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霸权野心的复活和德皇威廉一样，希特勒也无法抗拒德国战略困境造成的诱惑：通过四面出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他国结盟的噩梦”。倘若希特勒像英国的绥靖主义者最初认为的那样，是一个“正常的”德国领导人的话，他会扩大斯特来斯曼的成果，进一步改善德国有利的战略态势。他会继续争取废除凡尔赛和约的条款，收复1919年被肢解的部分或全部德国领土，也许还再一次为德国争取到监督欧洲东西方关系的作用。但在希特勒眼里，欧洲的形势显然对德国有利。美国不再属于构成均势的任何一方。苏联也是一样。它乐于作壁上观，看资本主义列强彼此厮打。法国与英国失和，而且因为修了马奇诺防线而沾沾自喜。法国人以为，沿着法德边界修一道混凝土墙，再配上大炮，安全就有了保障。而英国直到1939年一直想帮助平息“希特勒的”合理的不满。希特勒当然不是什么接受欧洲基本均势的修正派，而是试图打破这一均势的造反派。希特勒也不像查理五世或拿破仑一世，是一个“正常的”霸权主义者。1939年，他不仅发动了一场争霸世界的战争，而且还发动了一场欧洲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种族主义的种族灭绝战争。不过尽管希特勒的疯狂无人可比，从他的身上仍可以看到令毛奇、施里芬等人跃跃欲试的德国战略构想的影子。1939年8月11日，希特勒入侵波兰前仅几周，私下吐露了真言：“我做的一切都是针对苏联的。如果西方愚蠢之极，看不到这一点，我只能与俄国人先达成谅解，打败西方后再全力以赴地对付苏联。”希特勒正是这样做的。1939年8月24日，就在入侵波兰的前一周，他与苏联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争取到了苏联的中立。1940年5月，希特勒入侵法国，仅用了6周就征服了这个国家。随后，他开始轰炸英国，为入侵英伦三岛做准备。1914年，毛奇没等彻底打败法国就急匆匆地把两个至关重要的集团军调往东线。希特勒也是一样，没等结束西线的战事就于1941年的夏天发动了对苏联的侵略。希特勒的军队和德皇的军队一样，陷入两条战线作战的境地。而希特勒的战略本来是想一劳永逸地杜绝这种情况。不过希特勒与德皇的相似之处到此为止。希特勒与威廉二世不同。可以说，他与自查理五世以来所有称雄欧洲的人都不同。他打的不是一场战争，而是两场战争。一场是争夺战略霸权的战争，一场是争夺种族霸权的战争。发动后一场战争前，即采用工业化手段灭绝种族前，他必须先打赢前一场战争。1939年5月，希特勒公开承认：“但泽并不是问题的要害。”推行绥靖政策的大国仍然以为，希特勒只不过想推翻凡尔赛和约中有关领土划分的条款。这里指德国割让的但泽和东普鲁士，而希特勒的真正意图是建立一个欧洲帝国。德国的殖民者可以在远至乌拉尔山的被德国征服的东部获得生存空间。通过在帝国的外围攫取非洲殖民地并建立一支远洋海军，帝国的核心将得到拱卫。第三帝国从而将与美国、大英帝国和大日本帝国形成四足鼎立的局面。再过一代人，争夺全球霸权的只有两国：德国和美国。希特勒不仅想称雄欧洲，最终还想称霸全世界。“德国不仅仅想攫取领土，它还要清洗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犹太人、波兰人和其他“劣等民族”，欧洲的犹太人要彻底灭绝。1942年战争不利于德国后，种族灭绝成了纳粹狂热追求的首要目标。不然希特勒为什么继续把越来越稀少的宝贵资源——铁路运输车辆和军事人员——用于东部的毒气室，而不是用于阻止红军的进攻？如果不是想避开逼近的俄国人，在安全的地方继续大屠杀的话，希特勒又为何在1945年下令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其他集中营的囚徒徒步走到德国？显然，种族灭绝的目标高于一切，甚至高于一切战略之本——捍卫国土。直到盟军占领了德国的每一平方英寸领土后，这场与全世界和犹太人为敌的双重战争才结束。从纳粹德国的惨败中，可以看出纳粹德国胃口之大。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采取的首批措施之一就是废除把德国推向大国地位的实体——普鲁士州，抹掉这个名字。随后是对德国的四国共管，接着又把德国肢解成7块。德国在发动了一场夺去5500万人生命的战争后，1945年等待它的只有遥遥无期的屈从和惩罚。本书前言冷战的结束既没有给地球带来和平，也没有给人类带来善意。不过原先紧张的战略关系因此得到缓和，各国得以集中精力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同时，冷战的结束还造成了世人的无限迷们。对那些喜欢从美苏胜负角度看待国际上发生的一切的人来说，当今的世界矛盾重重，错综复杂。今天，反美的原教旨主义者可以一面焚烧美国国旗，一面大嚼美国汉堡包，且不会消化不良。全球化似乎正在压缩世界，使它日益趋同。与此同时，世界又好像走向四分五裂。宏大的理论解释了技术与民主的整合力和宗教与民族的分裂力量。这些理论看上去似乎互相矛盾，但都包含一个共同的观点：世界大国，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民族国家已经成为历史古董。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基于以下原因，我们几个人合写了这本书。首先我们认为，主权国家，尤其是英、法、德、俄、美、日、中，在整个20世纪里始终是国际舞台上的主角。根据我们的预测，下一个世纪主权国家很可能还会是主角。其次，我们认为认识下一个世纪的最佳切入点是了解世界各国是如何勾勒出20世纪国际体系轮廓的。这并不是什么新想法，但近来它却受到排斥。有人认为，今非昔比。研究历史已意义不大。研究世界缩小或分裂原因的种种新理论精辟地揭示了国际上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新的形势促使主权国家重新认识自身的利益。但我们认为，不应把新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与主权国家政府的力量混为一谈。主权国家制定规则，而且在20世纪，它们改变了游戏规则。称霸世界的不再是帝国，而是市场。当然，有些读者对由7位外交政策厨师烹制的一锅汤可能没有胃口。不过像这样一锅把众多国家烩在一起的鲜汤，绝难出自一位学者之手。我很高兴能与这些知名学者合作。每篇文章的作者也是研究该国的权威。我们要做的是对七大国的百年史去粗取精，抽出有助于人们了解它们的过去和未来走向的精华部分。在分析贯穿整个20世纪的外交政策时，本书作者还采用了便于使读者透析七大国心理活动的写作手法，如英国的扎实外交，法国的忧患意识，德国的实用政治，三个俄国之间的藕断丝连，美国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日本对邻国的野心和中国的历史包袱。