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文明的开端，通行的观点是始于黄帝到尧舜的五帝时期。相对而言，尧舜之前还存有强烈的神话意味，而尧舜时代，则被描画成一个人伦和顺、政治清明的黄金时代，因而也被认为是以制度完备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社会的起点。崔述《唐虞考信录》就说：“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这种描画集中体现于《尚书·尧典》与《史记·五帝本纪》之中。但这未必是上古文明的真相，它很大程度上可视为由晚周秦汉间文人努力拼凑、编造的成果，这一点经过以《古史辨》派为首的学者们的倾力探索，至今已为人共知。不过，这并无损于尧舜传说的研究价值，因为学术研究并不认为研究对象必须具有现实的真实性，就尧舜传说而言，也显然不必将还原上古史作为唯一目的，甚至能否还原，本身还是一个需要证明的假设。简单地说，尧舜传说之所以、又如何被推上如此崇高的地位，就足以构成一个饶有意趣的学术问题，更何况在尧舜传说的总体之中，有意趣的话题还远不止这一个呢？ 尧舜传说由于发展并成熟于先秦两汉时期，所以其演变过程中充满着异说与诘难，它的几乎每一项传说单元都或明或晦地闪烁着某种学说背景，理念色彩是它长期拂拭不去的特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尧舜传说的研究，是与其传说本身共生并进的。但这主要落实于辨伪层面，况且多数的传说辨伪者同时又是传说造伪者或造伪者的信徒，因而这种研究很少具有学术品格。唐宋以后，像苏辙《古史》、李锴《尚史》之类上古史著作甚多，它们通常在传说各单元的诸家异说种选取一二作定本，对其余诸说再加驳斥，只是很少再另添新说，他们更多是以传说的仲裁者而非传播的姿态出现，为尧舜传说做了许多疏浚工作，但也仅此而已。便是晚清辨别古史的卓尔大家崔述，虽力斥古来儒者多蔽于成见，但其辨伪名著《唐虞考信录》的考信标准仍是“六经”，所谓“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这一态度与太史公所谓“考信于六艺”正同，这又何尝不是横亘于胸的一宗绝大成见呢？ 尧舜传说真正进入现代学术视界，还得从20世纪初期前后的疑古思潮开始，而壮观于以《古史辨》为核心的大批古史论著之中。它们大多以现代文化思潮为背景，对古史传说进行了刨根问底的探讨，其最大贡献在于冲破了包括神圣经学在内的一切传统藩篱，将尧舜传说从上古史实中解脱出来，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它的神话传说面目。其中，顾颉刚功绩尤著，他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等著作以及“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等论点，在攘臂打破二千多年来因循自闭的古史观念的同时，也为上古史及神话传说的研究，开辟了一片新的学术原野。不过因破旧开新时期头绪繁多，他常常在意识到某个学术课题的广阔前景之后，很快又奋身于另外的更新更大的题目上去了。他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后，再着手考舜的故事。这一件故事是战国时的最大的故事（战国以前以禹的故事为最大，可惜材料太少，无从详考），许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结起来了。”并认为：“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对于故事的性质更得许多了解，一方面也可以对于伪古史作一个大体的整理。”但他终于只作了一篇《虞初小说回目考释》，对尧舜传说各单元的材料稍作罗列，就再无暇深究了。 后来学者对尧舜传说也时有涉足，大多仍从上古史角度切入，但目的与方法有所变化。最主要的是参照现代流行的古代社会分期法，将尧舜传说作为新石器晚期的代表，辅以相应的考古发现，从而研究中国上古史，比如将尧舜禅让对比于军事部落联盟制度等等。另外，一批神话传说研究者对尧舜传说也有相当的关注，除了神话资料搜集专家们对尧舜资料的搜集不遗余力外，更多的研究是以解释、破译为主，比如将舜象故事比附于东夷服象之史实，历试诸难乃成年礼之展现等等。