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车、黄包车等私人乘坐的车辆形式逐渐进入近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成为上海市民日常社会活动中主要交通工具的同时，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特点和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意义的电车、公共汽车等车辆形式也开始步入上海都市之中，并且逐渐成为广大的上海都市民众的主要交通工具。1908午3月5日，上海的英租界中开出第一辆有轨电车，1928午以后，上海义开始盛行公共汽乍。这些适应广大民众需要，具有较强的大众化特点的公交车在上海都市中一经出现以后，便受到了广大民众的热情欢迎，至20世纪30年代，已有相当数量的上海都市民众在出门办事、工作上班时乘坐电车或公共汽车而行。据有关材料记载，在1924至1934年短短十年中，上海租界中的公共汽车已经开设了17条线路，载客3700万人次。由于人口众多，交通繁忙，因此以大众化面目出现的电车和公共汽车虽然已经逐渐进入了近代上海都市人的日常生活领域，但是与当时上海市民对于交通行乘方面的实际需求相比，却仍然显得远远不足。这一问题所造成的结果是，上海的电车和公共汽车往往显得极其拥挤，人们在车厢里前心贴后背地叠压、挤撞在一起，几无立锥之地。于是，种种因挤车而产生的习俗形式，如吊车飞车习俗、车厢吵架习俗、车厢抢坐习俗等等，也开始大量产生出来。一些文章中在谈到近代上海都市人这种无可奈何的挤车习俗时十分生动地写道：“公共汽车内的气温是常温带，终日保持八十度，不用水汀暖气，而是用不要钱的‘人体相温法’，一车几十个，耳鬓厮磨生电，二三个小时通风洞强迫碳酸气节约。……卖票的应该是主角，每一个售票员都有萧伯纳式的天才，你挤得上气不接下气，他恭维得你苦笑不得。‘漂亮衣裳不要轧坏脱’，‘挤进去，里厢暖热’，‘橡皮汽车轧轧没关系’……稍不留神、肘子触着善邻，准得被骂猪猡，……‘怕挤坐三轮车’，这是明知你也坐不起的声音。左邻右舍正闹得火热，三流‘交际草’式的摩登嫦女用超过马达的嗓子喊着，企图惊走神经衰弱的坐客，占个座位。”由于车厢中极其拥挤，一些不轨之徒乘机偷扒行窃的现象在旧时的上海都市中也时有发生。郁慕侠《上海鳞爪》中写道：“当电车和公共汽车乘客拥挤的时候，卖票人有时直着喉咙喊道：‘大家当心点。’……他嚷这句话虽不明显，其实就是叫乘客留心扒儿手光顾的意思。因为电车汽车挤车的时候，扒手就会乘机施行其敏捷快速的偷窃伎俩，更能使乘客不知不觉中，失掉钱袋时表等物。等到察觉，扒儿手早巳鸿飞冥冥，不知去向了。据说，在车子上行窃的扒手，他们也分段行窃，各守疆界，毫不混乱。”在上海乘电车时还经常会碰到一些白相人捣乱的现象。最常见的是将乘客的帽子摘下，然后在一群白相人手中抛来抛去，此举叫做“抛顶宫”。近代上海都市中还有一些在当时还并不十分普遍，但足却具有较强的现代性和开放性特点的行乘方式，如乘私人轿车、骑自行车、骑摩托车等等。乘坐私人轿车的，大都是当时上海滩上的商界巨头、官方政要、社会名流，不少家庭经济条件富裕的风流少年，也常常以乘坐小轿车兜风玩耍为乐事。胡朴安《中华风俗志》中云：“上海近日以乘汽车为豪。每至礼拜日，必有许多少年男女同乘一车，疾驰于南京路、静安寺路、福州路。”自行车最早也是来自西方，上海开埠以后，四人将骑自行车之俗逐渐引入上海，并很快为那些喜爱炫耀出风头的青年人所接受。上海竹枝词云：“冶游子弟尽时装，脚踏车飞马路旁。草帽戴头烟咬口，金丝眼镜看娇娘。”描述了当时上海一些风流少年脚蹬自行车飞驰于街的情景。但是从这些记载中也可以看出，小轿车、自行车之类的交通工具在近代上海都市中还并不十分普遍，它们还没有真正进入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常常只是作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些富有阶层显示身份地位，或风流子弟出风头的需要而出现于上海都市街头。