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又称《南华经》,是道家经典之一,由战国时期哲学家庄子及其后学所著。全书包括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一共33篇。庄子在本书中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观点,把“道”作为世界的本源,认为“道”是自足的和永恒的,事物之间的差别只是相对的。与这种宇宙观相适应,庄子提倡“自然无为”的人生观,主张保持个人身心自由,追求一种无拘无束、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本书以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为底本进行校点和今译,英译借鉴了现有的各种英文全译本和选译本,是目前最新的《庄子》英文全译本。片断: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原文】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徙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今译】北海有一种鱼,它的名字叫做鲲,这种鲲很大,不知它有几千里;变化为鸟,名字叫做鹏,鹏的背,不知有几千里。奋起而飞翔的时候,它的翅膀就像布满天边的云。这种鸟,在海浪翻滚的时候,就飞到南海去。这南海,就是一个“天池”。《齐谐》是一本记载怪异之事的书。这本书说:“鹏鸟飞向南海的时候,击起三千里的水花,拍着旋风飞上九万里高空,是乘着六月的大风而去的。”那状如奔马的游气,飞扬游动的浮尘,都是被风吹动的活动着的东西。天色苍苍,是它的本色吗?它的高远是没有边际的吗?大鹏朝下看,也就是这个样子罢了。进一步说,水如果积得不深厚,那它就没有负载大舟的力量。倒一杯水在堂上的洼地,用小草可作船,而放上杯子就粘住了,这是由于水太浅而船太大的原故。风如果积得不深厚,那它就没有负载大翼的力量。所以大鹏飞上九万里的高空,风就在它的下面,于是能凭借风的力量,背负着青天而没有阻碍,然后才能飞往南海。知了和学鸠讥笑大鹏道:“我竭尽全力飞起来,碰到榆树和枋树就停止了,有时飞不上去落到地下就算了,何必要飞上九万里高空而到【原文】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三餐而反,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此大年也。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汤之问棘也是已。汤问棘曰:“上下四方极乎?”棘曰:“无极之外复无极也。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今译】南海去呢?”到野外去,当天就回来,肚子还是饱饱的。到百里远的地方去的,先晚准备粮食;到千里远的地方去的,先三月准备粮食。这两只小动物又哪里知道呢?小智不能了解大智;寿命短的不能了解寿命长的。怎么知道是这样的呢?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一个月的时光,短命蟪蛄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都是所谓“小年”。楚国南边有溟海灵龟,以五百年为一个春季,五百年为一个秋季;上古时代有一种大椿树,以八千岁为一个春季,八千岁为一个秋季。这就是所谓“大年”。彭祖到现在还是以长寿闻名于世。普通人还想和他相比,岂不可悲叹吗?商汤提问于棘也是这样的。汤问:“上下四方有极限吗?”棘说:“无极之外又是无极。不毛之地的北方有广漠无垠的大海,叫做天池。那里有一种鱼,有几千里宽,但没有人知它有多长,名字叫做鲲。有一种鸟叫做鹏,背像泰山,翅膀像遮天盖地的云;乘着旋风直上九万里的高空,穿过云气,背负青天,然后向南飞去,将要到南海。本书前言前言在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种学派异彩纷呈,诸子百家人才辈出。这个时期(公元前四五百年前后)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轴心期”,东方和西方的文明同时得到了划时代的进展,各个文明古国都涌现出一批哲人和智者。如果说古希腊时期奠定了西方文化的基础,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春秋战国时期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和中国的庄子正是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都以自己的著述给予后世不可估量的影响。西方要是有人认为中国是个哲学贫乏的国家,他在读完《庄子》以后,就会发现其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足以跟任何一位古希腊哲学家的哲学体系相媲美。庄子的文学才华也远在任何一位古希腊哲学家之上,不仅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无与伦比的。庄子作为先秦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其著作在上世纪末被译成英语、传人西方以后,引起西方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但是由于东西方文化和思维的差异以及部分译文的失真,引起了不少误解和争议。如果说庄子及其著作既属于中国又属于世界,那么我们有义务把庄子其人和《庄子》其书的真实面貌介绍给西方,让庄子真正从东方走向西方,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这颗璀璨明星在世界上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一、庄子其人(一)庄子是甘居淡泊的学者关于庄子的生平,现存的史料并不多。