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的儿子到北大教师，从一校之长到精神偶像，使穷教书匠成为百万服峰，使万千学子走向成功，劫匪绑架、惨遭误解、脱胎换骨、痛定思痛……留学教父俞洪敏难逃宿命！！本书提示新东方从小小培训班到英语教学巨无霸，从单一培训的小作坊到教学、咨询、研究的经济联合体，从跟着感觉走的家庭企业到建立理性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新东方进行资源重组，利益分割，产权明晰的革命过程是一次伴随着汗水和泪水的凤凰涅磐、由死向生的飞跃。新东方的主要人物大多出身于北大，多数有海外留学的经历，接受了80年代的思想启蒙，有脱不掉的北大情结，有洗不净的书生气。在90年代的出国潮和经商热中，既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洗礼，也受到中国不规范的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与世界，东方与西方，友谊和利益，人性与制度，情理与法理，知识与财富——他们如何从重重矛盾中突围，如何使人性得以回归，如何从自身超越？新东方是学校，其产权基础是“民办公有”。按照现行法律规定，任何民办学校不属办学校的权利，没有拥有学校的权利。而新东方本质上又是一个是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培训公司。为了维系团队，只能像所有民办学校一样，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学校外挂公司；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为股东们建立一个学校归属的“心理产权”。然而这是自欺欺人，新东方转型的一切祸患由此而生。新东方人如何面对几乎是无法绕过的产权瓶颈？俞敏洪如何摆脱“新东方困境”？新东方是出国梦的缔造者。近年来70%留学北美的学子都是在新东方闯过了托福、GRE分数线，对于众多怀有留学梦的学生和家长来说，这几乎等同于生死线。新东方将中国望而生畏的TOEFL、GRE考试变成了福特式考试生产线。他们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新东方创造了在中国历史上输送留学生人数之众的奇迹。新东方靠什么完成了这一使命？教师走进新东方，能够成为百万千万富翁，实现穷教书匠几代人不可企及的梦想；学员走出新东方，身价倍增，前途无量。是新东方成就了数十万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者的理想，还是后者承全了新东方的声名？ETS知识产权纠纷曾经被媒体广泛关注。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新东方也许是侵权了，而且是大规模地侵权。新东方如何背负沉重的十字架，为捍卫中国学生的利益，为维护中美留学事业的桥梁而摆平ETS。如今一场官司还没有了结，划时代跨国界的的谈判还在继续。在尘埃还未落定之时，官方与民间、教育界与经济界、法学界与企业界都共同关注着这一事件的走向和结局。如何看待在中国进入WTO背景下的这一事件，如何看待在这一事件背景下的新东方命运？《东方马车》不只是“痛说革命家史”；《东方马车》不只是塑财富英雄；《东方马车》不只是描述“新东方现象”；《东方马车》不只是为考“G”和考“托”；《东方马车》不只是看热闹说内斗……徐小平，新东方副校长。1956年生于江苏泰兴。1978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毕业后进入北京大学，任北大艺术教研室教师、北大团委文化部长、北大艺术团指导。在这里授权“未遂诗人”俞敏洪办英语诗歌杂志、任命“英语艺术家”王强任北大艺术团长。二十年后，终于以非英语出身之人，忝居新东方校长行列。徐小平的奋斗是由一系列失败凑合起来的成功：申请美国签证被拒两次，因此怀着“个人恩怨”在撰写《美国签证哲学》，开辟中国留学咨询一个崭新学科；自己以三十一岁的高龄出国因此从人类生物学角度发现今日“三十而立”之人只相当于孔子时代的十五岁孩童，所以至今童心不泯；因为自己是一个失败的音乐家唱歌无人喝彩，所以人到中年改行搞留学咨询，出版《美国留学天问》，创立新东方咨询思想和留学理论，伙同俞敏洪、王强归纳并丰富了新东方精神与文化。徐小平梦想之一可能是想把新东方办成音乐学院但这决不可能实现。所以，他只能继续“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每天都把手上的工作做得更大更好。王强，新东方副校长。1962年生于内蒙古包头。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88年赴美任访问学者，1990年再度赴美，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电脑硕士学位，并加入贝尔实验室任电脑工程师。1996年回国，参与新东方的创办与建设，与俞敏洪、徐小平并列三架马车。他为什么要放弃贝尔真正优越的生活？因为在国外是“为了活着而工作”，回到国内则是“为了工作而生活”。王强是新东方英语口语与思想魅力之王。他在新东方传授的《美国思维口语》，开辟了中国英语口语教学的新纪元，听课证经常被学生高价征购。王强为解决中国学生特有的哑巴英语问题提出了开创性的思想和教学体系。他从北大开始就养成藏书的癖好，此生见了书就把什么事情都可以忘记。他的中英文藏书之丰、题材广堪称当代中国第一人。王强最令俞敏洪钦佩仰止的才华，是对于中外人文科学的精深研究，有自著《书之爱》为证（已经脱销多时，王强说全部被他买去送了人！）