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诺雷·巴尔扎克（1799一1850）是十九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塑造典型的巨匠，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他以二十年的辛勤工作，创造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的奇迹。他将九十余部篇幅不等的小说联成一体，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包罗万象的社会风俗画，“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①使通常被视为供人消遣的小说一变而具有文献的价值。巴尔扎克的全部作品证明，他富有独创性地实践和发展了现实主义文艺理论，大大丰富和完善了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之最终脱离“故事”的范畴，成为一种表现力极强的、全新的艺术形式。巴尔扎克生活在法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转折时期，亲身经历了拿破仑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等重要历史阶段，目睹了一八三○年和一八四八年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新旧交替时期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动荡，带来了社会思潮的空前活跃，促进了十九世纪法国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对巴尔扎克的创作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所有优秀的作家都在作品中表现了自己的时代，巴尔扎克的愿望却是完整地再现他的时代。他不满足于描绘某一社会侧面，塑造某几个人物典型，而是要完成“一套关于十九世纪法国的著作”，“其中每一章都是一篇小说，每篇小说都标志着一个时代”。他让两三千个人物在纸上活跃起来，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有声有色地再现了法国大革命以后直到一八四八年资产阶级完全取得统治权这一整段历史。按他自己的说法，这是“许多历史家所忽略了的……风俗史”。巴尔扎克大胆地突破了传统的艺术领域和艺术方法，几乎无限度地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生活中一切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肆无忌惮地闯入了小说：财政金融、债务诉讼、银行的倒账清理、商店的结算盘存……都在巴尔扎克笔下得到了富于诗意的描绘；各行各业、各个阶层的人物都可以在《人间喜剧》中找到自己的代表。所以有人不无夸大地说：社会多么复杂，《人间喜剧》的内容就有多复杂；生活多么丰富，《人间喜剧》的场景就有多丰富。不仅如此，巴尔扎克还试图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种社会现象的原因，分析其本质和意义。在巴尔扎克身上，很早就有一种把握一切、认识一切、解说一切的强烈愿望。他在想要当小说家之前，曾经想成为一名哲学家；他在决定以小说来反映当代历史的时候，首先想到应当象布丰研究动物世界那样，把整个人类社会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对巴尔扎克来说，写作是研究和说明世界的一种手段。所以从一八三○年开始，他就在“私人生活场景”、“哲理研究”、“风俗研究”等标题下出版自己的小说。一八四一年他受到但丁《神曲》（直译即《神的喜剧》）的启发，又决定将自己作品的总称定为《人间喜剧》，把人世间一切纷争角逐或悲欢离合，意味深长地喻为舞台上演出的一个个剧目。在一八四二年开始出版的《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将编目划分为三个部分：“风俗研究”、“哲理研究”和“分析研究”按作者自己的解释，“风俗研究”是描绘法国当代社会风貌；“哲理研究”是探讨产生这些社会现象的原因，寻出隐藏在众多的人物、激情和事件里面的意义；“分析研究”则是从“人类的自然法则”出发来分析这一切因果的本质和根源。在这三部分内容里，“风俗研究”的篇幅最大，分量最重，根据题材的类别，巴尔扎克又将它划分为“私人生活”、“外省生活”、“巴黎生活”、“政治生活”、“军旅生活”和“乡村生活”等六个场景。巴尔扎克原计划在《人间喜剧》的总标题下写一百四十余篇小说，结果只完成了九十六篇，其中绝大部分属于“风俗研究”，而且主要集中在前三个场景。