我们只能从《史记》等书的简略记载中知道,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年)姓庄名周,字子休,是战国中期宋国蒙(位于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县附近)地的一位学者。宋国地处中原文化和楚文化的交汇地带,当时在暴君偃的统治之下,这种时代背景对庄子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庄子出身贫寒,早年做过蒙地漆园的小吏,其实也就是看树林子的人。他此后终生不仕,多次放弃了做官的机会,楚威王曾欲以千金聘其为相,他也不肯接受。庄子后来隐居于穷街僻巷,以编织草鞋为生,一生贫困,甚至靠借贷度日。在他一生大部分的日子里,都跟社会下层的农夫、渔夫、樵夫、隐者甚至残疾人相处在一起,经常穿着破衣服,由于营养不良而形容枯槁。然而,他安贫乐道,周游列国,在贫苦的生活中寻求精神解脱,执教乡里,著书立说,撰有《庄子》一书流传于世。庄子的一生是在贫寒交困中度过的。在《庄子》中有这样一则故事:庄子家贫,某年春荒,无粮下锅,不得不去找监河侯借粟米。监河侯说:“没问题。我将要收取领地的赋税,到时候我一定借给你三百金,好吗?”庄子说:“侯爷,昨天我在路上遇见一桩怪事。我正低头走着,听见谁在叫喊,我四处一看,见是一条鲫鱼,躺在路边车轮碾成的槽内。我问:‘小鲫鱼呀,你怎么啦?’他答道:‘我是东海龙王的当差,先生,你肯救救我吗?一斗水就够了,啊不,有一升水也好!’我说:‘没问题。我现在正要去游说吴越之王。然后激扬长江上游之水来迎接你,好吗?’鲫鱼气得眼鼓鼓的,说:‘我失去了水,无处安身。我的要求不高,斗水升水就活命。可你说这些大话,还不如早些去干鱼店找我吧!’”(《庄子·外物》)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出,庄子虽然生活拮据,有时候甚至不得不靠借贷度日,但是他潇洒自如、从容应对的处世态度使他达到了至圣的境界。在《庄子》一书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庄子的另一些生活片断。庄子最好的朋友是惠施,庄子之言惟惠施能知,知惠施者亦莫如庄子。他们经常在一起游山玩水,讨论学问。例如,有一天,他们来到濠水河边,庄子说:“白鲦鱼多快乐,游得悠然自得。”惠施说:“你不是鱼,你何而知鱼快乐?”庄子说:“你也不是我呀,从何而知我不知鱼快乐?”惠施说:“我不是你,确实不知你。但你确实不是鱼呀,那么你不知鱼快乐,也就不言而喻了。”庄子说:“我还得提醒你,是你刚才问我从何而知鱼快乐的,对吧?你这样询问我,等于默认了我已知鱼快乐,只是不明白我从何而知罢了。你问我从何而知,也就是想打听我从哪里晓得的。我现在回答你,我是从濠水桥上晓得鱼快乐的。”(《庄子·秋水》)他们就是这样在切磋学问的过程中结成了深厚的友谊,难怪在惠施去世以后,庄子到惠施的墓前说道:“先生啊,自从你死后,我再也找不到够资格的对手了,我去找谁争论呀,寂寞啊寂寞!”(《庄子·徐无鬼》)庄子不愿做官的故事在《庄子》一书里也有记载。庄子在濮水边垂钓,楚王派了两名大夫先去通报消息说:“楚王希望先生主持国政。”庄子握着鱼竿,头也不回地说:“我听说楚国有只神龟,死了已三千年啦,国王用布裹着放在竹盒内,保藏在庙堂之上。那么这只龟,是宁愿死了以后留下遗骨受人崇奉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泞中爬呢?”二位大夫说:“当然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泞中爬。”庄子于是说:“那么请二位回吧,我还是愿意拖着尾巴在泥泞中爬。”(《庄子·秋水》)类似的故事在《史记》中也有记载,足见庄子并不是没有做官的机会,而是他不愿意陷身于仕途。庄子的日子过得倒也无忧无虑,早把生死哀乐置之度外。他的妻子死了,他坐在棺旁,两腿八字张开,簸箕似的很不雅观,手拍瓦盆伴奏,放声歌唱(《庄子·至乐》)。在他自己病危的时候,弟子们商量办后事,都主张葬仪规格要高。庄子在病床上说:“天地做我的棺椁,日月做我的双璧,星星做我的珍珠,万物做我的殉葬品。超级葬仪早就给我准备好了,何必你们操办。”弟子们说:“恐怕秃鹫和乌鸦啄食老师哟。”庄子说:“天葬给秃鹫和乌鸦吃,土葬给蝼蛄和白蚁吃。从鸟嘴夺食喂虫,岂不多事!”(《庄子·列御寇》)就这样,庄子在贫困潦倒之中默默无闻地度过了自己漫长的一生,但是,他形骸人世而随俗,精神出世而逍遥,以其孤傲的性格和渊博的学问向弟子传授自己的思想,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给后人留下了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使庄子从东方走向西方,让西方读者理解庄子的思想真谛这方面,庄子的生平和处世态度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二)庄子是思想深邃的哲人庄子的思想体系是博大精深的,概括起来可以包括“以道为本”、“万物齐一”、“自然无为”、“逍遥而游”四个方面。这个思想体系跟西方哲学家的许多观点既有相似之处,又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弄清这些异同之处是使庄子从东方走向西方。以道为本庄子继承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第四十二章)的观点,把“道”作为世界的本源。世界的本源问题是古代哲人共同探索的问题。古希腊的米利都学派的泰勒斯认为“水”是万物的本源,阿那克西曼认为万物皆由“始基”引申出来,阿那克西米尼认为“气”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看作世界的本源,而赫拉克利特则把“逻各斯”看成是创生世界的种子。在中国的哲人中,老子第一个把“道”作为世界的本源,提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老子》第二十五章)。庄子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庄子·大宗师》)“有情有信”,说明道是实际存在的;“自本自根”,说明道存在于自身之中;“生天生地”,说明道产生了天地万物;“自古以固存”,说明道是永存的。