现今，上海都市中的行乘形式已经发展到了极为鼎盛繁荣的程度，这一方面体现在现代上海都市中的行乘工具比近代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体现在现代上海都市中乘坐各种车辆的群体比近代时期有了很大的扩充。现在上海人在工作上班、走亲访友或外出游玩时，可以选择电午、汽乍、摩托车、二轮、地铁、轮渡、私人轿车、出租轿车等多种形式来作为交通工具，尤其是出租轿车的迅速发展，为现代上海人的行乘生活带来厂许多新的生机。至90年代末期，奔驰于上海各个大街小巷中的出租车已经不下几十万辆，当地巾民出门办事或者造访亲友时，只需将手轻轻一招，出租车便会马上停到面前，然后根据乘客的需要迅速驶向目的地。在现代上海人的行乘方式中，非常值得一提的还有骑自行车这种极为普遍的方式。虽然20世纪初叶时上海都市中骑自行车之人还并不很多，但是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上海都市中骑自行车的风气却如狂潮般地兴盛起来。每逢上下班时，马路上便可以看到一支支浩浩荡荡的自行车大军一排接着一排，一队接着一队地行驶而过，其声势之浩大，场面之壮观，实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所难以相提并论。除了上班赶路以外，自行车在现代上海人的生活中还具有许多其他的功能，如买菜购物、运载行李、探亲访友、外出旅游等等。对现代上海人而言，自行车确实成了一种最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成了一个不可离却的伴侣。与旧时相比，现代上海都市行乘民俗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的那种广泛的群众性。近代时期虽然交通工具已经十分发达，乘车代步的行为也已经在上海一些较为富有的阶层中开始逐渐流行起来，但是就总体而言，当时上海都市中的行乘习俗还并没有达到十分广泛的程度。由于处于较低生活水平的中下屈市民大都缺乏承担较高行乘费用的能力，因此在整个近代时期，上海人出门坐车之风还没有具有很大的普遍性。到了现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消费能力逐渐增强，因此乘车坐车的风气也越来越盛。不仅高级干部、公司职员、学校教师外出时经常坐车，一般的企业工人、服务人员、个体职业者外出时也经常坐车。甚至连一些自己尚无任何经济收入，只是依靠父母生活的少年儿童外出时也经常”打的”叫出租汽车。这种行为虽然并不值得提倡，但却也可说明现代上海人乘车之风的广泛。行乘民俗的兴盛，除了与上海都市上海都市中较高的物质文明程度和发达的交通工具设施密切棚关以外，与当地民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也有很大的关系。乡村社会中的人们长期生活在较为狭隘的社会环境中，他们大都工不出乡，商不越县，有的甚至从来没有越出过本村的范围。因此，乘车方式对于乡村民众来说意义并不很大。但是上海都市人的生活范围却要比乡村人广阔得多，他们在工作、生活、娱乐、交际等等方面的活动大都要在一个很远的距离内进行，这就使得上海都市人的乘车行为变得极为频繁和普遍。上海都市中行乘习俗之所以兴盛发达，与上海都市人那种快速多变的生活节奏以及讲究效率、珍惜时间的心理状态也有很大关系。由于工业化生产的特点和激烈的社会竞争，上海都市中的生活节奏要比乡村民众紧张、快捷得多。动荡、快速、多变的生活环境，促使上海都市人十分注重工作效率，极其讲究时间观念，因此，上海都市人对于行乘交通方面的要求也要大大地高出于乡村民众。他们宁肯多花一些车钱去乘坐运行速度较快的电车或汽车，也不愿为了省钱而徒步行走多时，以致耽误许多宝贵的机会，这也是上海都市人出门乘车的比例大大高于乡村中人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作为一个在近代以后迅速崛起，具有较强的现代意识和反传统精神的上海都市市民群体，却较早地突破了中国传统婚礼形制的束缚，走上一条追求个性自由、婚姻自主的道路。