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就是以中国早期驻外使节为中心，对中国早期近代化过程中双重任务的积极探讨。视角的改变和资料的扩展，为深化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调整整体的观念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作者以近代化为中心，论证了清末选择外交官的指导思想为通详务与知国体，认为使臣们提出的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建议，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化的为中心，论证了清末选择外交官的指导思想为通详务与知国体，认为使臣们提出的以发展经济为主的建议，虽然不是中国近代化的最好途径，但较之以军事近代化为主的方式，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政治近代化方面，使臣们大都对民主政治持反对态度，但从“通上下之情”的角度来欣赏和理解议会民主之人，也为数不少，使臣们在中国国力不足的情况下，设法建立起近代外交体制，维护国家利权，使中国的外交逐步与近代世界体生活费相适应。不过，在以力制胜的时代，公理并非强权的对手，守定和约往往导致对列强有利的结果。这些论点或许仍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但作者不囿成说，言之有据，能够自成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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