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是儒家经典之一，记述了战国中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孟子及其弟子的言论，由儒家学派重要代表人物孟子及其门人所著。《孟子》现存7篇，主要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及其哲学伦理、教育思想等。孟子大力宣扬孔子学说，把孔子的“仁学”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他还提出“性善论”，作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他主张法尧舜，制井田，提倡“尚贤”、“薄赋”、行“王道”；在君民关系上，他主张“民贵君轻”。本书英译参考了各种译本，是最新的英文全译本。片断：【原文】之形何以异？”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挟太山以超北海之类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抑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原文】言。曰：“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嬖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岂为是哉？”曰：“否。吾不为是也。”日：“然则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犹缘木而求鱼也。”王曰：“若是其甚与？”曰：‘殆有甚焉。缘木求鱼，虽不得鱼，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曰：“然则小固不可以敌大，寡固不可以敌众，弱固不可以敌强。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异于邹敌楚哉？本书前言前言《孟子》是儒家经典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儒家学说中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其影响和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孟子（约公元前372一前289），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今山东邹县东南）人。曾受业于孔子的嫡孙子思的门人。早年也曾周游列国，到过齐、魏、宋、滕、鲁等许多大小诸侯国，做过齐国的客卿。由于齐王不能采用他的主张，愤然离开齐国，退而与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著书立说，即现在流传下来的《孟子》7篇。孟子的政治思想是主张行“仁政”，“尊王贱霸”（即所谓“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主张以德（即仁政）争取民心，统一天下。他提倡“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他同时也阐述了“仁政”的新观点，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主义思想。对于君臣关系，孟子提出了反对愚忠，即为臣的不应盲目地、无条件地服从君主。“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孟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天赋的“仁心”，即“善的本性”，这是实行“仁政”的根本出发点。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提出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社会分工论，反对许行一派“君民并耕”的主张。“天”是孟子哲学的最高观念。孟子认为，王权是“天”授予的（即后世所谓的君主“为天牧养之元”，见东汉鲍宣“上哀帝书”）。“天”是宇宙万物的主宰，而“天”的旨意是通过贤明的君主来实现的。孟子也十分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提出“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亦即我具备天下万物的优点。孟子还重视思考的作用，提出“心之官则思”，重视理性认识，对中国认识史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孟子》一书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是由孟子本人和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撰写的。相传另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等《外书》4篇（参见《汉书》艺文志），合计共11篇，约35000字。可惜后4篇均已亡佚。此书以叙事和对话的方式记载了孟子一生的政治活动、学术活动以及在政治、哲学、伦理道德、教育等各方面的主要学术观点。此书也为研究杨朱、许行和告子等学派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兹将其主要内容评介如下。一、游说各诸侯国君，如齐宣王、梁惠王、滕文公、鲁平公等，宣传自己“仁义”的主张。从卷一“孟子见梁惠王”起，阐述其理想中施仁政的内容。孟子尖锐地指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并且愤怒地指责统治者：“兽相食，且人恶之；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他主张：“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而实际情况却是“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又如何能够“驱而之善”呢？他雄辩地揭露了各诸侯王的称霸野心及其置民于水火之中的严重后果，逼得统治者无以作答，只好“王顾左右而言他”。孟子的民本思想也是很突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话今天听来简单，但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说这话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多么深刻的洞察力啊！拿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超前意识”。齐宣王就“汤放桀，武王伐纣”的事问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掷地有声地回答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在当时能这样一针见血地指出独夫民贼应该杀，是需要有极大的胆识。孟子坚决反对愚忠，反对盲从。他认为为臣的态度是由为君的态度决定的。君主并非任何时候都对，也并非都应无条件服从。他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对于暴君，他是深恶痛绝的。二、在个人修养方面，孟子提出养气的主张。