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思潮。当时思想界出现了一个空前的繁荣，各种学说蜂起，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较有影响的学派有儒、兵、墨、道、法、名、阴阳五行等家。诸子学是这些学派思想的统称，尽管诸子思想各立门户，标新立异，在学术上有此疆彼界之分，但毕竟处于同一时代，所依存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大致相同；而且在长期的学术争鸣中，彼此交流渗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所以诸子学作为一种时代思潮，存在着一些自己的特征，其主要特征：首先是诸子学的人文主义性质。思想是人类社会独有的现象，随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并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人类社会初期的思想往往与迷信、幻想、神话、宗教相联系，反映了当时思想的幼稚性。殷商时期，统治者把“天。看成是主宰一切的神，称之为“帝”或“上帝”，对人类可以赐福或降灾，如殷墟的甲骨卜辞中就有“帝其令雨”，“帝其降谨（馑）”等记载。殷纣王也曾宣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尚书·西伯戡黎》）但在殷周之际，统治阶级的思想逐渐出现了变化。“汤武革命”使得周统治者产生了“天命靡常”的想法，尽管“天命”观念还有一定的影响，但强调人事的思想逐渐抬头，“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思想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西周重人事的思想，其主要内容是“保民”和“明德”。这种“以德配天”的思想是“天命”思想向人文思想发展的过渡，也是统治阶级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结合的最初尝试。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强烈的政治伦理特色。《札记·表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反映了殷、周思想的差别以及“天命”思想向人文思想的转变。进入春秋战国，人文主义成为当时思想的主流。儒家作为周文化的正统思想传人，注重伦理道德，自不待言。法家更以尚功重法反鬼神巫术迷信为标识。兵家和道家的“天人”之学虽然讲“天道”，但归根结底是为其“人道”服务的。墨子的思想有较多的宗教残余，讲“天志”、“明鬼”，但他讲“尚贤”、“尚同”，强调“赖其力者生”，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随着春秋战国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人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加之随着宗法制度的解体，附加在人身上的社会依附解脱，人的独立和自觉的意识日益觉醒，从而为人文主义思想的生存提供了社会土壤。而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正是这种人文主义思潮的必然理论成果。其次是诸于学的发散性思维方式。夏、商、西周三代，“学在官府”，学术文化为国家所垄断，至春秋初年，铁器的出现带动了生产力的革命，从而推动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周天子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学在官府”的垄断也不复存在，学术文化下移，流入民间。其标志是“私学”的出现，与此同时，“士”阶层迅速崛起成为一支社会的重要力量。“士”本是西周统治阶级中最低的一个贵族等级，随着宗法制度的崩坏而失去特权。他们凭借着掌握的一部分知识和技能，即所谓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逐渐转化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专门从事学术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后来士阶层的来源成份日益复杂，许多破落贵族和下层人民也逐渐参与进来。士阶层成为当时学术思想文化的主要承担者。士阶层具有以下特征：一是有知识，使他们在当时的社会学术文化活动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二是具有相对独立的社会身份，列国竞争招揽人才的政策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使他们的思维和活动具有很大的自由度。三是其成员来源芜杂，使他们在思想倾向上具有广泛的社会代表性，所以他们往往成为当时社会各阶级和阶层的代盲人。正是由于士阶层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所以诸子学各学派的代表人物的思想主张各异，呈现出发散性的特征。《汉书·艺文志》说：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巳，皆起于王道既徽，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诸子学发散性思维以及由此形成的思想文化上百家争鸣的局面，既是当时政治经济割据的产物，又造成了当时思想文化百花齐放的多元化格局，丰富了诸子学的内涵。道家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的学派。但当时并没有“道家”之称。“道家”一名首见于汉朝初年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指》。考道家各流派，都以老子所创立的“道”的学说为其核心，后代学者遂把他们称之为“道家”。