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

　　片断：nbsp;媒介形态变化的原则变革并不是绝大多数人所期望的，也不是特别便于预测的事情。即使对于那些刺激技术和社会变革的投资者和发明者来说，把未来具象化都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尽管变革常常引起躁动不安，人类却似乎具有迅速吸收新思想、新产品和新服务的独特习性，只要一旦他们发现这些东西能够与他们对现实所作的个人和文化界定相吻合。看来，没有一个人是完全为变革作好了准备或能够准确地预测结果的，不过我们都可以通过学会认识变革的历史沿革和机制来开始观察未来的可能形态。本章将介绍评估变革和评价新的媒介①技术的几种框架。本章也为掌握媒介形态变化的过程奠定基础，随后各章将建立在媒介形态变化过程的基础上。面对变革在美国的文化中对新技术的吸收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历史的视角往往失落在这一过程中。例如，最近我在访问一家报纸时，我见到一位年轻的美工人员，他当时正在苹果麦金托什电脑上绘制一种解释示意图。当我无意中谈到新闻图形时，他时不时地停下来考虑我刚才所说的，然后又把他的注意力转到他的电脑屏幕上。最后，他松开了他正在用来画图的鼠标，严肃地看着我。“你知道，”他说，“我甚至无法想像没有电脑你怎么能创作新闻图形。”他的意见表明，剧变的新技术和新概念是多么迅速地就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平常事。1984年当我正在建立赖特－里德图形网络时②，凡是与我交谈过的报社美术工作者，能想像到用电脑绘图的简直是凤毛麟角。当我把这种新式工具展示给他们看时，大多数人公开表示怀疑，有的甚至反感。尽管起初遇到了反抗，然而，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电脑还是取代了全世界几乎每一个艺术部门的机械绘图工具。今天，在更多的报纸和杂志上印刷出版了更多的信息图形——地图、图表、图形、示意图等等—一这远不是引入电脑图形系统以前可以想像的，甚至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们既带来了图形在内容、时效、形式和质量等方面的根本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新闻美工人员在角色和地位上的根本变化。在电脑和激光打印机普及之前，美工人员依靠的是那些近一个世纪以来都没有多少变化的工具。包含在图形内的每一个字都必须手写或检排并小心翼翼地剪贴到适当位置上。如果要添加质地和颜色，就要求美工人员在一幅图形适于送去印刷以前，手工准备经过照排的覆盖物。单是一幅图形，从构思到完成的全过程往往需要一整天。个人电脑的影响电脑并没有明显地减少美工人员制作图形初稿所需的时间量。使用它们所需的技巧和才能也不比老式的绘图工具少。它们最大的贡献在于，它们能够剔除那些耗费时间、劳动强度大的生产步骤，往往在截稿时限之前几分钟允许对图形进行迅速的编辑和更新。本书前言前言me·di·a·mor·pho·sis（me’de－a－mor’fa－sis）名词。传播媒介的形态变化，通常是由可感知的需要、竞争和政治压力，以及社会和技术革新的复杂相互作用所引起。当我在1990年①杜撰了媒介形态变化这个词来做一篇文章的暂定名时——这是一篇关于报纸未来的文章，我从来没有想到它还会成为一本书的书名。因此，当负责编辑那篇文章②的编辑克雷格·拉梅当时对我说，他认为这个术语值得保留并建议我把这个概念生发开去时，我不禁受宠若惊。当时，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崭露头角的信息技术及其对报纸的潜在影响上，但是不久以后表明媒介形态变化的范围远远要广阔得多。第二年，自由基金会（前甘奈特基金会）给我提供了一笔研究基金以探索媒介形态变化的思想并在其位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媒介研究中心开始写这本书。在电子媒介领域前沿探索十多年以后，堪称得是“血染弓刀”，我发现自己渴望有一个我设想的相对放松的学术间歇时期。所有需要我做的—也许我想的太天真了—只要把我在美国第一家用户有线图文系统和在线电脑服务的某些经历中学来的教训写进去，从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和媒介研究中心搜集一些额外的佐证资料，再谈谈我对报纸未来的看法就行了。但是我很快发现我原本想描述的这些变革涉及到整个人类传播系统，媒介形态变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我在人类传播史和呈明显融合趋势的传播技术上钻研得越深，我就越感觉到我们很可能是正处在自书写语言出现以来人类传播史上最伟大的变革之中。到我完成了一年的研究项目时，我发现我原来的许多想法本身已经经历了它们自己的形态变化，而这本书离完成还差得远着呢。我原来以为能有充足的空余时间来写书的指望，很快就被突然产生和骤然复活的对于传播新形式的兴趣而排除。从光盘驱动器和多媒体电脑系统到个人数字式助理和互联网，所有这一切几乎都在同一时间内作为现存的媒介和电信公司的潜在威胁和机遇而出现。所有这些活动看来都证实了我的感觉：巨大的变革即将发生。尽管《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是一本关于人类传播系统和当今媒介产业内部技术变革的书，但是它不是一本技术书籍。我的目的一直是尽可能使得新出现的媒介技术不那么神秘，同时提供一个架构以便了解它们对于当今主流媒介的流行形式——报纸、杂志、电视和广播等的潜在影响。