他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解释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并提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声言：“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孟子还指出，一个人要成为伟人，必先受到各种艰苦环境的磨炼和考验，即著名的“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以及“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三、强调社会分工，驳斥了许行学说“君民并耕”的主张。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一主张曾经受到过无情的批判。其实，平心而论，这种分工无疑是必要的。随着社会的进步，农业和手工业、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不可缺少的分工。如按照许行的学说，完全退回到原始社会的以物易物，其实那是社会的倒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细。在科教兴国的时代，今天治理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是不行的。如果要求各级管理人员，以及各行各业的科学家既能做工又能种地，这可能吗？四、孟子强调主观能动性，强调思想的作用，提出“万物皆备于我”和“心之官则思”。主张在物质生活有基本保证的情况下，普及教育，即“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所说的“尽信书不如无书”、“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等，至今仍有其现实意义。《孟子》一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但在成书之后，却一直被列为子部。按经史子集来分类，与经的地位悬殊。直到南宋，经二程（程颢、程颐兄弟）提倡，特别是朱熹所撰的《四书集注》，称《孟子》为“出处大概，高不可及”，并称《六经》为“千斛之舟”，而孟子是“运舟之人”。这时《孟子》一书才与《五经》并列。明清以降，朱注《孟子》更是作为开科取士的必读书。在儒学的发展史上，孟子是孔子最重要的继承人，有“亚圣”之称。两千多年来，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谓浃髓沦肌，源远而流长。它不但支配了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而且还影响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孟子》一书自然就成了儒家学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既作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同时又被视为文学作品（列入文学史和文学选读）。由于其文章巧于辩论，语言流畅，富有文采和感染力，对于后世的散文也有较大的影响。《孟子》在语言（包括书面语和口语）方面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时至今日，汉语中的许多成语典故，都源于《孟子》，例如“五十步笑百步”、“缘木求鱼”、“揠苗助长”、“王顾左右而言他”、“出尔反尔”、“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等等，至今还经常出现于文章和口语中，其中有许多成为千古名句。此外，《孟子》一书，对当时（战国时代）的历史状况、风土人情和生产发展的水平，都有较多的反映，现在还十分强调的保护大自然生态环境方面，书中也有论及。如：“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人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试想想，远在两千多年前，地广人稀，生态环境远比现在要好的时候，孟子就有远见地反对滥捕滥杀、竭泽而渔，反对滥砍滥伐，保持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是何等的正确，何等的远见卓识！想想我们近几十年来干过的蠢事，以及今天仍在破坏生态环境的短视行为，屡禁不止，对比先哲的教诲，实在令人汗颜！儒家学说本身及朱熹的《四书集注》，从总体上来说属于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其基本倾向是应当批判的。不能原封不动地拿到今天来照搬照套，但是其分体和枝节部分有许多可供借鉴之处。《孟子》中的积极因素，如民本思想、个人修养、教育主张等，人们对之尽管有不同的看法，但对孔孟作为思想家在我国古代思想和文化史上的贡献，还是应该肯定的。南宋二程及朱熹等所创理学，将儒家学说结合当时统治阶级的需要，有所发挥，有所诠释。虽为后世学者所诟病，但也不是无可采择，一无是处。清人戴震作《孟子字义疏正》，发挥唯物主义观点，批判程朱陆王的唯心主义，提出了完整的唯物主义自然观。认为“道”是阴阳五行之气的气化过程，并且提出“理”（即道德原则）并不脱离人的感情欲望，阐发“理存于欲”的伦理学说，斥责理学家的“存天理，灭人欲”是“以理杀人”。他们的格物致知说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及人们认识它的途径，对后世的唯物主义者有启迪作用。“仁政”是孟子观点的核心。从孟子见齐宣王一章可以看出。齐宣王看见有人牵一条牛去杀了衅钟，因不忍而用羊换下来，人家以为是齐王吝啬，而齐王说齐国虽小也不会舍不得一条牛。这时孟子说：“无伤也，是乃仁术也，见牛未见羊也，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最后单刀直人，责问齐宣王：“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他主张统治者应以人为本，随时考虑到人民生存的起码条件，认为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天下。这种以人为本的“仁政”思想，还表现在他所说的“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当时有独立见解的知识分子，即士，有各家各派，他们都依附各级封建主，从王侯到公子，或游说诸侯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作侍从之类的工作。他们自己不耕种，又没有封地，全靠有一技之长。上至苏秦、张仪，下至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如此。而一般的农民，如果没有土地，则无法生存，容易变成流民。流民衣食无着，就要起来造反。历史上频繁的农民起义必然动摇整个封建社会的根基。因此如何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孟子主张行仁政，让农民有自己的土地、山林，不致流离失所。这对后来的“明君之治”有很大的影响。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保马法、方田均税法，都是企图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使他们具有起码的生存条件，不至于铤而走险。历代有远见的帝王，如汉文帝、汉景帝、唐太宗、明太祖直至清圣祖（康熙帝），都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此外还有抑制豪强，防止过分土地兼并，以及实行均田制、计口授田等，无一不是为了使农民有一份产业，不致起来造反。但历史上的开明君主真正施行“仁政”的实在屈指可数，这是由封建统治者贪婪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要他们时时替农民着想，无异于与虎谋皮。所以文人才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慨叹。对于包括《孟子》在内的儒家经典著作，我们既不能数典忘祖，全盘否定，也不能脱离实际地全部继承。