庄子的这种本体论思想跟老子的思想一脉相承,同时又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使有关“道”的概念更趋完善,是世界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庄子的思想中,“道”又是宇宙发展变化的法则和规律,是人的最高认识:“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之所以亏,爱之所以成。”“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子·齐物论》)宇宙间发展变化的这种法则和规律——人的最高认识——是超越是非和真伪的绝对真理。总而言之,庄子发展了中国哲学中特有的概念——“道”,使它的内涵远远超过了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巴门德尼的“何多士”和柏拉图的“善的理念”等类似的概念。万物齐一庄子还发展了老子的“玄同”(《老子》第五十六章)思想,他认为在大千世界中,万物表面上具有千差万别,实质上却并无区别。“以道观之,何贵何贱?是谓反衍;无拘而志,与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谓谢施;无一而行,与道参差。”“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稊米也,知毫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以趣观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则万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则万物莫不非。知尧、桀之自然而相非,则趣操睹矣。”(《庄子·秋水》)他的结论是:“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庄子·齐物论》)庄子同时又认为,人的言论和观点看起来似乎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既然世界上的万物在实质上并无区别,“是亦一无穷,非亦一无穷”(《庄子·齐物论》),那么一切是非之争也是毫无意义的,只不过是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抱有私心的结果。“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庄子·齐物论》)两个人辩论的时候,你说你对,我说我对,如果找第三者来判断是非,他不论站在哪一边都无法断定谁是谁非:“既使我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黮暗,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庄子·齐物论》)庄子认为只有以万物齐一的自然法则来看待事物,才能达到是非不争、天人合一的真人境界。庄子的“万物齐一”思想具有自发的朴素的辩证意识,“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说明了事物大小的相对性。事物再大,也有比它大的;事物再小,也有比它小的。他的这种思想跟古希腊辩证法的奠基人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有许多可比之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庄子一味强调无穷大和无穷小,抹杀了衡量事物大小的具体条件和客观标准,不仅带上了相对主义的色彩,而且隐含了诡辩成分,跟赫拉克利特一样具有其局限性。自然无为庄子发展了老子的“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老子》第六十四章)的思想,以自然无为作为最高的宗旨。他认为“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庄子·至乐》),因为自然状态是最为完美的,“长者不为有余,短者不为不足。是故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庄子·骈拇》)。对自然的任何雕琢都是对它的破坏,庄子以一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混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混沌死。”(《庄子·应帝王》)人道的有为只能是对自然天性的扼杀,将人投入了无穷的灾难和困苦。在庄子的笔下,“天”是在人类出现以前或未受人类文明干预的自然状态。庄子认为天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人的努力都是无效的:“天地岂私贫我哉?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庄子·大宗师》)“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所以,“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谓县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结之”(《庄子·大宗师》)。安时处顺其实就是安命无为,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安命才能怡然自得,也就可以无所追求、无所作为而轻松自如,做到绝对的无为。庄子的无为并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摆脱世俗的束缚,精神充实地尽情享受自然世界的美。因此,庄子本人终身不仕,安贫乐道,顺应自然本性地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正是这种自然无为的处世哲学,使庄子进入了逍遥而游的精神世界。