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文化

　　二、人生哲学魏晋六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最频繁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解放的时代。玄学的流行，使得六朝士人思想空前活跃。名士们个体意识的崛起，演变为当时社会人生的各种矛盾。由于汉帝国的崩溃，儒家的衰落，礼教的松弛，老庄的兴起，促使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成为一种时代的文化精神，从而激化出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矛盾。在这种矛盾与冲突的历史背景下，六朝又是一个没有思想权威而又正在重建新的价值观的时代。人们无拘无束地凭借着自己的个性、思想、学识来设计理想人格，选择人生态度。在迷惘与追求、困惑与探索相混杂的心态中，既有生的沉迷执着，又有死的超然人化；既有物质的享受满足，又有精神的自由逍遥；既有醉生梦死、浑浑噩噩的颓唐蒙昧，又有忍辱而不失风度的放达；既有虚幻的仙佛世界，又有愤世嫉俗的现实批判；既有澄明恬淡的修身养性，又有返归自然、怡然自乐的超然世外。所有这一切，构成六朝人生哲学丰富多彩的画面。l.死矛盾的沉思人生以生命的存在为现实基础。有生必有死，人生总是有限的。死的默念与生的沉思，即对生死矛盾的思考，构成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逻辑起点，也是六朝面临的时代课题。在远古时代，由于没有产生剩余价值，生活水平极其低下，加之愚昧无知，因此原始人不会感到死的恐惧和悲哀。以后随着生产力和人类文化素质的提高，开始意识到死的不可避免，于是咏叹时光的流逝，产生淡淡的哀愁。面对宇宙无穷而人生有限的矛盾，儒家学说只重生不重死，对生死问题采取回避态度。孔子对于生与死的矛盾，有一个明智的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当他面对着滔滔东去的黄河之水时，直接感受到时光流逝的不可逆性，便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感叹人生如同流水般地迅速消逝，一去不复返。但是，他并没有为人生的有限而悲观沉沦。当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时，是意识到一旦把握人生的价值，尽最大努力去把握这有限的人生，就死而无憾。儒家以理性主义态度对待人的生死问题。道家学说对人的生命存在采取自然主义的态度，不回避死的问题，将生与死联系起来思考，在生命观上比儒家更具辩证性。面对死亡，庄子具有哲人的洒脱与智慧：“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人之生也，与忧俱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这就是说，生与死是相互联系着的自然变化，“生而不悦，死而不祸”。普遍地激烈地表现出对死的悲痛和对生的留念的，是在东汉魏晋之际。东汉以来由于朝代更迭，得势者大杀异己，战争频繁，瘟疫流行，死亡无数，人们痛感时不我予，慨叹人生短促，这就激化了生与死的矛盾。又由于时重士族，若隐退则门户无托，而身仕乱朝，若从政则生命可忧。为寻找自全之计，就试图调和进退出处的矛盾。加之，此时的生产力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舒适的生活享受，使人们意识到生命可贵；但是生命的短促，又唤起了人们对死的恐惧。据考证，魏晋六朝名士的寿命一般不长。面对惨痛的社会觋实，他们喟叹人生短促。生死无常，对现实生活有着强烈的欲求和留念，因而服药炼丹，饮酒任气，高谈老庄，双修玄礼，潇洒不群．超然自得，既纵情享乐，又满怀玄思，对人生的命运、价值与意义进行了深沉的哲理思索。六朝时期，由于人的个体意识的崛起，控制情感的大堤崩溃了，。六朝名士意识到生之不易，死之可期，“以生为贵”①的思想由此而生，并继承与弘扬道家“贵生、保身、全性”的人生理论，为追求生的权利而执着探索人生的真谛。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自身的生命价值，对死亡产生无限的迷惘和悲痛。在这一情况下，痛惜。人生短促”的绝唱最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六朝名士喜欢服药的根本原因，是有感于生命短促和时光流逝。《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王孝伯（恭）在京行散，至其弟王睹户前。问：‘古诗中何句为最？’睹思未答。孝伯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此句为佳。”王恭之所以欣赏。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两句，与他服药行散有某种联系。自汉末以来，人们就一直企图通过炼丹吃药以延年益寿乃至得道成仙。据《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条折枝，泫然流泪。”东晋大将军桓温少有豪迈气，胸怀大志，在北征途中，目睹前种之柳，皆已大至十围，联想到当时逆胡未诛，余烬假息。桓温在亲勒部卒，建旗致讨途中，感年华之飞逝，叹事业之未就，悲人生之渺小，触景生情，泫然泪下。后来，庾信在《枯树赋》中，把桓温的话写成一首凄怆感人的抒情诗：“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逢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宇宙无限，而人生有限；事业无止境，而寿命太短促，使无数士人陷于无穷的遑惑、迷惘与悲伤、恐惧之中。桓温此种以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难能可贵。除桓温这种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外，六朝名士如何使不安的心灵得以解脱呢？记载六朝史实的文献，特别是《世说新语》、《晋书》、《高僧传》中，都有不少这一时期尤其是东晋名僧与名士交往的事迹，他们从玄言佛理中寻找属于自己的精神寄托。东晋江南名僧支遁，字道林，兼通佛学和玄学，与东晋上层文士谢安、殷浩、许询、王羲之过从甚密。据《晋书·谢安传》说，谢安未人仕之前，一直“寓居会稽。与王羲之及高阳许询、沙门支遁游处。出则渔弋山水，人则言咏属文。”王羲之写过著名的《兰亭集序》，此序通篇着眼于“死生”二字。永和九年．王羲之邀友人会集兰亭，曲水流觞，饮酒赋诗，洋溢着一片欢愉的气氛。此时，王羲之游目骋怀，仰视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由此引发出人生思考：“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晤育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已，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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