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在其后帝国主义阶段，在一个假定的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这一制度不能再令人信服地声称它的价值优于其他制度的价值，仅仅是——关键的后现代术语——差异而已。在这两套价值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比较，因为这就假定存在着一个第三种合理性，它可以把它们都包括进去，它也是正在被否定的东西的一部分。正如伯纳德·威廉姆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事实上是一种绝对荒谬的假设；用不着利用它们二者之间共有舶某一第三种语言，我们就能把英语翻译成为马来语。但是这一行动服务于保护这一统治制度免于任何非常彻底的批评，同时它也服务于增强它的自由主义可信度。更保守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代表了这样一些人的思想，他们相信，如果这个制度要存在下去，真理必须为实践而牺牲。这种行动对杰弗逊或者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来说是神秘化的，而对弗里德利希·尼采来说则完全不是。也许在这方面，庞提尔斯·彼拉多是第一位后现代主义者。但是正如这一方案从未真正成功一样——这是因为，完全牺牲真理的概念使得像宗教和世俗道德这样的社会凝聚力的某些相当有用的原则变得无效——更激进形式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将他们对真理的怀疑转向他们的统治者对真理的持续不断的需要，这些统治者把真理当作社会控制的一种形式。反讽在于在这样做的时候，在坚持认为真理是权力和欲望的一种作用的时候，他们令人心惊胆战地接近了他们的统治者在实践中所主张的东西。这一制度所面对的选择可以按照两种不同的自由观之间的一种加以重新改造。一方面有老派的理性的、自足的主体的模式，它完全和更经典的自由资本主义的阶段相对应。这一主体在它的时代是革命的，就像它也是有重大缺陷的一样，事实上这一主体从来没有那么可靠地被发现，这是因为它的那种自足倾向于把它从给了它一个停泊之处的这个世界上拔去，使它只能植根于它自己。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它的欣快症也是一种厌恶，正如浪漫主义者都完全知道的那样。主体的自由使它悲剧性地与自然不一致；但是如果在它与世界结为一体这个意义上使它有了根据，那么这样以一种方式加强它只能以另一种方式削弱它。历史站在自由的主体一边，但是只有借助于将它抱在它的怀中，这样也就限制了它的自主性。主体或是不稳定地悬在空中，被迫处于孤独的自我禁闭之中来为它自己立法，它的内在自由与它的经验主义确定有着神秘的不一致；或者是这一主体被这样一个历史所支持，这个历史本身是对解放的逐渐展开的叙事，但是因此要冒被简约成为只不过是它的一个效果的危险。或多或少这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一种选择。那么，到了最后，我们碰到了一个后现代主义的主体，它的“自由”由一种对事实的摹拟组成，这一主体根本没有任何基础，因此他有权在一个本身也是任意的、偶然的、随机的世界中或是焦虑地或是狂喜地自由流动。这个世界，这么说吧，以它自己的无基础作为上述主体的基础，以它自己无需理由的特性为这一主体的自由漂移颁发了许可证。这一主体是自由的，并不是因为它没有被决定，而正是因为它被不确定性的过程决定着。自由和基础的难题就这样被“解决”——但是只是冒着自由的主体本身被排除的危险。因为完全难以看出在这里人可以真正地谈论自由，正如在阳光里舞蹈的灰尘粒子不是自由的一样。就自由的任何“正面”信条而言，一个真正是随机的世界不会长久地停止不动，让我在推进我所选择的计划方面采取合理确定的步骤的意义上，有时间去实现我的自由。自由需要闭合，这是一个后现代主义似乎勉强可以接受的悖论。这就是为什么它的自由观时常是被经典的自由主义赞同的自由的“负面”概念，并且同样漏洞百出。但是至少对于自由主义来说，存在着一种紧密得足以算作这一自由的所在的主体；然而，如果后现代的主体被偶然的力量所扩散，被一种不停的差异的游戏所劈开，那么就不存在着自由的观念可以依附的任何东西。给予这一主体“根据”的努力，就像彼此冲突的过程的作用一样，冒了使其失去意义的危险，并且使得一切关于自由的谈论，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完全变成多余的。女人成为自足主体——在这一术语合理的而不是奇思怪想的意义上——之后，后现代主义开始解构这整个的范畴。那么，正是某些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政治学在和某些其他后现代主义的理论似乎戳穿了的解放的概念打交道。要被解放的稳定身份为什么而存在呢？解放的全部概念是否就是一个内在/外在、表现/压抑范式的另外一个变体呢？那么，也许解放不是某种过程或者事件，而仅仅是在于认识主体这一事物究竟是怎样的，这样说没有什么特别——即使现在，主体怎样在被发散、被去中心以及暂时的意义上是“自由的”，以及它怎样仅仅是我们关于秩序的形而上学时尚，这种时尚使得这一观念成为无价值的。那么，看来我们只要思考就能自由——只要用一种真正的自我的概念代替虚假的。但是这不仅涉及一种后现代主义所讨厌的认识论；它也以一种更为流行的表象重复了哲学唯心主义的传统错误。无论限制自我的是什么，仅仅改变我们对自己的观点是不可能只凭主观愿望就能使它消失不见的，正如更激进的后现代主义潮流完全懂得的那样。对于这些政治潮流来说，它不是正在改变人关于消除大叙事的思想，好像只要我们都不看着它们，它们就会消失一样，而是在发达资本主义本身中的某些物质改造。最后，我们可以回到“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意义含混的“后”字上。现代性的哪一个部分已经被后现代主义留在了身后呢？它的一切？人的平等的概念以及历史进步的观念？妇女的解放以及工人阶级的解放？对个人自由和良心的信仰以及对理性权威的信仰？现代性的某些部分像革命的观念一样，似乎在理论上已经崩溃，但在实践上没有，正如东欧最近的革命事件所证明的（对后现代主义来说，应该感到窘困的是，正当它把政治革命、集体主体和划时代的改造等概念作为如此形而上学华而不实的东西加以抛弃的时候，这些事情在他们没有预料到的地方爆发了。然而，它也给了这些理论家某些安慰：上述革命迅速地转向了他们自己所称赞的市场文化）。普遍进步的信仰已经遭受了一次打击，但是特殊种类的历史进步（例如种族隔离的打破）仍然可能发生，虽然这种解放决非是普遍的，但也难以知道为什么任何人都不认为这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是，也许，它涉及到“目的论”的可怕概念；现在我们可以转到这一点以及其他事情上了。……

　　特里·伊格尔顿，英国牛津大学英国文学教授。著有《文学理论导论》、《美学意识形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