这九十六篇小说并非都是杰作，但就总体而言，却构成了一座奇伟壮丽的大厦。在法国乃至欧洲文学史上，还没有第二座这样的大厦。《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曾经说：“我感到自己有某种思想要表达，有某种体系要建立，有某种学说要阐释。”这也正是巴尔扎克写作《人间喜剧》时的心情。为了达到他所企望的高度，他曾如饥似渴地阅读古往今来的大量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和自然科学著作，不断地进行比较、分析和概括；他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搜寻人们内心的秘密，象哲学家和科学家那样细致地观察当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法律的奥秘、宗教的效用……，精细地剖析人们的感情、欲望、各种行为的动因，耐心地探究各种社会现象的内在联系……终于在这个纷乱的、骚动的社会中，发现了一条非人力所能控制的规律，这就是资产阶级的日益得势和贵族社会的解体、灭亡。这样一个历史的总趋向，就是当时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力量。社会上的一切冲突、争斗、动乱、犯罪，发生在家庭和个人生活中的种种悲喜剧，都和这个特定的历史进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由于对社会形成了这一总体认识，巴尔扎克得以从种种分散的、个别的、偶然的现象中，把握住具有本质意义的历史内容，从而成功地描绘出法国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一重大历史转折在社会生活中引起的巨大变化，以及对人们命运和心灵产生的深刻影响。这样，巴尔扎克的作品就不仅在广度上，而且在深度上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作家，并因此博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高度赞扬。巴尔扎克之所以高于一般的作家，在于他是个兼有哲学家头脑和历史家眼光的文学家。他的作品超越了个人的生活感受和个人情感的抒发，而融入了对社会的总体分析。巴尔扎克在小说《幻灭》中谈到，“最高的艺术是要把观念纳入形象”，而且“一个字应包含无数的思想，一个画面要概括整套的哲理”。这样，他就把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水平，使之达到了一般文学作品所未能达到的深度。巴尔扎克作为风俗史家之所以比真正的历史家更有力量，是因为他并不是运用概念，而是诉诸形象。历史家用概念所阐述的一切，他却通过大量的典型人物和典型事例来引导读者自己去感受。因此他以形象绘制的历史，常常比历史家所编写的历史给人印象更深刻、更强烈，因而也更有说服力。恩格斯曾经说，他从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塑造形象，刻画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是巴尔扎克概括和提炼生活的主要手段，也是他对现实主义艺术的主要贡献。他把性格塑造和深刻的历史内容结合起来，建立了法国文学史上最为壮观的人物画廊。巴尔扎克让人物在行动中展示个性，使故事情节和环境描写巧妙地服务于性格的塑造。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哪怕是次要人物，全都个性鲜明，血肉丰满，虽然不无夸张，却都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使人感到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别林斯基曾惊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众多人物、众多个性竟没有一个完全雷同。左拉曾钦佩地谈到，在巴尔扎克那些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面前，“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变得苍白无力，浑身抖颤，中古的人物象玩具铅兵一样倒伏在地。”巴尔扎克具有艺术大师的洞察一切的锐利眼光，他能够通过短暂的接触，迅速地深入到人们的内心，捕捉住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这种非凡的艺术才能，由于他自身的丰富经历而获得充分发展。