当然，本文这样将上古史与神话传说分类述之，仅仅是一种叙述便利的权宜之计，事实上这两种研究时有渗透。 应该说，对于尧舜传说已有的各项研究，都各有价值。但迄今未有将尧舜传说总体作为单独研究对象的。顾颉刚在《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中说：“舜的故事，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件故事，从东周、秦、汉直到晋、唐，不知有多少万人在讲说和传播，也不知经过多少次的发展和变化，才成为一个广大的体系；其中时地的参差，毁誉的杂异，人情的变化，区域的广远，都令人目眩心乱，捉摸不定。”去掉其中一些略带夸张的感情化语辞，再增入与舜密不可分的尧的事迹，尧舜传说的研究价值，当是不言自明的了。 胡适在1924年2月《读书杂志》18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古史讨论的读后感》的文章，文中对顾颉刚的古史研究方法有如下总结： （1）把每一件史事的种种传说，依先后出现的次序，排列起来。 （2）研究这件史事在每一个时代有什么样子的传说。 （3）研究这件史事的渐渐演进：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事，由寓言变为事实。（4）遇可能时，解释每一次演变的原因。 一般地说，这样的方法是比较合理的，本书的研究思路也大致循此。不过，对于这一方法，有些情况必须交代清楚。首先，上述（1）、（2）点的一个十分明显的倾向即是对材料时间性的严重依赖。客观地说，本书对于有关尧舜材料的钩沉剔隐，虽工程浩繁，倒并无太大障碍，但判断材料的先后关系则颇费斟酌。要想将先秦两汉典籍之先后关系：弄明白，目前显然只是良好的空想，所以本书对材料的时间判断，除个别地方有所考辨外，大多采通行之说，特别像《左传》、《国语》等，仍相信它们是大致可信的春秋史料，与疑古派将古文经多归于刘歆伪托不同。类似的情况书中随文出现，此不一一。其次，按上述第（3）点，若笼统地说“研究这件事的渐渐演进”，原无问题，但胡适接下来列举了一些演进的具体过程：“由简单变为复杂，由陋野变为雅驯，由地方的（局部的）变为全国的，由神变为人，由神话变为史实，由寓言变为事实”云云，若把这些过程只当作随意列举看，也可成立，但胡适这里的表述恐怕不是随意列举，看其全用“由……变为……”的句式，而且都是单向的，这分明是在为传说演变总结规律。事实上，这样的规律是难以成立的，传说演变只有这样一个走向，不能逆向运作？不能双向互动？比如“由神变成人”、“由神话变为史实”，难道就不可能“由人变成神”、“由史实变为神话”？试看谶纬中的尧舜乃至孔子，不是比先秦记载中的尧舜、孔子更具神异性吗？在为顾颉刚的古史研究作了以上总结之后，胡适当时很自豪地说：“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evolutionary）方法去研究。“evolutionary”的词意含有进化的意思，生物学上的进化论即“the Theory of Evolution”，“演进”只是客观发展，“进化”则为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胡适、顾颉刚所处的时代，进化论正当风靡，且已远远超过了生物界，成为解释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一种有力武器。胡适这里虽用的是“演进”，但其总结的规律，却难以脱去“进化论”的色彩，这正是其理论隐藏的背景与缺陷所在。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其成功与缺陷，也与此有关。有鉴于此，本书将对此倾向保持高度的警惕，甚至对于所谓规律的总结，也始终持有一种“如履薄冰”式的心态。 从研究视域上看，本研究也有纯历史的研究，如第一章，也有破译神话传说的尝试，如第五章，但是根本上无意于重塑上古史，同时认为破译神话传说只能是某项材料积聚至一定时机后的自然流露，大多数话题是无须或无可破译的。因此，本研究乃从文献记载开始，对更古的“真相”，没有特别的兴趣，而研究的下限延伸至今，这显然不当归入上古史或神话研究的行列，所以本书以“传说”为一以贯之的主导概念指称尧舜事迹。行文中有时也用“故事”一词，按照现今通行的民间文学理论术语，“传说”与“故事”理应有别，前者多指有一个核心人事的相关叙述，而这一核心又具有一定的真实性；后者则泛指一切虚构叙述。