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前，商务印书馆创编《中国文化史丛书》，独辟新径，分门别类，各为撰述，既显示当年学术思潮和学人治学风格，亦发扬中国固有文化，为功至巨。故发刊伊始，即已蜚声士林，见誉人口。迄至今日，犹受人称道，盖有由也。丛书之中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请顾颉刚先生撰述。顾先生慨然应允，然以诸务萦身，无暇执笔，要我先为搜集材料及起草。1934年禹贡学会初创，翌年得张石公（国淦）先生捐赠房舍，作为会址。顾先生邀我先期移居禹贡学会之内，以便着手进行工作。当时正是国难当头，日本帝国主义侵凌日甚一日，东北三省早已沦陷，其锋芒及于山海关内，北京（当时称北平）势同前线，几有不可终日之势。顾先生曾感慨地说：“吾人处于今日，深感外侮之凌逼，国力之衰弱，不惟汉唐盛业难期再现，即先民遗土，亦岌岌莫保，衷心忡忡，无任忧惧。”故承应撰著此书，实有深意。顾先生一再指出，必须详细论述疆域损益及其演变踪迹，借以使国人具知创造祖国山河之匪易，寸土皆应珍视，不能今其轻易沦丧，这不仅是口头的指示，而且在书中开篇明白写入。顾先生上述指示，实为本书框架轮廓，大纲目录即依此制定。目录中特设《明代长城和九边》、《清代后期失地》等章节，亦有所指。论述历代疆域，涉及许多具体地名，若一一备举，悉以入于文内，显得繁琐累赘。顾先生又指示，应分别列成表格，既清眉目，亦可少占篇幅。顾先生还指示，讲地理不能不用地图，讲现代地理如此，讲沿革地理更不能舍之不用。根据这个指示，书中先后列表31个，附图27幅。以前我在大学学习时，曾听过谭其骧先生讲授《中国历史时期的地理》的课程。谭先生很会讲课，上课时只带一些卡片，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既不发讲义，也不绘制地图和表格，学生只是听讲记笔记。在起草中，我翻阅过我所记笔记，由于和顾先生的指示以及写作要求差距较大，很难配合。特别是顾先生在本书目录开端绪论之后，列有“中国疆域沿革史已有的成绩”一章，笔记中无此内容可资参考，而疆域沿革之学有其历史渊源，历代学人咸有撰著，非一朝一代史事，起草此章要遍览前哲时贤的著述，我深感难于措手。这些情形，我皆曾坦率地向顾先生谈过。顾先生鼓励我从头学起，而且给我一年多的时间，作为我在禹贡学会的工作。在这不很长的时间里，我只好埋头苦读，翻检有关图书。这使我能博览和参考古今许多学者的著述和学说，不囿于一家之言。在苦读中，时时得到顾先生的指点，又不时和当时在禹贡学会工作的韩儒林、童书业、张维华诸先生共同研讨，使我得到不少进益。在起草工作中也曾征询过诸先生的论点和意见，其中尤以童书业先生的为多，但都没有注出他们的大名，因为都仅是口头的谈论，不是著作，无从为之注出。总的说来，全书的框架轮廓以及大纲目录都有顾先生的指示，有规矩可依，所谓起草工作只是就章节题目做文章，看起来似乎不会很费力，但实际做起来却非常吃力。除了前面提到的“已有的成绩”一章外，由于这本书以论述历代疆域变迁为主，旧日所谓正史大都有《地理志》或《郡国志》，就是有缺的，后来也有人为之补撰，可以据以论述，不过有些志中也还有若干问题，前代学人于此都有论述，这就不能不多事翻检，博采众议，斟酌取舍。又在此书撰写之前，顾先生曾经著有《两汉州制考》，对于《汉书·地理志》的讹误有所校订。既已创立规矩，就须一律踵行。再有疆域规划时有变迁，历年既久，其间自多增并损益，而改朝换代之后，改易更多，尤其是接近边地各处，又时有盈亏。凡此种种，皆须一一董理，方不至有所讹误。更为繁琐的则为图表的制定清绘。前代学人于此颇著功力，成果累累，但仍有不甚确切之处，需要考订，而且要与现代地名对照，自不能不再下功夫，逐一为之查勘。因此，以一年多的时间完成全书起草，极为紧张。但是经过这次锻炼，使我能够深入其中仔细钻研，今日能够稍有过进，确实是由顾先生谆谆的教导，为我奠定治学的基础，这是我没齿难忘的。此书自出版迄今已六十年，本来已是往事一宗，无烦再为道及。现在商务印书馆决定重印，因就回忆所及，略述当年起草过程，亦雪泥鸿爪的微意。当年顾先生承应撰著此书，如前所说，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日甚一日，其时国力衰弱，难于阻遏强敌，故欲借此书以昭告国人，不使大好河山继续沦陷。现在国力日强，国运鼎盛，边圉安谧，民康物阜，与六十年前迥然不同。顾先生在天之灵亦当为之欣慰无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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