虽然本书探讨的许多观点和见识出自于我的研究成果和亲身经历，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握有关于未来的任何秘密或绝对知识。我所能提供的都是我对我所能搜集到的数据的解释。我也不能说我自己就是完全无偏见的。我已经在报界担任职业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三十多年，因此我的经验和归属感肯定要影响到我的看法。第九章中关于数字式印刷媒介的前瞻看法是我自从1980年代以来深深涉足的领域，当时我开始认识到电子平板显示装置提供的出版机遇。当时我知道，对于出版家来说这种技术的实际应用至少还要一二十年以上，但是它所引发起来的数字式印刷媒介的前景实在是让人难以释怀。1981年，联合报业执行主编协会（APME）邀请我提交一篇关于报纸未来的论文，使得我第一次有机会撰写有关电子平板媒介的论文并且制作了几页供演示用的模型。③整个1980年代，我一方面在赖特－里德报系发展其它新媒介的机会，一面继续提炼我的观点。各种“便携式数字文献阅读器”方案开始出现在几家书籍和杂志上，这个方案最初是由我在1988年为美国新闻研究所的一个出版物创新设计的。④从1992年起，我就一直积极地投入开发平板式出版系统，起先在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德的赖特－里德信息设计实验室担任主任，最近在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担任顾问和驻校专家。尽管由于我对各种新媒介的涉足推迟了本书的完稿时间，但是这同时也非常有助于媒介形态变化概念的形成。在今天不管有多少悲观的预测是多么司空见惯，我对于新闻和印刷媒介的未来展望还是乐观的。我的希望是我表述的事态和解释将有助于鼓舞和激励那些对于当今媒介，尤其是对于书面文字的未来抱有不只是一时兴趣的人们。致谢没有赖特－里德报系和自由论坛基金会提供的基金、时间和构思环境，《媒介形态变化：认识新媒介》的问世是根本不可能的。我要特别感谢已故詹姆斯·K·巴顿——赖特－里德报系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感谢他毫不动摇的支持和信任，还有埃弗里特·丹尼斯——媒介研究中心前执行主任，感谢他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帮助并且极大地开阔了我的视野。我也要衷心地感谢琼·科尔曼、克雷格·拉梅、马克·撒尔希默、雪莱·加西、戴芭拉·罗杰斯，以及媒介研究中心的所有其他工作人员。我在纽约期间与每一位伙伴共享的休假经历都丰富了我的生活，不过我要特别感谢克利夫兰和佛朗希斯·威尔霍伊特夫妇的帮助和友情。在我的研究过程中，我会见了许多媒介和技术公司的领导者，他们都值得接受我的衷心感谢。我要特别感谢约翰·希里·布朗——施乐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主任，感谢他拨冗与我分享他的有关文献在在社会中的地位的观点。我也想向乔治·吉尔德——《电视以后的生活》一书的作者——表达我的感激之情，感谢他对于我的媒介形态变化观点的贡献。感谢出版人——斯蒂夫——感谢他的信心和耐心，还有各位主编——里贝卡·史密斯、邓肯·麦克唐纳、雪莱·拜吉和麦吉·莫里兹———在整个辛劳的过程中，他们都和我工作在一起，虽然这是他们的职责，但是在这里他们都特别值得赞赏。没有他们，我真的要怀疑这本书是否能够完成。他们的贡献甚多，不管这本书能有多大的成功，他们的贡献绝不在我之下。还要感谢派恩·弗吉出版社推荐的下列评阅人，他们对于书稿的意见和帮助是无价之宝：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卡罗琳·克莱茵；肯特州立大学帕姆·克里顿；希腊丘斯大学琼·德帕；乔治亚州立大学克里格·里斯比；田纳西大学苏珊·鲁卡里莉；哥伦比亚大学约翰·帕夫里克；得克萨瑟A

　　作者简介罗杰·菲德勒是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驻校专家和信息设计实验室协调人。他是一位国际公认的电子出版预言家和先行者。他在报业领域作为新闻工作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工作了三十四年，从1979年起一直积极致力于新媒介的开发。1981年，他产生了开发电子平板报纸的想法并且在十年以后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自由论坛媒介研究中心研究员开发出了早期模型。从1992年到1995年，他担任了位于科罗拉多州玻尔德的信息设计实验室主任。他还在1985年创立了第一家服务于报业的在线电脑服务——报业在线（PressLink），1983年创建了赖特－里德图形网络（现为KRT图形）——第一家为报纸设立的电脑图形网络。1979年到1983年，他是赖特－里德有线图文开发组的主要成员，并且担任视特灵（Viewtron）公司商业服务设计第一主任。他的报业生涯开始于1961年，在俄勒冈州尤金市一家周报“什么事都做一点”，以帮助他度过在俄勒冈大学的生活。此后，他工作过的有：尤金市《注册—卫报》、埃弗里特的《先驱报》、《太平洋星条旗报》（东京）、圣皮兹堡《时代报》和赖特－里德报系。他担任过的职务有：科普作者、记者、校对编辑、星期日杂志编辑、美工、摄影记者、艺术主编、美工主编、设计主任、新闻编辑室系统经理和公司顾问。在1974至1984年期间，他重新设计了三十多种报纸。他是报纸设计学会（SND）的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