但是这两个概念其实有很宽广的交叉地带，因此本文使用的“故事”概念，是取其更宽泛的意义，或按其字意释为“过去的事”，也无不可。总之，笔者对概念术语一向持有随文设立的灵活态度，不愿因为迁就而左右支绌，只要不过于违背公认规范，大概也是可行的吧。同时，正是由于本书始终以传说来看待尧舜事迹，因此，尽管本研究从选题开始一直比较多地受到《古史辨》学派的影响，并从个人学术感情上说对顾颉刚等先辈也深表敬意，但笔者并无意于私淑前贤、入其门墙、承其余绪。顾颉刚先生在1925年《答李玄伯先生》一文中说，他个人研究古史愿意担任两项工作：“（一）用故事的眼光解释古史的构成的原因，（二）把古今的神话与传说为系统的叙述。”虽然顾颉刚先生在第（二）点上也做出了相当的成就，比如关于孟姜女故事的研究，但他将毕生精力更多地是倾注在第（一）点上了。而本书的重心恰与之相反。正基于此，在当前比较热烈的关于“走出疑古时代”的讨论面前，本研究在传说层面上基本不受太大影响，笔者只是出于学术发展的兴趣，在争取吸收其相关成果的同时，可以相对超然地保持密切关注的姿态。 总体研究的必有之意当然是对传说生成与流变的考察。鉴于尧舜传说本身的多变与复杂，本研究以《五帝本纪》为第一时期的集成之作，对此前诸子百家所宣扬的各种尧舜传说加以介绍，以展示尧舜传说的生成过程与流播背景，是为第二章；又对传说进行情节单元的分割与排比，以完成对总体面貌的显现，是为第三章。而且，这种情节单元的分割排比，将贯穿于本书的许多章节，这也是由研究对象的特性决定的。本书慎用母题（motif）、类比之类概念，因为这些概念带有强烈的共生性，是大面积传说研究的有力工具，而本书则主要侧重于尧舜传说的个案研究。从历时性上看，虽说尧舜传说贯穿古今时有变动，但这种变动大多只是个别单元的局部行为，而总体上的变化，在古代文献中只存在于谶纬这一时期，故有第四章。第二、三章与第四章合观，便可领略整个古代社会主流文化中传播的尧舜传说的总体风貌和主流品格。此外，第五、六、七、八章则是对其中最丰满的几项传说单元所作的个例研究。因为如上所言，个别单元的变动不居远远超出传说之总体，只有通过个例的研究，我们对尧舜传说总体上宽广的涉面、变幻的个性、多样的艺术风貌以及独特的结构功能，才能有更真切的领会。 从以上对于研究思路的总结中不难看出，本书的研究取向偏于纵向历时性，所依凭的材料主要是传统文献，这固然是笔者始终倾力之所在，但在当初的总体构想中，还有横向研究以及口承文本与书面文本对读的节目，具体的策略是：先将清代统一编修的各省通志中有关尧舜的传说、遗迹等记录钩沉出来，再将当代国家主持的各地故事集成中的尧舜传说也搜罗备至，两相对照，便可画出一幅相对翔实的尧舜传说地理分布图，并对两者间的异同尽量加以解释；然后，将当代口头传承的尧舜传说也按情节单元分类，将其与文献记载的相应情节单元作对比，从而具体分析其间异同，并可望对尧舜传说的多样面貌加以探究。这两项节目的共同前提是对当今尧舜故事的口头传承有全面的掌握，可惜我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已历十数年，各省、市、县、地也出了不少资料本，但至今尚未出齐，而且没有一家机构有完备收藏。笔者尽管勉力搜罗了百余则当今口头传承的尧舜故事，但于横向分布的全面性上还差得很远，所以终究只能以清修通志为依据，画出一张往日的分布图，聊备一格，是为第九章，不免让人扼腕叹息。况且，便是笔者掌握的主要来自各地集成本的百余则尧舜传说，认真翻检一下，由于搜集态度与方法的差异，其质量参差不齐，可信度颇可质疑，所以笔者终于又放弃了口承与书面全面对读的企图，只在个别地方进行了一些尝试，比如第七章舜孝传说中，就单辟一节论述当今口头传承形态，因为这一故事向来特别活跃，而笔者又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口头传承，它们具有很强的共生性和承继性。又比如第九章附录中的《永州之野觅舜迹》，笔者企图通过自身的实地考察，将文献、口承诸形态在地方山川人情的具体感知中对比发明。无论怎么说，对于口承形态与书面形态的对读，笔者倾注着特别而持久的关怀，并且深信这是应当引起学界关注的课题。 鉴于资质与勤勉两不足称，本书或许只能算是对于尧舜传说总体研究的初步总结。诚愿学界硕彦不吝批判，笔者当恭处下风谨聆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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