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思想界,柏拉图雄霸两千年,后世哲学大都成了他的微言大义的诠释,其间足可与之争锋者,尼采而外,更有谁人?尼采与中国,因缘可谓深矣。尼采反基督,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孔孟;尼采非道德,颇合“五四”知识分子反对封建礼教;尼采呼唤超人,挑战从数,颇合“五四”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尼采鄙弃弱者,颇合当时中国普遍流行的进化争存地理论与落后挨打的教训;尼采攻击历史教育的弊端在于忽略当下人生,尼采说“我们仍有艺术,为的是不亡于真理”这被鲁迅概括为“实利离尽,究理旨存”的艺术至上主义,为新文艺家挣脱传统的载道思想而以自由创造的艺术替回有文明解毒带来了希望。而鲁迅更深达尼采反现代的现代怀疑论。尼采反对的是西方的现代。鲁迅怀疑的则是正在建构的中国的现代,二者的异同体现了鲁迅在接受尼采影响时自己的探索与创造,也显示了尼采旅行东方的复杂性。 “五四”知识分子对尼采的接受,并无从容的学理研索,但先辈们迥异于后来的空手捉鸟者,他们的“前理解”大多丰富而坚实,对被接受者的参悟遂更容易得其要领。这好像也是思想接受的通则。20年代,学习西方、泛滥无归的热潮开始收缩,批判择取的态度愈见明朗,对尼采也不例外,热烈的拥抱渐渐转为学理的省思。20年代初《民铎》杂志的“尼采专号”与稍后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创造社诸君子对尼采的先热后冷,即为显例。这样便有了20年代后半期的沉寂,以至1931年第一本尼采研究专著即李石岑的《超人哲学浅说》出版,成了一个段落的清冷的总结。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围绕鲁迅的争论,是左翼文化界对“五四”至20年代新文化的一次清算,鲁迅和尼采的关系作为清算的主题之一被显目地提出。这倒并非因为鲁迅关于尼采写过什么长篇大论,或者惟鲁迅才登上了“人类与时间约六千公尺以上”,感得了那高山之巅的“空气”,而是因为鲁迅在中国现代情境中,一如尼采在当时德国情境中,以骆驼的勤奋,狮子的抗争,孩童的创造,极大地丰富了汉语世界理解尼采的问题域。更重要的是,鲁迅在尼采旁边固执地放上了自己的思想,在尼采的问题中固执地加进了自己的问题,使一切中国的尼采爱好者无法回避鲁迅,也使一切中国的鲁迅爱好者无法回避尼采。不仅尼采通过鲁迅深深介入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鲁迅也因为尼采而显得问题重重。30年代至今,围绕鲁迅与尼采的争论从未止息。但毕竟是尼采,又毕竟是鲁迅,当时的争论似乎并未一边倒,只不过作为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一个隐性主题潜伏下来,预示着后来的精神戏剧往往并非精彩的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