逍遥而游庄子是中国最早提出个人自由的哲学家,他所讲的自由主要是个人的自由,但也涉及了人类的自由和生物的自由。他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希望达到逍遥而游的境界。“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庄子·逍遥游》)他所主张的“逍遥”不仅具有“无拘无束,放浪形骸”的意思,而且具有“寻求解脱,获得精神自由”的意思:“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庄子·逍遥游》)“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庄子·让王》)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的最高精神境界,把自己与自然合成一体。庄子的逍遥观跟“游”字是密切相关的,“游”成了精神摆脱枷锁、获得解放的象征。“且夫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至矣。”(《庄子·人间世》)“游心”是一种心灵的游历,精神的自由:“予方将与造物者为人,厌则又乘夫莽眇之鸟,以出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庄子·应帝王》)“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齐物论》)他在这种游心的历程中,不仅可以进入“无何有之乡”的虚幻境界,而且可以体验“天人合一”的最高乐趣。他的这种思想不可避免地给他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色彩,难怪他的作品的一名英译者翟理思称其为“神秘主义者”。庄子提出“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包括相对自由和绝对自由两个阶段。在“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的阶段,是顺应(“乘”和“御”)规律(“正”)的阶段,也就是相对自由的阶段,跟古希腊早期斯多葛派的观点是一致的;在“以游无穷”的阶段,一切外物(包括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都没有了,就进入了“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庄子·应帝王》)的绝对自由的阶段。在他看来,任何物质性的东西,不管是大鹏还是蜩,还是宋荣子,或者列子,都会受到限制而难以享受真正的自由,只有精神才能享受到无条件的绝对自由。在无条件的绝对自由这一点上,庄子跟法国的存在主义者萨特又有共通之处。庄子在两千年前就能认识到个人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矛盾,思考着使萨特感到困扰的同样问题,并试图寻找解决办法,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庄子看来,体道的过程是心灵净化的过程。首先是“心斋”:“惟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然后是“坐忘”:“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庄子·大宗师》)也就是忘却天地万物的存在和自我的存在,从而与天道混同为一,做到“朝彻”,达到“见独”的境界,最终“得道”。“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能人于不死不生。”(《庄子·大宗师》)这里的“朝彻”是启蒙的经历,是由黑暗到光明的历程。“见独”也就是体验到道的存在,在想象中与道融为一体,从而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达到不朽的永存。这种体道求真的心理历程是庄子思想的核心,与佛教的“禅定”有相似之处,在排除杂念的基础上进入精神上的虚寂境界。中国的“禅”的思想实际上是庄子思想与佛教思想的结合。从上述四个方面来看,庄子的思想是复杂和矛盾的。他的思想的总倾向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但不乏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成分,既有消极落后的因素又有积极向上的因素。古希腊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同样具有类似的倾向。有人认为庄子思想的主要倾向是主观唯心主义,也有人认为他思想的主要倾向是客观唯心主义。无论如何,中国哲学史上的不少论题和基本概念是引发于庄子的,庄子对后世的哲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三)庄子是才气横溢的文豪庄子的文学成就有口皆碑,司马迁称赞他的语言“汪洋恣肆”,后来更有人称赞他的语言“意出尘外、怪生笔端”,“风云开阖、神鬼变幻”,“纵横跌宕、奇气逼人”。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也称赞庄子的著作“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庄子的散文自汉朝起就成为作家学习和模仿的对象,从汉朝的贾谊、枚乘到魏晋的嵇康、阮籍、陶渊明,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宋朝的苏轼,明朝的李贽,清朝的龚自珍,近代的鲁迅等莫不受到庄子散文的影响。庄子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浪漫主义的手法、现实主义的描写、千姿百态的寓言、汪洋恣肆的语言四个方面。浪漫主义的手法庄子的散文以浪漫主义手法,发挥了奇特的想象。