他仍要“追求我们这伟大民族最美的声音这个高目标”。他全力以赴地去达到艺术的至高境界，为此而埋头工作，日夜兼程、与时间赛跑，最终而硕果累累。作为我国第一代杰出的小提琴演奏家，他的音乐成就卓著，享誉国内外。在编辑本集的过程中，我从马先生文章的字里行间中感受到他对祖国和民族文化深沉的爱，感受到他对民族音乐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博学多识，在艺术追求上自强不息；他生性乐观、仁爱宽容……这些都深深地感动着我，教育着我，令我获益匪浅。马先生在六十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不仅用音符，也用笔记录着他在走向成功的征途中之苦乐，以及他与时代共跳动的脉搏。但遗憾的是，一场“文革”劫难，使他失去了许多宝贵的日记和历史照片。以致我们在编辑本书时，不得不在他人生的一些重要时期留下空白，如其中的“日记选”，就是只限于马先生在美国生活时这一特殊阶段。我们希望马先生的亲属、朋友和音乐界人士，共同做出努力，以便将来马思聪研究会编纂《马思聪全集》时能够填补上这些空白。限于本人水平，在编辑本集的过程中，不免有错漏之处，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修正。1999年4月于广州本书前言百花文艺出版社建议马思聪研究会为马先生选编一本文集由他们出版，这当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经商议后决定请研究会马之庸副会长负责收集文稿和选编事宜。马之庸同志是马思聪先生侄女，长期在广东从事音乐编辑工作。马先生去世后在国内举办的多次关于马先生的研讨和纪念活动，她都是主要策划者之一，并为这些活动计划的实现竭尽心力。这除了因为马先生是她的至亲长辈外，更因为她十分景仰和钦佩马先生的艺术成就及为人。在收集马先生文稿过程中，她曾几次来信谈及阅读马先生包括日记在内的一些文稿的感受，信上流露出的激动心态使我感觉她的确是在以非常认真和充满虔敬之情在做这项工作。她克服许多困难，以相当快速度完成了研究会的这一委托，如期向出版社送交了书稿，并为文集取了一个很不错的书名——“居高声自远”。这是借用隋唐文人虞世南五言绝句《咏蝉》中的一句，以之来譬喻马思聪先生所达到的艺术境界和他的为人，当然也包括他的为文，涵义甚好。马思聪先生并不以为文著称，人们所熟知的是他的小提琴演奏、音乐创作以及作为乐队指挥和音乐教育家（着重是小提琴和作曲教师）的名声。然而马先生却也常有出人意外之处，正像提到他的音乐创作时，人们往往是指他深受欢迎的诸多小提琴曲与大量管弦乐和戏剧音乐、室内乐等，即主要是器乐曲，但九十年代初，金帆、钟立民两同志提出选编出版一本马先生歌曲选集的倡议，后来经过挑选整理，于1994年由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了《马思聪歌曲选》，作为他声乐作品的一部分，竟也多达近五十首。这次出版本书，情况有些类似，经马之庸同志收集整理自1935年起的文稿和他去世前的一些较重要的致友人信函，加在一起也有数十篇。其间只是文革和留居海外时期出现很大空档，这自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收集过去文稿并非易事，其他同志也帮了忙，如俞玉滋教授等人便给予了热心协助。从《居高声自远》书中所收入马先生文章看来，他以文字来表述的东西大都与音乐有关，因而实际上这是一本音乐散文集。这些文章清楚地反映了他对所从事的音乐工作的热诚，特别是表现出在不同历史时期，他对我国音乐事业发展的关切，对一些问题的见解和所倾注的感情。时间已过去很久了，现在读来仍使人感到很亲切，能够加深对他的无论是艺术还是为人的认识，从而获得教益。由于文革浩劫造成的灾难后果，如今许多人，尤其是一些年轻朋友对马思聪先生已经感到陌生。本书附录了几篇他的亲友和后辈的纪念文章，还有少量图片，为的是使多一些读者对这位在我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属于最重要的音乐家之一的马思聪先生能有较多了解，对于在聆听和欣赏他的音乐作品时也能有所帮助，并带来多一些心灵的触动。1999年5月4日于中央音乐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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