郭沫若说：“道家诸派均以‘道’为宇宙万物的本体。”（《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这一归纳基本反映了道家学派主要的学术特征。战国中前期，老子首先创立了以“道”为中心，以“天人”关系为框架结构，以“自然无为”为基本精神的学说体系，成为道家思想的开山，之后，道家门派繁多，但大致可划为两派，一是黄老学派，一是庄子学派。黄老学派热衷于社会政治理论，着眼于从积极的方面看待老子，主要继承了老子“无为”的思想，把它改造成“无为无不为”的能动哲学。而庄子学派则侧重于人生哲学的建构，从消极的方面看待老于，主要继承了老子“自然”的思想，以返璞归真、保持精神自由为标的，以出世隐逸为理想的处世方式。“道”的抽象性质和。天人”之学的宏大规模，使道家思想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可塑性，所以在道家的原始理论之上，衍生出异彩纷呈的各种学说流派，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取之不竭的思想源泉。一、老子思想老于姓李名耳字聃，又称老聃，确切的生卒年代已不可考，楚国苦县（河南鹿邑）人。老子的思想主要保存在《老子》一书中。因现存的《老子》书分为《道经》和《德经》两部分，所以又称《道德经》。该书五千多字，是用韵文写成的哲理诗。关于老子和《老子》书的关系，《老子》书可能出于后人之手，是老子后学对老子思想言论的记录和阐发。《老子》书的形成是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如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楚简《老子》，内容只及于今本的31章，仅二干余字。而今本是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而成的。老子思想的理论核心，是他的“道”本体论。“道”字的本义指人走的道路，后引申为“方法”、“途径”，已初步具有了规律性和普遍性的意思。“道”从“天道”发展而来。“天道”一词出现很早，如《尚书·汤诰》中即有“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的说法，这里的“天道”相当于墨子的“天志”，是神的意志的体现。进入春秋，人们对“天道”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郑国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淡化了“天道”的神秘色彩，否定了“天道”对“人道”的干预。要之，在传统的天道观中，“天道”总是以“人道”的对应物出现的。老子的理论贡献在于，他在对“天道”和“人道”的综合抽象中，提炼出一个超越二者的绝对本体“道”，在强调宇宙统一性的基础上重新解释“天人”关系。“道”本体论的出现，为以后道家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老子思想中的“道”有以下几点特征：首先，它是宇宙本体和规律的统一，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25章）道是本体，它“先天地生”，“为天下母”；同时又是表现为由“逝”而“远”而“反”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规律。有人不了解“道”的这一特征，遂产生了关于老子思想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争论。“道”的这一特点，对传统思想影响甚大，无论是玄学本体论，还是道学本体论，都强调了这种统一性，从而形成了传统哲学的一大特色。其次，它是哲学抽象的产物。在老子之前，一些学说都试图从自然存在的具体事物中寻找作为世界本源的东西，以说明世界的统一性。如《洪范》的五行说认为木、火、土、金、水是构成世界的五种最基本的元素，《易经》以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种自然物作为万物的起源。这些原始的关于世界本体论学说的共同特点，是用部分说明全体，用具体的东西证明普遍意义，所以其理论水平是低级的。老子“道”的提出，强调了它的普遍性。他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1章）“道”的本质在于它对具体事物的超越性，不能用常规的语言和名称对它加以规定。老子描述说：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暾，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象之象，是谓惚恍。（14章）“道”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不同于一切具体的事物，又包括涵盖一切具体的事物，是对具体事物的概括和抽象，故曰：“混而为一”。“道”作为一种高度抽象，是一种“无状之状，无象之象”。同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37章）。根据“道”的“无名”、“无状”、“无象”又“无不为”的特性，老子又把“道”称之为“无”。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40章）“有”是具体的事物，“无”是对“有”的归纳和抽象，又成为“万有”的本源与内在规律。“道”和“无”的出现，表明了传统思想已从对世界感性的、具体的认识领域走了出来，把人的认识从具体思维向创造性的抽象思辨发展，称得上是传统思想史上的一次革命。老子的这种思维方法和思想成果，经过了黄老学说的中介，给苟于思想以重要影响。在此基础上，儒家在《易传》中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世界观。尽管《易传》和《老子》的风格各异，前者以阳刚为尊，强调进取；后者以阴柔为贵，讲求因循。但其基本的思维方法，即抽象思维的方式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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