在首章《逍遥游》里,我们就见到“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的大鹏,“决起而飞,抢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的蜩与学鸠,“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的斥安鸟,“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神人等一连串的艺术形象。《逍遥游》的题义在这一连串艺术形象的烘托下层层推进,逐渐推向顶点,自始至终闪耀着浪漫主义思想的光芒。“庄周梦蝶”之类的段落把读者带人一个扑朔迷离的太虚幻境:“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庄子·齐物论》)庄子的浪漫主义手法使他的散文的说理部分也充满了诗情画意,许多段落都是优美的散文诗,如《养生主》章的第一段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而《齐物论》章里的“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则可以看作为一首上佳的哲理诗。现实主义的描写庄子描写了形形色色的人物360多个,这些人物各具风采,例如《养生主》中解牛的庖丁,《达生》中削木为鐻的梓庆和“旋而盖规矩”的工倕,《天道》中斫轮的轮扁,《徐无鬼》中运斧的匠人,莫不艺高胆大、从容不迫。《盗跖》中的盗跖“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地怒斥孔丘:“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辩,以教后世。缝衣浅带,矫言伪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贵焉。盗莫大于子。天下何故不谓子为盗丘,而乃谓我为盗跖?”真是骂得大快人心。《大宗师》中的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因为都是“知死生存亡为一体”而“相与为友”,“子舆有病,子祀往问之”,“子来有病,喘喘然将死,其妻子环而泣之,子犁往问之”,这些志同道合的贫寒之士相濡以沫、情真意切。庄子对于社会的丑恶现象也揭露得淋漓尽致,把君主比作大盗,把圣人的经典比作糟粕,把仁义视为虎狼。《外物》一章里的大儒和小儒在盗墓的时候还要之乎者也,口颂诗句,什么“东方作矣,事之何若”(用白话说就是“天快亮了,盗墓的事进行得怎么样啦”)。回答也是文绉绉的“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还要用诗来为自己在尸口盗珠制造借口:“生不布施,死何含珠为?”儒家诗教、礼仪的虚伪性暴露得一览无遗。在《列御寇》一章中,庄子在驳斥曹商时说:“秦王有病召医,破痈溃痤者得车一乘,舐痔者得车五乘,所治愈下,得车愈多。”把人挖苦得入木三分,对于不择手段地趋炎附势的小人给予了无情的鞭笞。千姿百态的寓言《庄子》这部书可以看作一部优美的寓言故事集。如“列子御风”、“罔两问影”、“庄周梦蝶”、“庖丁解牛”、“螳臂挡车”、“泉涸之鱼”、“为混沌凿七窍”、“伯乐治马”、“轮扁斫轮”、“望洋兴叹”、“井底之蛙”、“邯郸学步”、“匠石运斤”、“庄周贷粟”、“孔子见盗跖”等,都是脍炙人口的。这些寓言通过生动形象、浅显易懂的故事来表达深刻的寓意,《达生》一章由13则寓言组成,《秋水》一章由7则寓言组成,文气贯通,给读者的想像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具有较高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汪洋恣肆的语言庄子是先秦诸子中的语言大师。据统计,《庄子》一书首创的有特殊涵义的单字有118个,有特殊涵义的双音节词169个,成语197条。仅以《逍遥游》为例,该章就有“鹏程万里”、“扶摇直上”、“不近人情”、“大有径庭”、“尘垢秕糠”、“越俎代庖”、“大而无当”、“饮河满腹”、“彭祖长寿”等在现代汉语中依然通用的成语。《庄子》中的警句比比皆是:“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天”,“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这些警句言简意赅,便于记忆,因而得到广泛传诵。庄子在写作的过程中已经逐渐脱离“语录体”的形式,把散文写作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他的文章大量运用了比喻、夸张、排比、对偶、反复等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是名副其实的“美文”。二、《庄子》其书(一)《庄子》的版本《庄子》一书在先秦时期便有流传,荀子就读过这本书并对它有所评论。秦朝初年吕不韦所著的《吕氏春秋》中也引用过《庄子》。最早记载《庄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但只说“其书十万余言”,没有说明章数,更没有内篇、外篇和杂篇之分。《庄子》在汉朝流传的是52篇,但是在秦汉期间并不太流行,直到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一种崇尚老庄的社会思潮,出现了何晏、王弼、向秀、郭象、李颐等多种注本,其中以郭象的33卷本最为流行,成为通行本。一直流传至今。历代诠注《庄子》的学者很多,最著名的诠注本有唐朝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庄子音义》、唐朝成玄英的《庄子疏》、宋朝陈景元的《南华真经章句音义》、明朝焦竑的《庄子翼》(收集了明朝以前各家的注释)、清朝王夫之的《庄子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等,本世纪以来已有百余种注释本问世。《庄子》本来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道教孕育于东汉末年(公元2世纪),在魏晋时期一些出身士族的道士尊崇庄子,把他当作偶像,使庄子跟道教发生了联系。而《庄子》被正式列为道教经典,称作《南华真经》,还是唐朝的事情。唐玄宗于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尊《庄子》为《南华真经》。