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将真情人画来郭彤与山水画一样，齐白石在人物画领域的成就也常常为其花鸟画的盛名所遮蔽，即便是在专业研究者的笔下，通常亦是一笔带过，未及充分而详尽的论述。然而在白石老人一生的艺术创作中，人物画却是画家不懈致力的方向，它与山水画、花鸟画一起，组成了齐白石多姿多彩的风格面貌，营造出一个关于齐白石的艺术神话。事实上，齐白石8岁即学画人物，而其最早的声名鹊起也得益于人物画的创作。齐白石早期的人物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民间广泛流行的题材入画的：如对大众普敬神的描写（观音、雷公、电母、牛头、马面、玉皇等），如对神话人物、历史人物的描写（八仙、麻姑、红线女、钟馗、关公、岳飞等），反映出画家的创作与民间需求的紧密结合与明显的世俗化倾向。在绘画风格上同样因受到地域尚趣的影响，多采用工细着色，也有兼工带写的一路，尤能掺以黄慎、改琦、费丹旭以及钱慧安诸家所长，结构出柔美流畅的笔致墨格。另一类则专作画像。26岁（1888年）时，齐白石拜萧乡陔、文少可为师，转习民间画像之法。虽则以“写真”为活计有着种种不堪，却是齐白石早年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根基所在。从这些“写真”作品而言，既有如《胡沁园画像》那样专注于人物风神刻画的纯肖像性作品，也有像《黎夫人像》在注重对象颜容相貌表达的同时，又对衣纹、服饰详加描绘的画作。1915年齐白石题所作《罗汉图》时称：“余自四十以后不喜画人物”，似乎他的人物画创作只是一个阶段性的工作，而非毕生热衷的事业。但联系到齐白石前后风格的迥不相同，以及1899年齐白石投师王闿运门下，云游天下，广结文士骚客后在思想上发生的巨变而作一考量，齐白石决然放弃的只是前期过分工细而迎合世俗的作派，却将其人物画的创作刻意作文人化的改造，以达至“雅”的意趣和生拙的笔墨效果。这是一种笔墨趋简而写意化的崭新风格。快捷的用笔明确了人物的轮廓动姿，简洁的施墨锁定了对象的明暗体量。笔墨的轻重、粗细、浓淡、干湿之间关系的妥贴处理幻化出微妙而变化万端的无限生趣。伴随着这种脱胎换骨式的风格易变，齐白石再次确立起自己师学的典范：青藤的豪纵、八大的冷逸、石涛的恣肆、冬心的古拙、板桥的奇峭、昌硕的磊落……无不“心意追摹”，又能融汇贯通，最终“脱前人习气，别造画格”。然而白石老人追求的笔墨，皆应物象而生、而易，并非纯为文人式的笔墨游戏或是形式主义的空泛描写。越是在粗枝大叶的“写意”作品中，简练的笔墨创造出了更精粹、更洗练、更概括的物象造型。同样在这一艺术的加工和创造的过程中，齐白石笔墨的特长也由此得到充分彰显与发挥。于是齐白石颇为自得地写道：“今日比昔日不相同也。十年前作颇令阅者以为好矣，余觉以为惭耳。此法数笔勾成，不假外人画像法度，始存古趣，自以为是，人必曰自作高古，世人可不信也。”与齐白石人物画风前后易变迥异的是画家那颗永远不泯的爱心。“正由于爱我的家乡，爱我祖国美丽富饶的山河大地，爱大地上的一切活生生的生命，因而花了我的毕生精力，把一个普通中国人的感情画在画里，写在诗里……”（齐白石语）齐白石钟情于女性形象的描绘，并把她们作为美与善良的化身加以颂扬。《白衣大士》慈悲含笑，情态动人，“客谓，余画观音大士何以美丽而慈祥？余曰须知大士即吾心也。”画家无疑是以神像来表达自己善良的情感；《红线盗盒》描写的是唐朝红线女为平息战争而盗金盒的故事，寄托了齐白石希冀天下太平、人间幸福的美好愿望；《黛玉葬花》、《麻姑献寿》中的人物宛若温婉纯真的少女，婀婀颀长而美丽多情；而《抱儿妇》则以日常习见之母子亲情为题，是对不加矫饰的女性质朴之美的赞美与肯定。李铁拐和钟馗，是齐白石一生特别喜爱的画题，二者皆为容貌丑怪不堪的神界人物。人们既敬畏他们道行高深、法力无边，又因他们心地善良高尚，能为人间消灾除害而依赖、亲近他们。依据李铁拐、钟馗在世人心目中的这些特点，齐白石更作出了富有想象力和创造性的艺术实践。他笔下的李铁拐蓬头垢面、一身丐装，在“尘世凡夫眼界，看为饿殍身家”的外表下却是孤傲脱俗的道骨仙风与救人于水火的侠胆柔肠，其中也寄寓着画家对世态炎凉的无限慨叹和辛酸体味。“愿天常生此人”是齐白石画钟馗的初衷。除了张口瞠目、满面怒容的降妖斩鬼的固有造型之外，齐白石另有《钟馗读书》、《钟馗醉酒》、《钟馗搔背》等种种巧思新构，在这些作品中，画家不仅将钟馗的形象进一步生活化、人间化，还凭添了几分幽默、几分诙谐，甚至是几分揶揄、几分调侃。对社会、人生的不尽关怀与期待令齐白石晚期的人物画出现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毕卓像》是以历史上的忠臣贤宦来反衬当时的腐败恶吏，《不倒翁》以讥讽挖苦的方式揭露了旧社会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而《牧牛图》则是对早年习见之生活场景的唤醒、追忆，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浓浓乡情乡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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