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不确定性”，是谁造成了不确定性？是信息革命。尽管作者在全书可几乎没有用到信息革命、知识经济一类的字眼，但书中提出的知八十年代以来人们所面对的种种不确定性，显然是由信息革命造成的。作者以其敏锐的眼光与诙谐的文笔给人们展示了信息革命对世界经济、生活、文化观念各个方面千万的巨大影响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趋势，并提出了人们应该如何顺应这一时代潮流的策略。片断：积极权力的新时代“机体正在分化，中心无法维持”，这是经常被套用的热门话语，也常常真有这种事发生。前几周我在意大利以这个令人神往的国家正在为防止分裂而忙作一团。意大利再也没有政治核心了，人们使用“投票箱里的幽灵”一词来比喻核心消失。这个核心如果存在的话，会有多少人愿意投票支持它啊。没有政治核心，但是有宠大的管理中心。有意大利，干什么都要有个许可证，并且需要有耐心等待领取这个，甚至自公元1300年以来就声名显赫的波伦亚大学，要想开一门新课，没有罗马有关部门的批准也不行。而要想得到翻修你自己房子的许可证，就得等上几年时间，要通过一大串官方审批。而如果你想要对这个官僚体系有所变动，甚至只是提些新思路，那都是徒然。于是这里就形成了一个超级讽刺——有一个统摄一切的中心，但是它却无所事事，有一个拥有所有合法权力的中心，却没有一个领导者来积极地运作它。这种情况造成了无限制的“消极权力”，并导致腐败盛行。不幸的是，这种现象并不是意大利所独有的，消极权力困扰着每一家大机构。如果你没有力量使事物运转起来——积极权力——那你几乎肯定有力量使它停止运转——消极权力。“这很不幸，但是不恰当的事情已经铸成了，大家也已经接受下来了。”结果，官僚主义盛行的庞大中心往往很难运作。动力来自于权力，但是如果这种权力不是一种追求变革、创造和开拓性的，那么力量就只能来自于消极权力。玩弄权术和腐败会充斥于这些地方，毕竟不干活不行使权力都能得到薪水是一件很有诱惑力的事情。所有的权力都会产生腐败，但消极权力造成的腐败更隐蔽。对这种弊端，给出治理方案很容易，但实行起来却很难。对中心机构进行精减，使其规模更小，但更加精干。它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而不是发放一些许可证，应该致力于“向哪里走？”而不是“干什么？怎样干？”。如果ABB可以用它在苏黎士的120个人监控225，000名员工；如果Boots只用不到100人、而Mars则只用不到20人干同样的事情，那么庞大的中心机构不久就会被淘汰。看起来，小中心的建制似乎可以使中心机构专注于思考问题，而无暇顾及不必要的监控，使上级将主动权下放给下级单位和外派机构。哪里有了积极权力，那里就不必要再由外部权力推着走了。小中心的效率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即只要你已经正确地把握了大方向，下级部门就会自动地进行自我调整。即使下级有时会犯错误，但整个积极权力能量释放出的效率也要大大高于犯错误造成的损失。此外，这样做也更节省成本，信任的成本比发放许可证的成本小。小中心建制是建立在信任原则基础上的，信任别人能胜任工作，信任他们会按照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动。当然，信任原则也意昧着一开始就要找到合适的人选，加以正确的培训，并善待他们，了解他们，与他们经常保持沟通。小中心的机构必须精心控制选拔、培训和交流三个环节——这是这种新型组织的三大软件建设。在这样的小中心里待着可能会有一种寂寞感。有一次，ABB的一位副总裁告诉我：“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看护中群，带着几许宽慰地看着他们在总体上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行进！”如果有的牛迷路了，组织系统将会响起警报，将会派出巡视员去把它们拉回来。但如果中群是在沿着合理的路线行进，那就任其自流好了。这个控制系统是敏捷而专注的，但它只控制目标而不计较手段，只要结果而不管过程。而意大利的悲哀就在于，它长期以来一直以一个消极权力文化的典型而存在着，不论是谁当领导，都很难改变这种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受到鼓励的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人的观念是很难改变的，在消极权力占主导的地方，积极权力就总是不受欢迎，开许可证总是比创新更容易。对于我们其他国家来说，问题就比较简单，我们的中心机构比较小，或者正在变小，更强调个人承担责任，而且我觉得我们也很少说“不”。当更多的人尝到把组织建立在积极权力原则之上的甜头时，这种组织方式就会流行起来。我们过去常常习惯于按照防止人们犯错的思路来设计建构组织，我们现在想要把组织变成一种帮助人们发展积极的多样性的机构。时髦的号召力似乎要比任何理论的说服力更强，这一次是时髦和理论携手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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