至于“南华”这一称号的由来,有人认为是山名,有人认为是地名,也有人认为是神仙系列的司职,莫衷一是。《南华真经》是道教经典中仅次于《道德经》的又一基本典籍,与《通玄真经》(《文子》)、《中虚真经》(《列子》)和《洞灵真经》(《亢仓子》)并列为“四子真经”。道教界注疏《南华真经》的人很多,从道教的立场分别对其进行发挥阐释。《庄子》中关于道的观点、关于养生的观点和精神自由的观点对道教的思想均有很大的影响,成为道教思想的三大基石。与其说道教使《庄子》宗教化了,还不如说《庄子》使道教更加哲学化了。现存的《庄子》33章,分为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其中内篇7章、外篇15章、杂篇11章。内篇各章的标题都有所取义,而外篇和杂篇则以各章前面的两个或三个字作标题。一般认为内篇为庄子本人所著,外篇多出自庄门弟子之手,杂篇既有庄门后学的作品,又有别家作品杂人在内,因为全书的观点、风格、语言等方面确实明显地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差异和矛盾。也有人认为《庄子》应属庄子之作,不能因为文章优劣、思想纷杂、风格各异来否定外篇、杂篇是庄子的作品。连最早记载《庄子》一书情况的司马迁也认为外篇、杂篇之中的《渔父》、《盗跖》等章出自庄子之手。《庄子》一书各章的真伪问题至今没有定论,其实,先秦著作多为集体加工而成,既然《庄子》一书体现了庄子的基本思想,足以反映道家学说的要旨,不妨碍作为研究庄子和庄子学派的重要的直接史料,繁琐的考证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二)《庄子》各章要旨内篇逍遥游第一论述人们应该摆脱各种世俗羁绊,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齐物论第二是体现庄子哲学思想最重要的篇章,论述道是万物的主宰,以道观之,万物是平等的,是非是相对的。养生主第三论述养生之道,主张顺应自然而不为物欲或个人感情所干扰。人间世第四从描述人际关系复杂难处人手,阐述“虚己”、“顺物”的处世哲学。德充符第五是一篇道德论,认为只要道德完美、恪守大道,即使身残形秽也能具有内在的魅力,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大宗师第六论述道是万物的主宰以及修道的方法,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死生如一”的人生观等。应帝王第七是一篇政治论,论述君王的治国之道,认为应该顺应自然而实行无为政治,回到原始社会的混沌状态。外篇骈拇第八是一篇人性论,论述人的行为应该合于自然,反对以仁义等人为的标准去破坏人性。马蹄第九也是一篇人性论,认为圣人倡导的仁义礼乐败坏了人性,主张自然放任,无为而治。胠箧第十论述自然放任、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因为圣智礼法被窃国大盗所利用就会危害天下。在宥第十一继续论述自然放任、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天地第十二论述君主应该具备高尚的道德,成为道的体现者,也就是应该无为而治。天道第十三论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认为君主应该遵循天道而无为,臣子应该遵循人道而有为。天运第十四论述天地万物都在遵循天道(自然规律)而不断地发展变化,顺之则成,违之则败。刻意第十五论述养神之道,主张精神纯粹不杂,做到静则恬淡无为,动则顺应自然。缮性第十六也是论述修身养性之道,认为在世风日下的时代,人们应该向古人学习,用恬淡的性情保养心智。秋水第十七论述认识的相对性,认为人们应该顺应自然才能进入自由的境界。至乐第十八论述人生的苦乐观和生死观,认为人在生活中排除了生死哀乐的困扰就可以达到最大的快乐了。达生第十九论述养生的关键在于养神,要做到看破生死、排除杂念、无所用心、顺乎天理。山木第二十论述生逢乱世的免患之道,主张清心寡欲、顺乎自然。田子方第二十一旨在贬儒扬道,批判儒家的虚伪,提倡道家的纯真自然。知北游第二十二论述道是万物之本、万物的主宰,由于道是虚无的,所以只有无言无为才能体道。杂篇庚桑楚第二十三论述如何学道,由于道的核心是“无有”,所以学道的关键在于维护自然的天性。徐无鬼第二十四论述只有排疑解惑才能做到清静无为、顺应自然。则阳第二十五论述万物的整体在于道,一切争论都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自己返朴归真才能教化他人。外物第二十六论述外在事物不可强求,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取得成功。寓言第二十七在解释全书的凡例之后,论述学道的方法和途径。让王第二十八论述轻利禄、重生命的思想,主张安贫乐道、洁身自好。盗跖第二十九抨击儒家的道德规范和功利思想,倡导符合自然情性的长寿之道。说剑第三十通过庄子说服赵王停止斗剑取乐的故事,主张君王应该以天下为重、无为而治。渔父第三十一论述返归自然、修身保真的思想,批评儒家的礼乐人伦观念。列御寇第三十二论述得道的要义,只有虚无宁静、顺应自然才能真正懂得大道。天下第三十三是一篇先秦学术思想史,在评述先秦各家论点的基础上,认为只有庄子的学说才是当时学术的最高峰。三、《庄子》的英译本(一)全译本《庄子》很早就在国外的汉字文化圈内传播,例如,根据日本史籍的记载,《庄子》早在公元5世纪已经东传日本,但是,《庄子》一书译成英文还是19世纪末的事情。巴尔弗的译本《庄子》的第一个全译本是巴尔弗于1881年在上海和伦敦同时出版的,书名为《南华真经——道家哲学家庄子的著作》,这一译本早已绝版,笔者尚未见到,不敢妄评。但是,根据翟理思的说法,巴尔弗的汉语水平有限,力不从心而勉强为之,所以误译很多。翟理思举的一个例子是《庄子·庚桑楚》中的“介者拸画,外非誉也”(断足的人离弃规矩礼法,是把毁掉名誉置之度外),竟然译成了“佣人们扯掉一张画,再也见不到这张画的优缺点了”,与原意真是风马牛不相及,译文虽然错误较多,但毕竟是《庄子》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翟理思的译本翟理思(1845——1935)于1867年来中国,历任英国驻中国各领事馆翻译、副领事、领事,于1896年继威妥玛为英国剑桥大学汉学教授。