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义与问题”的全面审理90年代的中国承接本世纪的多种社会思想转化，发生了全面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因而我们面对“问题”或“主义”时，有必要弄清“语境”，即我们面对的是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是新问题还是旧问题？是个体的问题还是群体的问题？是国家民族的问题还是全球性世界性的问题？光找到问题还不行，我们被问题所迷惑、所虚幻化甚至虚无化掉也不行。因此，还要找到“地基”，找到观察问题的立足点和剖析问题的新角度。面对“主义”审理“问题”，即搞清“主义”和“问题”是90年代学术研究和文化批评起码的要求。“主义”的厘定。80、90年代引入中国的西学“主义”，如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后现代主义、少数话语等“后”“主义”。这些问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钳制互相消解，互相掩盖互相撕扯，并为那些文化批评的误读推波助澜而滚滚向前，使人在“假历史洪流”前遗忘批评家的“批判”意识和“揭底”品格，甚至背对问题而成为“驼鸟式的批评家”。如何在研究中去正视那些成堆的问题，是切入当代问题的第一道关口。“问题”的审理。问题相对而言更为复杂，大致可分为以下诸方面：其一，是关于知识分子分化问题。时代在世俗化旗帜中，是怎样使知识分子边缘化而使世俗化成为当代神话的？在学术和思想之间痛苦徘徊的知识分子，怎样走自己的“边缘之阶”？究竟应该怎样书写自己的心灵历程？怎样设计自己的预定理想目标？怎样看待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自己的精神创造价值呢？其二，是审美文化、大众传媒（或称之为通俗文化、大众文化）同知识精英造成了怎样的内在冲突？构成了怎样的张力？双方受到怎样的内在损伤？其三，是后殖民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出现，带来的关于文化霸权、权力话语、第三世界文化的出路和前景等问题，以及问题的虚假解决现象的历史掩盖条件是什么？后现代主义在前现代的中国，在思维论、价值论和工艺论层面为怎样的“现代性问题”所纠缠？其四，是新历史主义与新历史小说带来的如何评价历史的问题。历史是主观的还是历史是客观事实？历史在阐释中是被无意误读还是有意误读？被解读为政治意识形态史、权力话语史，还是文化稗史？其五，是关于世纪末文论问题的清理。这一世纪以来文论出现了怎样的假问题？掩盖真问题甚至剥夺真问题是怎样发生的？文学和文化批评究竟是否应有尺度？应有怎样的尺度？这种尺度是纯粹私人化的还是可通约的？谁在确定尺度？尺度的消解对文学是怂恿还是伤害？其六，是文艺这种感性化形式，怎样在世俗关怀和终极关怀之间找到一条较好的联通之路？它在既不可能“代宗教”，也不可能成为“欲望的表征”之时，如何确立自己的本体？“诗人之死”与散文热潮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应该怎样定位？批评家的分化和事件化的内在原因是什么？还有，先锋文艺实验的困境和误区何在？其悲壮感、创新意识、革命性和震撼性何在？这些重要问题，无疑都需要认真地审理，需要在作品和理论上的双重透视中，才能正确解答这些网状般纠缠的问题。二文化研究的四重语境90年代的语境呈现出本世纪最复杂的构成，其归纳分梳因不同方法而得出不同的结论，可谓见仁见智。在我看来，它起码由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四重语境所构成：传统与本土化。其重要标志是众多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者厚积薄发，推出一批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原始儒家、两汉儒家。宋明新儒家和现代新儒家研究成为当代显学，传统文化读物成为书市的主流读物。在历史的空场，这种传统本土化的格局无疑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和意义，然而，其对西学的强劲反拨又使90年代具有浓郁的非西化意味。意识形态化。这表征为90年代在消解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同时，几十年的意识形态话语定式仍然十分强盛，它制约着学术的中心问题、基本发展方向以及讨论问题的基本态度。尽管有些学者将其称之为官方和民间的冲突，但是我认为，从来就没有完全脱离官方的所谓民间，民间仍然不是世外桃源，那里的意识形态性决非可以忽略不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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