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代表作

　　中国现代文学，一般指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至1949年新中国建立这一阶段的文学，其间跨度有30年左右。30年在一个国家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不过忽然而已，然而这30年的文学史却是不可忽视的。在惊天动地的时代巨变、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寻觅人生的辛苦遭逢中，不仅产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和传世之作，而且其文学主潮，从那时起，就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积攒着激情和趋向，成为了今天中国文学的前奏。最早，五四新文学运动成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声。这一时期的文学，不仅以白话文的倡导推进了文学向人民群众和现实生活的回归，而且在作品内容上，也和旧民主主义文学风貌迥异，即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大旗。其中尤以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的创作影响巨大，一批优秀作家以其丰厚的创作实绩，推动了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创作流派的形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了伟大的奠基与开创。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作为口号提出并形成运动，特别是随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越来越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许多作家直接间接地受到革命思想的洗礼，开始自觉地把文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武器。“左联”以外的进步作家，亦因其坚持人民的立场和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同样成就斐然，融会成进步的文学洪流，推动中国现代文学进入成熟阶段，使那时的文学呈现出繁荣、复杂、丰沛的格局。“七七”事变以后，家国危殆的局面更加激发了作家感时忧国的情怀。随着解放区的创立和发展，解放区文艺运动也蓬勃高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制定了革命文艺运动的路线和政策，深刻回答了“五四”以来革命文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的结果，使解放区文学艺术的各个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崭新的气象。与此同时，“国统区”的文学，虽然环境和条件均和解放区不同，但进步文艺界在鞭挞黑暗呼唤光明方面同样高潮迭起，奔涌着走向新中国，走向人民文艺的伟大会师。每一个选家的心中，都有一部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见仁见智，可以阐释、讨论、争论，甚至势不两立。其实，或许正因为选家迭出、见解纷纭，才给读者一个判断、选择、最终形成自己独立见解的机会。因此我以为，绝不可自诩本丛书如何高超于别人之上。不过，由于中国现代文学馆自身的一些优势以及《戴望舒代表作：雨巷》编选过程的一些特色，我以为，这次我们编选的“中国现代文学百家”丛书还是有以下优长：其一，编选者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本丛书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直接出面，组织全国最权威的研究专家参与编选，这样就保证了本丛书的学术质量。其二，规模最宏大。本丛书在品种数量上是目前为止最为宏大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书系。这次所选的108位作者，都是经过专家学者一再筛选分析然后才确定下来的，除了我们过去一直注重的主流作家之外，还兼顾了很多过去曾经被忽视却成就较高、自成特色的非主流作家的作品。我们认为，这有利于广大读者更客观、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其三，版本最原始。本丛书所选作品，基本上都以该作品初版版本为依据。众所周知，有不少知名作家在政治运动的风浪中曾对自己的代表作进行了违心的修改。恢复这些代表作的原貌，是对文学史原始资料的保存，将为研究作家的思想和创作道路，提供有力的帮助。其四，编校较严谨。本丛书此次出版，不论是在装帧形式上，还是在文字编校上，都本着一丝不苟的原则，从严把关，以保证送到读者手中的图书是合格的、值得珍藏的图书。

　　戴望舒小传在新诗发展中，戴望舒是以最少的作品而领袖一个艺术流派的著名诗人。戴望舒，原名戴朝寀，笔名有戴梦鸥、江思、艾昂甫等。1905年3月5日生于浙江省杭州市大塔儿巷11号。1923年夏，戴望舒考入上海大学文学系。1925年“五卅”惨案引起的一场反帝运动高潮中，上海大学被查封，转入震旦大学法文班学习。1926年同施蛰存、杜衡创办《璎珞》旬刊，在创刊号上发表处女诗作《凝泪出门》并翻译了魏尔伦的诗。其后，初恋的热烈温热了戴望舒的心。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成为他的热恋对象。戴望舒一些深情的爱情诗篇便是这种热恋情感的产物和结晶。1928年，戴望舒与施蛰存、冯雪峰、刘呐鸥办了一个水沫书店，出版水沫丛书，创办杂志《无轨列车》，出至第8期即以宣传“赤化”的罪名被查禁停刊。1929年4月，水沫书店出版了戴望舒的第一本诗集《我的记忆》，其中《雨巷》优美、哀感、惆怅、朦胧，富有音乐美，成为传诵一时的名作，他因此被称为“雨巷诗人”。稍后，他们又创办《新文艺》杂志，努力提倡新兴的无产阶级文艺。1930年3月2日，经冯雪峰介绍，戴望舒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成为左联第一批盟员。1932年5月，参加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的创办，成为现代派诗人的领袖。为了深造，戴望舒于1932年11月18日乘“达特安”号邮船赴法国留学。在法国，他将亲手编定的自己的诗作《望舒草》，交给挚友杜衡写序，于1933年由现代书局出版。因经济困窘，他转入收费较低的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来他到西班牙作短暂的旅行。1935年春天戴望舒由巴黎返国，他失去了往昔的爱情。在失恋的沉哀中他寻找新的温馨，不久与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相恋并结为伴侣。1936年，戴望舒同孙大雨、梁宗岱、冯至、卞之琳等人创办《新诗》杂志。1937年1月，戴望舒出版了他的第三本诗集《望舒诗稿》。抗战爆发以后不到一年，戴望舒举家由上海迁到香港。1938年8月他主编的《星岛日报》副刊《星座》创刊。1939年5月，戴望舒与张光宇合办《星岛周报》。随后又与艾青合编诗刊《顶点》，与冯亦代、叶君健、徐迟等创办英文刊物《中国作家》，与郁风、冯亦代、叶灵凤等合编《耕耘》杂志。在十分活跃的香港文坛中，戴望舒成为一个核心的角色。他自己不仅常有诗文创作发表，还写了一些古典小说研究的文字。1942年春，戴望舒被日寇逮捕入狱，受尽严刑拷打，仍坚贞不屈，保持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他在狱中写下了《狱中题壁》、《我用残损的手掌》等光辉的诗篇。1946年春天，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婚姻的不幸带来了新的创痛。两年后，为逃避国民党法院的通缉之祸，再度到了香港。由于友人曹辛之的帮助，他最后一本诗集《灾难的岁月》于1948年2月在上海星群出版社出版。1949年的北京迎来了崭新的春天。戴望舒带着喜悦激动的心情，携两个女儿，与诗人卞之琳一起，乘船经天津回到北京。他参加了全国文艺界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作协诗歌工作者联谊会理事。其后他在新闻总署从事编译工作。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与世长辞。铁窗生活留下的病魔，过早地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时他只有四十五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