他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由他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01)和由他编译的《中国文学集粹(诗歌卷)》(1926)博得读者好评。他英译的《庄子——神秘主义者、道德家和社会改革家》于1889年由夸里奇出版公司出版,并于1926年修订再版,书名更改为《庄子——道家哲学家和中国的神秘主义者》。他的译文使用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语,与当代英语有一定的距离,而且译得不那么严谨,所以他的这个译本历来得到的评价并不太高,无法跟他的译诗相比。人们普遍认为他的译本加入的个人主观臆断成分太多,与《庄子》的原义有较大出入,因而远不及理雅各的译本影响大。翟理思仿照中国古籍的做法,在译文的行文中间夹人了不少注释和议论,而不是把注释放在页末或章末,这是他的译本在形式上的一个特点。例如,他在《齐物论》的“庄周梦蝶”这一段落之后加上的评论是“表明一个人可以以两种面貌出现”。另外,他在译本的正文前面还附上了莫尔写的一篇论文,对《庄子·内篇》的哲学思想加以评论,并把庄子的思想跟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等哲学家的学说进行了对比,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理雅各的译本理雅各(1814—1897)也是英国19世纪著名的汉学家,原是英国伦敦学会的传教士。1876年被牛津大学聘为汉学讲座第一任教授,直到去世。他对中国古典著作的研究功力深厚,先后把《四书》、《五经》、《老子》、《庄子》、《左传》、《楚辞》等十余种中国古代经典译成英文。他于1891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的《庄子》是《道家经典》的一部分,收入《东方圣书》第39卷和第40卷,是最有权威性的一个英文全译本,后人的翻译都能从他的译文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他的翻译是学者型的翻译,是在对道家思想进行了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才动手翻译的。他从1879年开始翻译道家著作,1887年完成初稿,1891年正式出版。《道家经典》除了英译文以外,还有长篇的前言和导论、各章的提要、详细的注释、八项附录和专有名词的索引,长达140多页,是西方人研究道家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以后的各家翻译都少不了要参考他的译文和有关资料。理雅各的译文力求忠实于原文,在必要的地方还有许多注解。他的译文可谓逐字翻译,但是译文的主要缺陷也在于过于直译,因而缺乏应有的文学色彩。威厄的译本在本世纪,《庄子》的第一个英语全译本是威厄于1963年由新美国图书馆出版社在纽约出版的,书名为《庄子语录》,台湾的文致出版社据此版本于1970年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直到1994年末,台湾书店里惟一有售的《庄子》英语全译本就是这一种。华兹生对这个译本评价不高,他认为威厄的译文使用了许多生涩的词语,并有独出心裁的解释。例如,把庄子说成是“儒家的进步的、生气勃勃的一部分”,没有多少学术价值,跟前几个译本相比,这个译本没有长篇的导论,也没有注释和索引,从这个角度来看,华兹生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译文本身的质量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华兹生的译本本世纪60年代出版的另一个译本出自华兹生之手,他当时任教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译著包括《庄子》、《韩非子》、《墨子》、《〈荀子〉选译》、《苏东坡诗选》、《中国诗歌选集》等。他在1964年出版《〈庄子〉选译》的基础上,于196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庄子》的全译本,这是到目前为止公认的较好译本。对当代的读者来说,翟理思和理雅各的译文所用的维多利亚时代英语未免有点过时,而华兹生的译文用的是流畅的当代英语,译文中甚至用了不少口语词和俚语,还用了不少成对词跟汉语原文的连绵词相对应,读起来琅琅上口、通俗易懂,是《庄子》英译本中的佼佼者,已经被收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梅维恒的译本不久以前,梅维恒翻译的《庄子》的英语最新全译本由班坦出版公司于1994年出版,书名为《逍遥游——庄子的早期道家故事和寓言》。这本书的出版商在封面的介绍中雄心勃勃地说:“梅维恒的这个全译本,加上他对庄子及其在中国思想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评论的导论,肯定会成为庄子著作在当代的权威版本。”梅维恒的最新译本确有独到之处,力求体现《庄子》一书的文学色彩。他把汉语的诗体部分全部用英语的诗体来翻译,例如,《庄子·养生主》中的“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译成:“Ourlivesarelimited,Butkn0wledgeislimitless,T0pursuethelimitlessWiththelimitedIsdanger0us。”书中带有意义的人名也采用了意译,例如,在《庄子·养生主》中,“公文轩”译成“HisHonorDecoratedChariot”,连“老聃”(老子)的名字都译成了“OldLongears”。这种做法是否合适暂且不论,但确实是本书的一个与众不同之处。另外,梅维恒在他的译本后面所附的术语汇编也是颇有特色的,他的术语汇编分为人名、地名、典故三个部分,他对所列的条目都进行了简要的(有时候是相当详尽的)解释,这是以前的译本所没有的一个特色,对读者是非常有用的。(二)摘译本格雷厄姆于1981年由阿兰出版公司出版的《庄子》选译本是现已出版的选译本中选译内容最多的一种,书名为《庄子内篇及其它篇章》。