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他老人家曾经说过：《水浒》这本书好，好就好在它是一本反面教材，让我们看清了投降派的真面目……在外人眼里，我大抵算得上是一位挺优秀的老板，在我眼里自己并不是一名严格意义上的企业家，因而自认没有资格撰写自传；我只是一名经历过大大小小的失败的商人，因而有资格写就一部痛定思痛的反面教材，在警示自己的同时，也昭示于别人。我不是业界理论家，因而难有条理清晰、波澜壮阔的生花妙笔；我只是一名乘着冲锋舟欲罢不能的商海战士，因而可以直截了当地向人们指点我遍体的弹孔和伤痕。旧伤重提是痛苦的，揭开伤疤更是切肤之痛。但对于一名依然向往进步的人来说，痛苦正孕育着快乐。我愿意更多的人分担我的痛苦，并与他们同享进步的快乐。感谢矿泉壶市场的大起大落给我带来的商海沉浮，它使我从辉煌跌回平凡，重新找回曾丢弃在商战战场的良知，因而有机会掸去身上的浮躁，擦去脸上的伪善，抹去内心的狂傲，并静静地寻求这一切的根源。我是谁？俗话说三岁看大，五岁看老。我比别的孩子早熟十年，十三岁被错划成现行反革命。那是一九六九年国庆之后，还在湘西隆回县读小学的我，面对刊有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检阅“红卫兵”大幅照片的《人民日报》一脸迷惑：为什么作文那么难写，而报纸却每天都写得满满当当呢？后来我好像终于发现了新大陆，便对别人说：“原来报纸没有东西可写的时候，就用大照片凑。”伟大领袖的照片怎么会是凑数的呢？于是便有人去告发，加之我出身工商业主兼地主家庭，糊里糊涂就当上了现行反革命，并被驱逐出校门。第二年家人尽遭遣返，面对这群面黄饥瘦的老老少少，农村老家基层组织坚拒不收，主要是怕我们再分村里人的口粮。全家人顿成浮萍飘零。于是我父亲将县城家里临街大门上锁，造成人去屋空的假象，家人则每日如地下党般从后门谨慎进出。那年，我开始晚上在县电影院门口卖瓜子。那时的瓜子几分钱一竹筒。为挣几个小钱我特制外径大、内径小、内节较高、容量较小的竹筒牟利。白天则摆一小摊替人修锁配钥匙、补锅补盆，反正什么都干，以此养活全家老小。为坑人牟利，我先天的小聪明从那时起便派上了用场，且对未来产生了连续性的影响。十六岁，我自己设计并打造机床，创办拉丝厂。十八岁，我随后来被誉为“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教授一起在广西搞杂交水稻育种。二十岁创办街道塑料厂，使其成为省定点企业。一十三岁兼职做律师。二十五岁贩运蜜桔，坑人反被人坑。二十六岁放高利贷并倒卖黄金。二十七岁起至今搞科技发明获三十多项专利。三十岁从湖南老家北上京城与张立民、何鲁敏合作创办“亚都建筑设备制品研究所”。三十二岁创办青岛亚都科技公司及萌芽中的塑钢门窗企业。三十四岁创办“百龙绿色科技所”并引发中国第一商战“矿泉壶大战”。三十九岁随矿泉壶一道被人遗弃。四十岁全力以赴经营塑钢门窗产业。历史就像一面镜子，一段隐隐作痛的经历折射出躁动不安的灵魂。它远非精彩，却充满深意，表明一个人要跨跃自己的局限是何等艰难。人格的完善，也许仅靠岁月年轮是不够的，成年人依旧会重犯儿时的错误，所不同的是付出的代价将更惨重。所以我将检讨自己的过去，寻出深藏于灵魂深处的元凶，并用反思的利矛刺穿我狡辩的厚盾，希望看到真正的鲜血。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说将是一本反面教材，但我不会因此而惶惑——壮士断腕方显英雄本色。也许今日的反思依旧会被明天否定，这不可怕，那时我的胸怀定将更广阔— 失去的将是灵魂和道义上的枷锁，而得到的却是一个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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