由于都市社会中商品经济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特点，以及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的许多特殊条件，上海民众在思想观念上比一般地区的民众有着更为强烈的个性解放和自由民主的要求，在婚姻生活上有着更为强烈的独立自主、自我选择的欲望，他们不希望再像自己的前辈那样，继续遵循着父母之命，媒灼之言，花轿吹打，洞房花烛之类的陈旧婚姻模式来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他们追求富有自由、民主精神和现代生活特点的婚姻模式，企盼自己的婚姻行为能够体现出更多的个性色彩和浪漫情怀。正是在这样的婚姻观念和心态需求下，上海都市中产生了形形色色完全不同于旧时传统的婚礼形式。始兴于近代上海都市之中的文明结婚，是这类婚礼模式中一种颇有代表性的形式。19世纪末20世纪初，上海部分市民在自由、民主思想的影响与西方文化礼俗的熏染下，首先实行起了“文明结婚”的新型婚礼。这种婚礼形式中较多地排斥了中国传统婚礼中最为注重的血缘、家族因素和封建伦理色彩，较多地融入了自由，开放、洋派的现代婚礼情调。从择偶方式、婚礼程序，到人员组织、器用配置等各个方面，文明结婚与传统婚姻都有很大的不同。例如按照传统的婚礼习俗，男女择偶婚配时必须要经过媒人提亲和父母允准，否则就不符合道德规范。但是在近代上海都市中，一些青年男女却开始流行起了自由择偶、自由恋爱的方式，他们“自由择配有情郎，不用媒人排酒缸，秘密不向父母商，三茶六礼一扫光。”上海都市许多市民的订婚仪式也显得较为简单和新派，他们不再遵照传统婚姻中必须具备的讨八字、下喜帖、送聘礼等等的程序，而是以互赠戒指、拍摄婚照、登报启事等方式作为订婚的上要内容。婚礼庆典是结婚礼仪程序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当时许多上海青年男女商定结婚日子以后，或以宅第客厅，或借公所旅馆为礼堂，请一些当地较有声望或辈分较高的人做证婚人与纠仪赞礼。婚礼开始后，先由证婚人宣读结婚证，书，新婚夫妇行鞠躬礼，亲朋好友则在旁致词祝贺，然后大厅中奏起音乐，唱诗班唱祝贺新婚的歌曲。很显然，这种轻松自由，具有西方情调的文明婚姻礼仪，与中国封建社会中那种受着严格的血缘宗亲制度约束的婚礼形式在格调上足很不相同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广泛施行的传统婚姻行为，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它实施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传宗接代，繁衍家族，因此伴随着这种婚姻行为而发展起来的礼仪形式也显得特别地繁缛和严格。而在上海都中首先风行起来的文明婚礼，反映的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行者们所竭力推崇的自由、民主、平等思想，体现了人的个性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因此伴随着这种性质的婚姻所产生的礼仪形式，也往往充满了轻松、自由、欢乐的情调。文明结婚的形式在新婚夫妇的装束、结婚地点的选择、结婚器用的配备，婚礼仪式的司职人员等方面也与旧式婚礼颇有不同。如按照传统婚礼习惯，参加婚礼时新娘一般都要戴凤冠霞帔，头上兜红盖头。新郎穿的也是中国的传统服饰，如长袍马褂等等。但是在近代上海的文明婚礼形式中，却完全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婚礼服装形制。女的身穿白色礼服，外面罩以红色披巾，男的则穿西装，戴领带。又如按照传统婚礼习惯，婚礼活动和婚宴酒席一般都是放在家中进行。但是近代上海许多按文明结婚规矩结婚的夫妇，结婚酒席则大多租借一些高级的旅馆、饭店，婚礼仪式也是在这些旅馆中豪华的大礼堂里进行。中国传统婚礼中迎接新娘时一般都用花轿，但是近代上海一些青年男女结婚却崇尚坐小汽车。民国年间的《申报》中对于这种文明结婚的具体方式如此描述道：“理一东洋头，披件西式衣，穿双西式履，凡凤冠霞帔，锦衣绣裙、红鞋绿袜一概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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