他出生在一个从农民上升为资产阶级的家庭，亲友多是些中、下层的旧式商人，使他从小就熟悉了这个阶级的各色人等；他成为作家后，为“上流社会”所接纳，便有了更多的机会去研究贵族的风尚习俗；他在大学攻读法律期间，曾经作为律师事务所和公证人事务所的见习生，窥探到巴黎社会背面的污浊；更重要的是，在他成名前的十年闯荡中，他从事过多种行业，经历过无数次的奋斗与失败，体验过经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等种种痛苦，领略过期票的追逼和高利贷者的盘剥……在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对金钱的迫害、物质的统治有过他那样直接的、深切的感受，在生活的积累上，谁也不象他那么富有；他正象自己曾经描写的某些天才人物那样，在巴黎这个炼狱里“生活过、搏斗过、感受过”。他不仅是《人间喜剧》的作者，也是这个巨型舞台上的演员。波德莱尔曾把他称作《人间喜剧》众多人物中“最奇特、最有趣、最浪漫，也是最富有诗意的一个”①。他在《人间喜剧》中所描写的，不仅是他的观察，也包括他的体验与感受，正是这些切身的体验与感受，构成了《人间喜剧》中最精彩的篇章。想象力是艺术家不可缺少的素质，而这恰是巴尔扎克最强的天赋之一。他既是一位头脑无比清晰的观察家，又拥有最热烈、最丰富的想象。他通过观察和思考而形成的种种观念，总是迅速地转化成千姿百态的人物。这些人在作家的头脑里按照生活的逻辑行动着，似乎并不怎样受作家主观意愿的支配。巴尔扎克经常生活在幻觉世界里，与他虚构出的人物朝夕相处，被这些人搅得寝食难安。他和他的人物一起幻想、受苦、搏斗，有时几乎把虚构的世界与现实生活相混淆。他不时兴致勃勃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些虚构人物的消息，似乎这些人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传说他在病危时呼唤《人间喜剧》中的名医毕安训的名字，声称只有这位医生才能为他解脱痛苦。……这种奇异的精神状态，正是艺术家特有的形象思维功能过度强烈的表现。巴尔扎克笔下的人物之所以常常比现实的人物更生动、更逼真、更令人信服，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这种特别强健的想象力。巴尔扎克生活在十九世纪巴黎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接触到五花八门的思潮和学说，使他的思想也呈现出十分复杂的状态。他的头脑里填满了种种相互矛盾的主张和学说，在他的作品中，大量的真知灼见与奇谈怪论沓然并存，精辟的分析与荒唐的结论相互映衬。他相信世界的物质性，同时又深受神秘学说的吸引；他本质上是个无神论者，却热心地宣传宗教；他为社会绘制的发展蓝图并未脱离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范畴，而在政治上却倾向于保王党……但重要的是，巴尔扎克作为作家，一直把深入地认识和忠实地再现客观世界看成自己的天职。“法国社会是历史家，我只应当充当它的秘书。”①这句既谦逊又自豪的自白，确切地表明了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创作态度。虽然巴尔扎克身处浪漫主义文学席卷法国的时代，尽管巴尔扎克本身是个浪漫气质很浓，经常生活在幻想世界的人，尽管他的作品中不乏浪漫主义的篇章，但不管他采用何等浪漫乃至荒诞的表现手法，却始终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着眼于反映现实生活的本质。因而普列汉诺夫说，巴尔扎克是“最深刻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巴尔扎克从大量的生活感受出发，达到了对当代社会本质及历史发展趋向的清晰认识。他尊重历史，尊重生活，哪怕生活的逻辑使他得出与自己的信念和愿望相反的结论。所以，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尽管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②但当他让那些贵族男女行动时，“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③这一切，被恩格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之一”④。也正因为此，巴尔扎克这个自称在“王权”和“宗教”这两种“永恒真理”照耀下写作的保王党人，竟出乎自己意料，常常以他的作品为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科学论断作出印证。巴尔扎克对我国读者来说，已是一个相当熟悉的作家。早在本世纪初，我国第一位翻译家林纾先生就曾将《人间喜剧》中的《永别》、《耶稣降临弗朗德勒》、《红房子旅馆》及《新兵》等短篇小说译成古汉语，结集成书，题名《哀吹录》，于一九一五年在《说部丛书》中出版。嗣后，徐霞村、蒋怀青、盛成、高名凯、穆木天等法语界前辈陆续将巴尔扎克的许多名著介绍到中国。至一九四九年建国前，我国已经出版巴尔扎克作品二十二种；建国后至一九六六年出版了四十二种。不过真正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主要是傅雷先生的译本。