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是我毕生从事的专业。年轻时候，我师从著名经济学家宋涛、苏星、张朝尊教授，打下了较扎实的理论基础。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以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从事教学工作。1985年晋升教授，1986年被国家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至今已培养博士20多人，硕士40多人，指导国内外访问学者数十人。我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虽然已有40余年，但真正研究工作，主要是最近20年。改革开放以来，我从事多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12部，发表论文数百篇，主编著作20多部，约1000多万字。这部《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是从已经发表的论文中选编的。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经历了半个世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在一个较长时期，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不够全面和深刻。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根本对立的。社会主义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本主义实行生产资料资本家私有制；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资本主义实行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实行按劳分配，资本主义实行按资分配；社会主义消灭贫富差别，资本主义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充分就业，资本主义失业严重；社会主义经济不断发展，资本主义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等等。实践证明，这些认识是片面的。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认识资本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为我国改革开放提供理论依据。这就是我写作本书各篇论文的基本原因和基本思路。我国改革开放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出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人们思索、研究、探索，进行理论创新。本书第一、二、三部分反映了我对经济发展战略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并在若干重大理论问题上提出了创新的见解。其中发表于1981年的《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若干设想》一文，在国内学术界率先提出国有企业“两权分离”理论，为此获得首届孙冶方经济学奖、全国改革与发展金三角奖。1989年发表的《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一文，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既有区别又有联系，面临着许多共同的经济社会问题，因而借鉴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和解决经济问题的有益经验，是十分必要的。1992年发表的《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总目标》一文，批判社会上曾经流行的“恐商病”、“恐市病”、“恐资病”，提出了市场经济五大特征，对市场经济作了较深刻的理论概括。这些理论观点，得到学术界和社会上的高度重视和广泛认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正处在从传统社会主义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从封闭经济向开放经济转变，从温饱经济向小康经济转变，从粗放型为主向集约型为主的增长方式转变。在这个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宏观经济运行方式日新月异，经济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不断变化，需要及时进行理论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近10年来，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金融时报》、《中国证券报》、《中华工商时报》、《经济学家》、《经济科学》、《经济界》、《当代经济》等全国性重要报刊上，在新加坡《联合早报》、香港《南华早报》、韩国《京乡新闻》、马来西亚《星洲日报》、台湾《中国时报》等港台以及海外有影响的媒体上，发表了大量论述我国宏观经济的文稿。这些文稿的特点是问题具体、观点明确、理论分析与对策建议密切结合、时效性与针对性较强。这些论文大部分收集在《中国经济热点透视》（199年出版）、《中国宏观经济纵论》（1998年出版）、《谈股论金》（1999年出版）和即将出版的《中国经济问题随笔》（2000年初）中，本书从200多篇论文中选编了10多篇，构成本书第四、五、六部分的内容。其中《关于确保金融安全与金融发展的若干建议》，是我在1999年3月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九届二次大会上的发言。针对当时情况，明确提出“发展是从根本上防范金融风险”、“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的观点，在全国发生很大影响。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当时所论述的问题，大多已经解决。现在把这些文稿收集出版，既是为了反映本人的研究成果，也可从中看到不同时期宏观经济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因而具有一定的价值。对外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与海外经济往来和经济合作日益发展。世界经济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状况与我国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此，虽然我的专业不是国际经济，但近年来我也用部分时间关心国际经济问题，并先后访问和考察了欧美和东亚许多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多次国际经济研讨会，发表一些研究国际经济问题的文稿，尤其是1997年夏天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促使我更多关注国际经济问题。本书第七、八部分，反映了我这方面研究的部分成果。本书文稿基本上都是我担任博士生导师以来的作品。为了使文集重点突出，我另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即马克思恩格斯生平与著作的研究，在文集中未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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