我们每个人筛选出最能说明每一个国家特点的素材，并互相参阅各自的选材。本书大纲经过讨论后，我们在哈佛大学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宣读了各章的初稿。通过这次会议，我们得到了与会者的反馈。书中的不同主题也衔接得更紧凑。我们数易其稿，一直改到我们觉得全书的质量超过了各篇文章质量的总和。我在过去25年的生涯中经历了本书叙述的部分变化。我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了4年，为促进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献计献策。以后又在一个非政府组织——卡特中心工作了十多年，从事写作、教书并管理国际问题项目方案。在为期10年的一段时间里，我还亲身参与了调停一个国家内的冲突——尼加拉瓜。我的这段经历表明了当时国际体系发生的巨大变化。1978至1979年，我作为总统在拉丁美洲事务上的国家安全顾问，与国务院一道设法促使独裁者索摩查与温和的反对派谈判，以便过渡到一个民主政府。我们的努力最终失败了。1979年7月20日，桑地诺全国解放阵线的部队开进首都马那瓜。10年后，我作为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重返尼加拉瓜，说服了桑地诺阵线的领导人奥尔特加及反对派领导人邀请卡特中心负责监测向民主的过渡并参与调停。过去卡特和里根政府未能做到的，现在在一个非政府组织的协助下却做到了。在一个形成于千年之交的世界里，非政府组织即将发挥的作用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然而认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不等于说，国家从此就不重要了。一百年前，许多人错误地以为，社会王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新思潮的出现会导致民族主义的黯然失色。今天，非政府组织可以献计献策，但要由主权国家的政府把它们的想法与其他利益编织成国家利益。我的大半生用于研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的问题。有人会认为一本专门论述大国的书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忽视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渴望。本书叙述的重点是20世纪世界七大国的历程。但这段历史在很多地方也反映了七大国不得不接受以中小国家越来越自信为标志的民族主义势力的存在。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本世纪大国对世界政治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所以我们才决定撰写一本论述大国、而不是185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书。在第一章里，我们解释了为什么只挑选了7个国家作为我们的研究对象。我们撰写此书期间，曾得到多方的协助。1998年秋季，受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和哈佛大学教授、韦瑟黑德国际问题中心。任多明格斯之邀，我作为拉尔夫·斯特劳斯访问学者来到哈佛。这是一次极好的机会。我可以与哈佛大学的一流学者一起推敲书中的论点。韦瑟黑德中心还主办了一次由我和韦尔斯利学院的教授罗伯特·帕尔伯格共同主持的会议。帕尔伯格教授对许多章节的草稿提出了非常好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位虚拟撰稿人。会议期间，我什1审阅了各章节的初稿，而且有幸听取了下列人士的具体意见：EmanuelAdler，GrahamAllison，RobertArt，RobertBlackwill，JorgeDominguez，LeslieGelb，AkiraIriye，CarlKaysen，ErnestMay，LouiseRichardson，GeorgeRoss，RobertRoss，TonySmith，RaymondVernon，EzraVogel，StephenVogel，CelesteWallander和PhilipZelikow。担任报告员的AaronLobel和KelleTsai整理出了一份极其出色的会议讨论纪要，方便了第二稿的修改工作。RosalinedeButts负责组织了这次会议。下列人士审阅了各个章节：DuskoLoder，FraserHarbutt，AlanHendrickson，MichaelKlare，YawelLiu，RobertS.McNamara，HenryNau，VictoriaNuland，TomRemington，DanReiter，ChristianTuschoff和EllenRafshoon。在此谨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感谢。一些干练的研究助手也给予了我们很大的帮助。他们中有JamesGillespie，JonathanBell，JasonMack，JonathanWelsner和ZaryabIqbal。感谢本书其他作者对首尾两章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尤其要感谢利伯。不仅因为他对所有章节都提出了修改意见，而且我在编写此书期间始终离不开他的指导。他对我总是有求必应，而且足智多谋。本书编辑巴特利特早就认识到应该有这样一本书。不过他最大的贡献还是为突出书中的论点提出建议并给予了指导。凯瑟林·德尔福斯对本书的文字做了润色，增加了全书的可读性，但愿也增添了趣味性。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孩子蒂芬和基普。他们耐着性子又让我出了一本书。我永远也偿还不完欠他们的债。还有我的妻子玛吉。她是我的作品的最有眼光、最认真的评论家。我在埃默里大学讲授“大国外交政策”时，选修这门课的学生曾问我，什么时候能有一本完整论述这一专题的书。这本书就是我对他们的答复。罗伯特·A．帕斯特1999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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