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波斯人信札：变化中的法观念

　　从中国人对我们偏重法律的批评中，我看到了他们的文化偏见；面他们谈论和运用法律的方式也常常让我感到迷惑……＜br＞透过迷雾，我看到一个古老的影子，从青铜时代的废墟，向我走来。＜br＞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在比较法律史、法律文化及法律与社会等方面。曾在国内多种学术和非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主要著作包括《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辨》、《法意与人情》、《法律的文化解释》、《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梁治平自选集》等。过去10年间，在国内参与过多种学术活动，主持“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并主编“宪政译丛”和“法律文化研究文丛”，还曾受邀赴欧美及亚洲多所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访问、出席会议和讲学。＜br＞＜br＞《波斯人信札》出版于1721年，可算是孟德斯鸠的成名之作。作者在本书中，以书信的形式，借两个波斯人之口，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作了细致的观察和出色的批判。这两点，也正是我们──本书的几个作者，在讨论中国的法观念问题时竭力想要做到的。有趣的是，孟德斯鸠当年乃是冒了两个波斯贵族的名，以东方人的眼光去品评法国。二百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却是借助几位来自巴黎的青年的眼睛，从法观念角度对中国社会作了一番认真的观察。本书所收的十一封信，就是出于“他们”之手。实际上，写《波斯人信札》的是个纯正的法国贵族，而参与本书写作的，却都是地道的普通中国青年。这实在是个耐人寻味的巧合。＜br＞孟德斯鸠安排两个波斯人出场，可能有增强戏剧性效果的考虑；但是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要把一些法国人熟视无睹的现象背后掩藏着的问题以一种截然对立的鲜明形式提示出来，这，也是本书采用类似写法的考虑之一。＜br＞总之，把本书定名为《新波斯人信札》，主要是出于上面两种考虑。至于书中讨论的问题，自然颇不相同。因为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完全不同。甚至同为书信体，形式也不尽相同。孟德斯鸠以故事、寓言等方式来述说他的思想，本书则是直截了当地发议论。也许，这会使一些爱看故事的人大失所望，但这不是我们的过错。因为，本书是为那些愿意探究社会问题，勤于思考，勇于批判的人写的。＜br＞其次是关于本书的写作。＜br＞本书共收信札十一封，由五位作者分别写成。其中第八封信由石台风撰写，第十一封信由贺卫方撰写，第一至第七封信由我写成。最后，由我对全书润色、加工，并加写每封信前的“引言”。＜br＞本书作者多人，行文风格各异，但是，我很高兴地发现，大家的思路非常接近，所成各篇，正好相互补充。出于对各位作者的尊重，？揖】赡艿乇３至嗽鞯姆绺瘢刚獠换嵩斐稍亩辽系牟槐恪？＜br＞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一经问世，就颇为畅销。据说，当时的书贾见人就拉住说：“先生，我请求您，给我写一部《波斯人信札》吧”。本书名之为《新波斯人信札》，或难免有“续貂”之嫌。我们其实只是借其形式，取其精神，以抒浅见。倘遇苛责者，那也没有办法，谁让我们当初竟冒冒失失地选了这样一个书名呢？还是借孟氏的话来宽慰自己吧：“如果书是好的，人们一定会去读它；如果书不好，那么人们读与不读，我更不必计较了。”＜br＞＜br＞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主要学术兴趣在比较法律史、法律文化及法律与社会等方面。曾在国内多种学术和非学术刊物上发表文章，主要著作包括《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法辨》、《法意与人情》、《法律的文化解释》、《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梁治平自选集》等。过去10年间，在国内参与过多种学术活动，主持“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并主编“宪政译丛”和“法律文化研究文丛”，还曾受邀赴欧美及亚洲多所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访问、出席会议和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