他在前言中提出了一种别有见地的看法,他之所以没有全译《庄子》是有他的理由的。他认为,既然《庄子》并非出自庄子一人之手,部分篇目的思想内容和写作风格与庄子不相符合,所以,“翻译的内容越多,表达的思想就越少”。因此,除了《内篇》和其他少量篇目是全部翻译的以外,其余部分均为选译,并根据主题重新进行编排,等于是他将《庄子》重新剪裁编辑了一次,实际上也就是格雷厄姆头脑中的《庄子》全译。冯家福和英格里希的译本由兰登书屋的一家子公司于1974年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庄子内篇》是由冯家福和英格里希合译的。他们两人合译的《道德经》于1972年出版以来一直受到欢迎,他们合译的《庄子内篇》也同样受到欢迎。这两本书的版式设计是完全一样的,一页是英文加照片,相对的一页是中文手书加照片,很具有美感。这个译本既没有长篇的序言,也没有注释和索引,却以简明的英语和精美的设计吸引着普通的读者。美国许多非学术性的普通书店里也出售这个版本。在西方读者当中普及《庄子》,也许这个译本所起的作用是最大的。冯友兰的译本冯友兰先生所译的《庄子》只包括内篇,原书于193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89年由北京外文出版社重新出版,这是在我国能买到的惟一《庄子》英译本。这个译本的一个独到之处在于它包含了晋人郭象的注疏,并在附录中对郭象的哲学观点给予了评论。冯友兰先生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翻译《庄子》的,在前言和附录中详细地论述了庄子的哲学思想,并提出了许多个人的见解,所以,意思表达比较准确,还借鉴了清代以来在《庄子》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克利瑞的译本克利瑞于1991年在哈泼出版社旧金山分社出版了《道的要义》一书,他在这本书里翻译了《道德经》全文和《庄子》的内篇,翻译的文字通畅,但是并不完全忠实原文。他在书后所附的《论道家、〈道德经〉和〈庄子〉的历史背景》一文中对道家学派的形成过程和《老子》、《庄子》的成书过程进行了介绍,他的注解也有一定的特色。陈荣捷的译本少量摘译的译文以陈荣捷于1963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哲学名著选读》为例,陈荣捷不在他的选本中采用已有的译本,其理由有三:第一,为了使全书各段选文的风格统一;第二,为了吸收最新的研究成果;第三,许多术语需要重译,以求统一。总的说来,他的译笔是流畅的。除了上述全译本和选译本以外,还有若干作者选译了《庄子》的部分章节,例如,韦利于1939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三种思想》摘译了《庄子》的一些篇章;林语堂先生在1948年出版的《老子的智慧》中选译了《庄子》中的一些故事,用以说明《道德经》的内容。这些翻译各有特色,都是值得借鉴的。也有根据已有的法文译本转译的,例如布赖斯转译的《道家宗师的智慧——老子、列子、庄子的著作》。还有根据已有的英译本重新进行创作的,例如诗人默顿,他于1965年在新方向出版社出版的《庄子的道》就是他的再创作;尽管是再创作,这个文本也在一定程度上传达了庄子的思想。(三)本书英译同一部重要的作品出现多种复译是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诗无达诂”,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风格,包括使用不同的词语。即使是有了“钦定本”的英语《圣经》,到当代还有多种新的译本问世,而且还在趋向更好的译本。我们之所以要重译《庄子》,其理由有三:第一,《庄子》介绍到西方只有一百年的历史,出版了五个英语全译本,都是英美人翻译的,在理解汉语原文方面都存在不少问题。更有意思的是,这些汉学家在翻译的时候努力“忠实”原文,译出很多使人不知所云的句子,如果给这些句子扣上“中国式英语”的帽子,却又都出自英美译者的笔下。至于在文气连贯方面,问题就更多了。我们的目标是力求出现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我国译者自己翻译的较好译本,让《庄子》以其真实面貌从东方走向西方。第二,我们身居国内,可以阅读到《庄子》研究的第一手资料。尤其是在近十几年来我国出现的传统文化热中,老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取得了不少新的进展。我们努力吸收近十几年来我国在庄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各项最新成果,争取把这些成果反映到译文中去,把《庄子》思想的真谛介绍给国外的读者。第三,出自我们对中国文化和比较文化的爱好,我们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已经先后出版了《老子》、《易经》和《诗经》的英译本,尽管鬓角添上了几丝白发,却也乐在其中。我们遵循的翻译原则是以流畅的当代英语表达原作的精神实质,再现原作的艺术风采。在英语读者可能接受的基础上,能够“直译”的就尽量直译,也就是用原文的对应词语或对应结构来翻译。在可能出现辞不达意或可能引起误解的时候,就采用灵活多变的处理方式。即使同一个多次出现的概念和术语在不同的行文中也可能采用不同的表达方式(例如“无为”译成non-action,donottakeanyaction,donothing等不同的词语)。在个别场合下,单纯的句子翻译不能表达全部内涵的时候,则采用了解释性的译法,这样做也许比加上大量的注解要好一些,读者不必随时打断思路停下来阅读注解。我们在有的地方还加译了庄子的“不言之言”和“言下之意”,这些做法是否恰当还望专家学者指正。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美国专家沃特曼教授通读了全稿;杨俊峰教授、孔祥平教授、马爱华副教授、张雪副教授、朱源副教授等做了不少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汪榕培199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