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出现了哲学中一个最争论不休的问题，它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现，并且在阿贝拉尔（Aloelant）的辩论中常常出现。在极端唯实论和唯名论这两个极端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学说：在正中间是亚里士多德和圣·托玛斯的立场，即温和的唯实论（w_~lismusmitigatus）。在一个极端是极端唯实论，它是由柏拉图哲学的崇高倾向激励而产生的，与其说致力于例子，不如说致力于类型。他们说，理念类型是一切事物中最现实最持续的。心灵受到哲学禁欲主义的净化，因而能够稳定可靠地仔细思考美和正义的纯形式，不为美好的东西短暂的闪现和对特殊权利不可靠和多变的要求所动。谁能怀疑三角形的本性，还有什么是更确定和更清晰的呢？但是谁能肯定他画的图形真是一个三角形，而不是一个近似的草图呢？还有什么比理性企图对特殊的和实质的事实进行证明更不令人信服，更受人困惑的呢？登上平静和不朽的高山，提高你的眼界，使它离开浑嚣的尘世，转向峡谷。普遍的观点是持久的，但是个体的东西刚刚出现就开始消失了：在尘世间只有意见，如果不是十足的幻觉：而在天际，你将发现一定的真；在这里追求它不过是“在雪上雕刻，在浪中写作”。我们受到吸引，逃避历史的不断变化，来到不变的观念世界；难怪马克思主义者发现柏拉图是他们最大的敌人——然而，当他们要我们用对人类的热爱，或至少对接近人类的热爱来替代对个体的人的爱护时，他们的倾向不是相似的吗？然而，由于一种神秘的补偿，任何哲学传统都不如柏拉图主义那样优美抒情地歌颂这个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理智地认为这个世界更可爱，可是来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诗人又在哪里呢？在另一个极端是唯名论者，他们会呆在物理世界，拒绝这种观念邀游。一盎司事实值一吨理论；我们的任务是对付此时此地我们所经验的东西。我们必须使它们有秩序，而不能逃避现实。唯名论至少汇集了两种潮流，一种来自经验科学，另一种来自诗人的感觉。对于任何通过迅速参照一种假定的理想类型来缩短它对事实的耐心检验和深入思考的企图，经验科学都感到十分不满；它列举由于把形而上学概念勉强地应用到未经物理检验的物理世界上而得出的假科学结论；它坚决反对通过对形而上学实体的深入思考来取代努力地把严格而长期观察和实验的结果进行有用的组合分类和再组合分类。确实，对任何会剥夺自然科学的尊严或否认物质世界能够提供现实和确实的认识对象的神秘主义或伪哲学，人们都有充分的理由提出怀疑。①科学家反对那种需要一般观念的压倒一切的现实，在这一点上，他们得到了诗人的加盟，特别是这样一些诗人，他们对个体生命的焕发给予直接和美的赞赏，对稍纵即逝的时刻有敏锐的反应，能够感觉到死亡悲歌中所表达的脆弱和短暂的东西，为了理解字里行间的涵义，为了与对生物性的爱敬相联系，圣·托玛斯认为这些东西是科学的最高才能。②出现抽象的地方仅仅是隐蔽了覆盖死思想。在科学和诗一般的主张背后同样隐藏着这样的信念：事物完全是个体的和不同的；当然，为了思维条理性，必须对它们进行分类，但是由此表述的一般特性不过是言语或心灵的标签，即覆盖了一类个体事物的名字（nontina）。如果我们把事物仅仅看作事物，而不是看作例子，则更好。一个科学家说，一个科学理论不是一种教条，而是一种政策。一个诗人说，不要理睬哲学，除非哲学能创造一个朱丽叶！物质世界是现实的，是由特殊的和个体的东西构成的，这些东西尽管对于纯理性科学是难以理解的，却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存在物，是一系列无法抑制的棘手的事实。遨游的哲学除非从它们开始，否则无法起飞。一个逻辑理论除非加入这样的存在物，否则就得不出结果；普遍的理由必须由ratl’（）patti（：ularis（特殊的理由）起作用，这意味着，逻辑必须与一种辩证法相结合。然而这些特殊的东西是不同本性的体现；它们以不同的类型存在，视具体情况而多些或少些。这种在我们头脑中由普遍观念表达的本性是现实的，尽管它们不是作为心外普遍的东西而存在，而仅仅是作为在物理个体中实现的东西而存在。人性本身不是现实的，但是人是现实的；这里有比一个演说家的姿势更多的东西。根据一句经院主义格言，一个普遍的观念形式地存在于心灵中，根本地存在于事物中（fonnaliterinmente，fundamentaliterinIe）；它不是沉思的最终对象，而是达到特殊认识的一种手段。0所以，正像吉尔伯特（Gilbert）应该和沙利文（sulhvan）一起歌唱一样，逻辑理论应该纳入辩证法。由此产生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关于世界的观点。一种现实种类的模式是基于共同的原由构成的，并且在许多个体中得到重复和增加；一系列没有联系的事情不是从另一个世界塑造的，一批与此相似的东西也不是从另一个世界塑造的。这里有一种真正的综合，因为唯名论者喜欢的经验的事实受到保护；它们确实从现象表面得到升华，成为形而上学关注的对象；普遍的形式一方面保持不变和确定，同时也变得与物理科学的世界密切起来。我们大多数人常常不假思索地承认，除许多高度个体的东西外，世界上还有现实的类型。我在看鸟，认出一只燕鸥和两只贼鸥，于是与我的同伴一起，我考虑动物的不同食物和什么东西造成它们生长，等等，等等；我们的思想充满了这样的一般观念，而且没有一个词下是不能画线的；无论是不是非现实的，它们肯定属于我们理性意识的最初的材料。德尔图良（Tertullian）说，告诉我，你怎么能表明名字呢？而且，波依修斯说，逻辑nonderebusseddeest：在演绎哲学是不是一种从语言到非语言事实的推理这个问题上，它是中立的。逻辑不能为了追求生动而舍本逐末；它也许比其他艺术应该隐藏得更深——然而不是隐藏在圣·托玛斯所没有的那种啰唆的句子中。无论如何，总有许多东西是你最容易对付的周而对它们用不着犹豫；因为如果放纵的人是过度放纵的，那么节制的人一般就在于他们过分节制：悖论一定就在于帥简明和生动的真，许多挑战一定只发出一次，比如驾驶员向主导航员发出的信号：“如果友好的飞机停止攻击我，则期待着07：45到达的时间”，或外交商议：“在政治方面绝不能说绝不”，或叫喊：“噢，昨天回话，时间倒转。”然而，所有旨在形成理性说明的一部分的判断都应该能够被分离成其逻辑构成部分，然后又被重新构造起来；若是没有通向调车场的旁轨和侧轨，组装一列长长的货车将会是不可能的。严格的理性方法曾一度明显成为专门的和包罗一切的方法。经历了这样的时期之后，开始出现其他一些方式。哲学摇摆不定，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笛卡尔到费希特，从理性到本能，从古典到浪漫。各种艺术在对称和别致之间来回动荡，不知如何赞同，巴赫和亨德尔之后出现贝多芬和柏辽兹，蒲柏以后是湖畔诗人，对应金斯·克劳斯有圣·潘克拉斯。个人的生活反映出唯理智论的盛衰。谁是满足于严格有理智的企图的？这种企图越是明显成功，忧虑就越深，并且躲进不提供任何解释的诗歌和模糊言语的动力就越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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