巴尔扎克思维层次复杂，语言内涵丰富，复杂句型运用极多，要尽传其精神而又不损及汉语的纯净，确系翻译巴尔扎克作品的一大难题。傅雷先生将文学翻译视为一门独特的艺术，刻意求精，终于跨越障碍，在信、达、雅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如果说中国人主要是通过朱生豪先生了解了莎士比亚，那么也可以说，中国人首先是通过傅雷先生了解了巴尔扎克。傅雷先生所译巴尔扎克作品十三部，凡二百二十万字，占他自己全部译作的五分之二。其中十一部于一九六六年以前出版，即《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贝姨》、《邦斯舅舅》、《于絮尔·弥罗埃》、《搅水女人》、《图尔的本堂神甫》、《比哀兰特》、《夏倍上校》、《奥诺丽纳》和《禁治产》。还有两种———《幻灭》和《赛查·皮罗托盛衰记》————由于十年“文革”的干扰，直至一九七八年才得以面世。这时傅雷先生已经作古，许多老翻译家也已相继去世，巴尔扎克作品的翻译是否后继有人，中国读者能否看到《人间喜剧》的全貌，成为读者和出版界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巴尔扎克的新译三种：《公务员》、《驴皮记》和《十三人故事》，获得翻译界和读书界的一致好评。资中筠女士所译《公务员》，文笔简洁遒劲，且准确传神；梁均先生为翻译《驴皮记》，辛勤工作十年之久，十年磨一书，终于使这部著名的哲理小说发出璀璨的光彩；《十三人故事》是袁树仁女士发表的第一部译作，然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特别是《朗热公爵夫人》中对地中海岛屿自然景色和人物心理的描写，译笔清新俊逸，极富韵致，博得译界的喝彩。法国文学翻译界人才辈出，使《人间喜剧》的翻译出版有了现实可能性。一九八三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了出版《巴尔扎克全集》的具体计划，于一九八四年开始分卷出版三十卷本的《巴尔扎克全集》。一九九一年，已将囊括《人间喜剧》全部作品的前二十四卷出齐。由于供不应求，也由于考虑到许多读者对《人间喜剧》的偏爱，我社决定将《全集》的前二十四卷作为《人间喜剧》的全译本单独再版，同时，《全集》的出版仍按计划继续进行《人间喜剧》全译本根据法国最具权威性的加利玛出版社的“七星文库”版《人间喜剧》翻译或重新校订，同时参照“七星文库”的诠注，对译文的注释加以核查和增补。巴尔扎克起初为自己的作品所写的序和跋，后来编入《人间喜剧》时本已删去，但对理解其作品仍有一定参考价值，故集中编入中译本第二十四卷，以方便读者查阅。为了帮助读者理解作品的内容，各卷卷尾附有简短的题解，扼要介绍作品的出版情况及作家的创作意图。《人间喜剧》译成汉文约九百万字，除已故翻译家傅雷先生所译二百二十万字外，基本上都是近十余年的新译，法国文学翻译界的佼佼者，大都参加了这一巨著的翻译或审校工作。语言学院教授袁树仁女士是北京市高等院校评选的优秀教师，教学任务十分繁重，十年来她在课余时间翻译《人间喜剧》中小说十一种，约一百七十万字，审校稿件约七十万字，成为傅雷先生之后，对翻译介绍巴尔扎克贡献最大的翻译家。北京大学教授兼北京大学加拿大研究中心主任张冠尧先生，是一位知识渊博、能适应多种题材和风格的翻译家。他出色地翻译了《人间喜剧》中难度最大的两篇有关神学和玄学的小说。他的译文优美典雅，不仅把《塞拉菲塔》中的挪威风光译得引人入胜，且将此书空灵、虚幻的风格表达得恰到好处。北京大学王文融教授、罗芃教授、南京大学陆秉慧副教授，在译校工作中，显示了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和卓越的翻译才能。我国知名的翻译家罗新璋先生、施康强先生和齐宗华女士也都参加了《人间喜剧》的审校工作。人民大学黄晋凯教授除参加部分译校工作外，还在资料方面给我社提供了许多帮助。总之，没有全体译者和审校人员的通力合作，《人间喜剧》这一庞然巨著是很难与中国读者见面的。《人间喜剧》题材广泛，内容包罗万象，涉猎到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门学科及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问题，这样一套百科全书式的小说，翻译、校订及注释工作的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加之九十余部小说，人物、故事相互联系，形成有机的整体，从头至尾统一全部译名，也是一项巨大而艰巨的工程。虽然我们作了努力，差错仍在所难免，我们期待着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教和帮助。编者一九九四年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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