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地继承这一古代的文化遗产。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对它有所认识，有所理解。因此出版原著及其今译本、外文本等就十分必要了。毕竟是王道比霸道好，仁政比暴政好。如果大家都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社会就会更加安定团结，就会多一些见义勇为，少一些见死不救。如果大家都遵循“万钟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的原则，那么贪污腐败就不会层出不穷了。总之，对于我国传统的儒家学说，当然也包括孟子的主张，应当采取扬弃的态度，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这对提高国民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儒家学说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文化宝藏之一。尤其是当今进入了全球文化时代，任何文化都不能孤立地存在和发展，必须通过其他文化来为自己的文化定位。遗憾的是，中国儒家典籍的西译工作，在几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大部分是由外国学者来完成的。《四书》被译成西方语言，始于明清之际来华的耶稣会教士，其中最杰出的人物要数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lthaeusRicci1552一1610）。他曾把《四书》译成拉丁文，但未能正式出版，手稿后来也不幸散失。把《四书》译成拉丁文而又获出版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殷铎泽（ProSperInterecetta1599一1666），他的译作分别在广州和印度果阿出版，后又于1672年在巴黎重版。这些译介原本是给那些到东方传教的人作参考的，而实际上却对教会以外的人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四书》的全译本（实际上并无《孟子》）是后来的比利时传教士卫方济（FraneiscusNoe11651一1729）直译成拉丁文的，1711年由布拉格大学图书馆出版。虽说《孟子》的英译本较《论语》为少，但仍有J.Legge（理雅各）的《中国经典》（1875）、E.Fabes的《孟子学说类编）（1882）、LA.Lyall的《孟子》（1932）、D.C.Lau的《孟子）（1970）等多种。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的理雅各（JamesLegge1814一1897）。他作为汉学家，1839年25岁时被教会派往马六甲，任英华书院（Angl0一ChineseCollege）院长，1843年随同该院迁往香港。在港期间，他得到英国鸦片巨商颠地（GeorgeDuddell）、查顿（AlexanderM.Jardine）等人经济上的资助，又受到中国学者王韬学术上的指导，以极大的毅力，将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出版，总数达28卷之多，真可谓“皓首穷经”，为中英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使他的研究工作难以达到登堂人室的程度。尽管如此，他的译文仍然获得高度的评价，被认为是难能可贵的。西方研究孟子其人其书的著作为数不少，如F.C.M.Wei的《孟子的政治原则》（1916）、I.A.Richards的《孟子论“心”多重意义探索》（1932）、A.I.Venvighen的《孟子其人及其思想》（1976）等。此外，还有论孟子的多篇有影响的博士论文发表，如F.C.Granlich《孟子的道德哲学》（1980）、Chuan一ChiahHuang《孟子之崛起：孟子伦理体系的历史阐析（200—1200年）》（1980）、Ming一HuLin《孟子哲学及其对基督教布道的意义》（1986）、Kw凹g一LoiShun《心性与道德：孟子的伦理学》（1987）、E.J.Mollgaard《中国早期伦理学的方方面面》（1993），等等。在这些译本和论著中，A.L.Lyall的《孟子》一书将孔孟作了比较。作者高度赞扬孟子作为辩论大师，具有很强的推理能力，精明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叙事生动，风格优美，堪称散文诗人，并高度评价了他决不俯就权贵的品德。除英译本外，《孟子》一书还有德、法、俄、意等文的译本。德国汉学家卫理贤（RichardWilhelm1871—1930）在译出《论语》之后，又译出了《孟子》（1916）。法国汉学家儒莲（StanislasJulien1796一1873）曾参考满文本译过《孟子》。其后传教士顾赛芬（seraphinCouvreur1835一1919）于1895年出版了他的《四书》法译本。在俄国，东正教大司祭雅金夫·比丘林（H.R.HHbyhhy1777一1853）翻译过《四书》。另一位大司祭西维诺夫（д.л.CиBилъев1798一1871）译了《四书》和《孟子》。巴·波波夫（п.C.月onов1842一1913）翻译了《论语》和《孟子》，后者选择了第1、2、4、5、6篇。此外还有波兹涅耶娃译的《孟子选》以及什节因译的《孟子》单行本（缺第4篇）。据说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在读到这些译本后，对中国儒家学说大感兴趣，认为“它们达到了不同寻常的精神高度”。如果不是年过八旬，他还想亲自到中国看一看。〔参见马祖毅、任荣珍著《汉籍外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出版）及黄鸣风等著《英语世界中国古典文学之传播》（学林出版社1997年出版），特此鸣谢〕从上述译著和论文可以看出，《孟子》一书在西方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在近代文化交流中，出入颇不平衡，流出的原为外国传教士完成，后来又多为外国汉学家译介。由中国学者自己完成特别是系统介绍的几乎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竟被西方人导向，实在有些“喧宾夺主”。作为外国人，即使是汉学家，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背景知识的了解必然是有限的，加之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他们对于中国古籍的理解有时不可能非常准确，译介时难以能够忠实于原著，笔者曾在拙文“难能可贵与美中不足——评理雅各两段《孟子》的译文”（载《中国翻译》1995年第6期）中指出：英译《四书》、《五经》的工作最好能由中国学者有组织有计划地完成。这个巨大的工程最好由一个权威机构出面组织领导，并有大批饱学之士参与其事，以便使这些中华国宝能有较完善的外文译本，首先是英译本，才可以使这些经典著作成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包括《汉英对照〈孟子〉》在内的《大中华文库》即将陆续出版，并且作为国家“九五”期间的重点出版项目。笔者的愿望即将成为现实。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有幸躬逢其盛，确实感到非常荣幸。《大中华文库》中的《孟子》一书的审读工作给了我一个极好的学习机会。由赵甄陶教授主译的《孟子》书，由于译者学识渊博，译文质量上乘，比理雅各译本的质量为高，使人感到由衷的敬佩。在此，我预祝《大中华文库》的全部出版工作获得圆满成功。楚至大1999年1月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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