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产生？例如，真理从错误中产生？或者，求真理的意志从求欺骗的意志中产生？或者，无私的行为是怎样产生的？或者，智者的纯粹的明了的观察从贪欲中产生？这类产生是不可能的；谁梦想这些，谁就是一个傻瓜，甚至是更糟糕的东西；具有最高价值的那些事物必定具有一个不同的、自己的本源，——从这个非永久的诱惑性的欺骗人的渺小的世界中，从幻觉和欲望的这种混乱中，它们是不可推导出来的！倒不如说，在存在的怀抱中、在永恒的东西中、在隐蔽的上帝中、在“自在之物”中，——它们的根基必定在这里，而绝不会在别的地方！”——这种判断方式构成了可以把一切时代的形而上学者又辨认出来的那种典型的偏见；这种价值评价的方式处在它的一切逻辑程序的背景上；从它的这个“信仰”出发，它致力于它的“知识”，致力于某种东西，此东西在最终庄严地被命名为“真理”。形而上学者的基本信仰是对价值的对立的信仰。即使他们中的最谨慎的人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对界限加以怀疑，这可是最必要之处，甚至在他们自身赞扬为“deomnibusdubitandum”（应该怀疑一切）的时候。因为人们可以怀疑：第一，究竟是否有对立；第二，形而上学者打下其烙印的那些通俗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对立，是否也许不只是表面的评价，只是暂时的角度，也许还从一个视角出发到这个角度，也许从下向上看，仿佛青蛙的角度，以便借用画家们所熟悉的一个表达？尽管真的东西、真实的东西、无私的东西可以享有一切价值，仍有可能的是：一种对一切生活来说更高的和更根本的价值被归于假象求欺骗的意志、自私和欲望。甚至还可能的是：构成那些好的和尊敬的事物的价值的东西恰恰在于与那些糟糕的、表面上对立的事物以自我暴露的方式相类似、相联系、相交织，也许甚至在本质上相等同。也许！但是，谁有意志去关心这个危险的“也许”！为此，人们就已经必须等候一种新的哲学家的到来，这些哲学家有与迄今的哲学家不同的相反的趣味和爱好，——在任何的理智方面的危险的“也许”的哲学家。——严肃地说，我看见这些新的哲学家正在兴起。在我足够长久地在字里行间严密地看哲学家之后，我对自己说：人们还必须把有意识的思想的最大部分归在本能的活动中，而且甚至在哲学思想的情况下；人们在这里必须重新学习，正如人们在遗传和“先天的东西”方面已重新学习。正像出生的行动在遗传的全部前进和进展中不予考虑一样，“意识”也不在某一种决定性的意义上与本能的东西相对立，——一位哲学家的大多数有意识的思想是由他的本能秘密地引导，并被迫进入一定的轨道。即使在一切逻辑和它们的表面上的专断的运动的背后，也有价值评价，更清楚地说，也有生理学上的要求，以求维持一定的生活方式。本书前言前言假定真理是一位女性，那又怎样呢？这种怀疑并不是建立在这样的情况上：一切哲学家，就他们是独断论者而言，并不理解妇女？他们常常借以接近真理的那种可怕的严肃和笨拙的纠缠是不明智的和不适当的手段，以便正好为自己占有一间闺房？的确，真理并没有允许自己被占有：——而任何一种独断今天以忧伤和胆怯的势态站在这里。它居然还站着！因为有一些嘲笑者在宣布，它已垮台了，一切的独断在倒地；更有甚者，一切独断在奄奄一息。严肃地说，有一些很好的理由来指望：哲学中的一切独断化如此庄重地、如此最终地和最后有效地表现了自己，毕竟只是高贵的孩子气和牛犊气；人们将再三理解到，什么东西实际上已经足以成为独断者们迄今建造的这些崇高的和无条件的哲学的建筑作品的基石——任何一种远古时代的民众迷信（例如，心灵的迷信，它作为主体的和自我的迷信至今也没有停止兴风作浪）；也许任何一种文学游戏；一种语法方面的诱惑；或者一种很狭隘的、很个人的、很个性的、太人性的一些事实的鲁莽的普遍化，——人们得到这些理解的时代也许很近了。独断者们的哲学但愿只是超越数千年的一个承诺，正像在时代中占星学的情况那样，为了服务于占星学，也许比迄今为任何一门实际的科学花费了更多的精力、金钱、机智和耐心。人们在亚洲和埃及把建筑艺术的伟大风格归功于它和它的“非尘世的”权利。看来，为了用永恒的要求写进人类的内心，一切伟大的事物首先必须作为庞大的和引起敬畏的怪脸而在大地上变化：一个这样的怪脸是独断的哲学，例如在亚洲的吠檀多学说、在欧洲的柏拉图主义。如果我们对它不是忘恩负义的，那么，肯定还必须承认，迄今为止的一切错误中的最糟糕的、最长期的和最危险的错误就是独断者的错误，即柏拉图对纯粹的精神和自在的善的发明。但是现在，在他被战胜时，在欧洲从这种精神上的重压下松了一口气，并且可以享受一点较健康的睡眠时，我们——我们的任务是保持清醒——是反对这个错误的那场斗争所曾培育的一切力量的继承人。不过，就精神和善而言，如柏拉图曾说过的，这叫做把真理颠倒过来，并对透视的东西、对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都加以否认；诚然，作为医生，人们可以问道：“在古代的最美好的产物那里所患上的这样一种疾病怎样到了柏拉图身上？是否那位恶毒的苏格拉底使他腐化堕落？苏格拉底是否成为年轻人的堕落者？并且理应得到他的毒药？”但是，反对柏拉图的那场斗争，或者为了更明白地和为“民众”而说，反对数千年的基督教教会的压迫的那场斗争——因为基督教是为“民众”的柏拉图主义——已经在欧洲产生出精神的十分激烈的紧张状况，这种紧张状况在人世间还没有过：用一张如此绷紧的弓，人们现在能够朝最远的目标射击。当然，欧洲人感到这种紧张状况是危急状态，而且已经两次在重大的风格中尝试放松弓，第一次靠耶稣会教义，第二次靠民主的启蒙运动：作为启蒙运动，并借助于新闻自由和报刊阅读，实际上就会达到精神不再如此轻易地感到自身陷入“困境”（德国人已经很聪明——真了不起！但是，他们又与事情一刀两断——他们发明了新闻出版）。而我们既非耶稣会会土，又非民主主义者，甚至不是十足的德国人，我们良好的欧洲人和自由的、很自由的才智者，——我们还拥有它，精神的全部困境，精神的弓的全部的紧张状况！而且也许还拥有箭、任务，谁知道？目标……西尔斯－玛丽亚－奥伯恩加丁一八八五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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