。王强最令徐小平羡慕绝望的魅力来自他的嗓音——嘶哑的徐小平只能以“大狗叫、小狗也叫，而且俞敏洪也不过是个花腔女高音”来为自己演讲做解嘲性开场白。请读片断：大难不死走进俞敏洪家，这里不是“家”，空空荡荡的房子里住着三个大男人。他和一个司机，一个保缥。走进他的卧室，外面有一个小凉台，他说，“这里就是我的私人空间。”算上凉台，也就是十几平米。凉台上有把躺椅，旁边有个小柜于，小柜子上有本蓝封面的佛经。宋昊家凉台也有把躺椅，“吃完饭，泡上茶，哼着小曲儿看月亮，神仙一样的日子。”俞敏洪在躺椅上看到的月亮是苏东坡的月亮，宋昊在躺椅上看到的是李白的月亮。俞敏洪创造了新东方的同时，创造了宋昊们。宋昊们成了百万富翁，拓展出了无可限量的空间，俞敏洪自己的空间却被挤压得越来越小。这里曾经热闹非凡，徐小平、王强、包凡一这些北大血统的人，宋昊、钱永强、杨继等这些名牌教师、“小哥们儿”，曾在这里出出进进，海阔天空。现在冷落了。新东方结束“分封制”后，大家几乎不来了，突然间变成了陌生人。徐小平说：“友情永远战胜不了利益。”偶尔，徐小平、王强们来一次，俞敏洪用手抚摸着椅子伤感地说，“这里落满了灰尘，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来坐了。”王强说：“看到敏洪这个样子，我都想哭。我们要问‘Why？’为什么会这样？敏洪要反思。”俞敏洪要反思，但是，其他人需不需要反思？新东方人有个特点，批评别人毛病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也有同样的毛病，甚至在批评别人的毛病时，自己正在犯同样的毛病；往往忘记了自己是同一条船上的人，忘记了自己是这条船上的船员和应该担任的角色，船长出了问题，航船出了故障，迷失了方向，大家宁愿在波涛汹涌中把船停下来，追究船长的责任，像准备了飞碟。随时可以弃船而去的天外来客；或者干脆把船长一个人晾在那儿，任这艘船在风雨飘摇中原地不动。“天外来客”的队伍中没有胡敏。胡敏是新东方这条大船中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角色的人。他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跟俞敏洪有特殊的渊源，他没有北大背景，没有拉拉扯扯的哥们儿关系，所以，处理各种关系时反而简单，判断问题不会掺杂不相干的因素，所有的人惶惶不可终日、剑拔弩张时，他却充分信任俞敏洪，非常从容地与俞敏洪合作，驾驶着一条大拖轮——新东方学校为这场“奢侈的辩论”、“痛苦的转型”保驾护航。可是，胡敏安排的生活是一个按部就班的生活，上课，管理学校，下班回家，吃完饭，忙点杂事，10点以后，踏实写作。他“要把一天24小时拉长到38小时，不说废话，不扎堆”。他说自己是“骑着破自行车的百万富翁”。其他人不可能那么从容，因为没“破自行车”可骑，徐、王、杜家在国外，内外两大摊子的住房、老婆孩子国外消费就压得喘不过气来，守着金山银山没了耐心。这帮哥们儿没回来时，俞敏洪寂寞、孤独，这帮哥们儿回来后，如今办公司，闹得不可开交，更寂寞，更孤独。每次开完会，别人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俞敏洪没有什么爱好，总是要回到办公室忙忙碌碌打发时光。可是总得回家，“家”在哪儿？他有一盘萨克斯独奏《回家》，夜深人静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在家里放，勾起了情绪，便大哭一场。后来不敢听了。一次，在去上海的路上，收音机里突然响起了《回家》，他失声痛哭。1997年，他把老婆孩子送到了加拿大，每年都想接回来，但是不敢。1998年那场“人室抢劫”差点要了他的命，他被盯上了，他不敢冒失去老婆孩子的风险。俞敏洪巨大成功的后面，支撑着的是一连串悲剧故事。俞敏洪“神话”是由两个“俞敏洪”来演绎的：一个“大俞敏洪”，一个“小俞敏洪”。“大俞敏洪’有折不挠，叱咤风云，是一个无限放大的过程；“小俞敏洪”担惊受怕，焦虑恐惧，是一个无限缩小的过程。“小俞敏洪’能让人想起挪威画家蒙克那幅著名的油画：《嚎叫》。……这次抢劫行动干净利索。俞敏洪大脑的数据库里，“1998年8月ZI日”这个日子充满了恐惧，给他，给他的家庭，留下了永远不能抹去的阴影。1998年，俞敏洪一个人住北京西北上地小区一幢多层楼三层。这天，他开车带着杜子华回上地。杜子华家也在上地。他们来到北京体育学院附近的一家小馆子吃饭。“老杜，这两天干活挺累的，吃个甲鱼吧。”他们要了甲鱼。吃完饭，杜子华说，“我还有点事，你自己开车回去吧。”到家9点过，他锁好车上楼。这个单元，二楼三楼楼道没灯。他爬到二楼三楼的交叉点时，上面下来两个棒小伙子，一前一后把他夹住了。他还没有反应过来，只见一个小伙子掏出一个针管，朝他胳膊就是一针。整个过程只有几秒钟，他一声没吭就昏迷了。一个多小时后，他苏醒了，发现自己手脚都被布条捆着，被劫匪扔到了床上。他第一个念头就是打电话，给他姐夫打电话。他在新东方帮忙的姐夫就住楼下，离他最近。一种强大的求生本能支持他坐起来，侧身滚下床。他家四室一厅，两个小卧室，一个大卧室，一个书房，他的大卧室在最里面，电话在客厅，离他的卧室十几米远。他强忍着晕眩往外跳，跳到电话旁。电话在茶几上，手脚被捆着，他用下巴磕先磕下免提键，然后磕号码。电话键小，下巴壳大，脑袋昏昏沉沉的不听使唤，怎么也磕不准。磕不准，摁了，再磕……正当他摁掉电话准备再磕的一刹那，电话“铃铃铃……”响了，有人打电话进来。他赶紧磕下免提键。“老俞……”俞敏洪一听是杜子华，有气无力地说，“老杜，我被绑架了，你赶快通知我姐夫来，或者是其他人，赶快来。”俞敏洪母亲信佛，前两天去五台山拜佛，本来打算多呆几天，可是在山上的时候，老太太“感觉不对，有心灵感应，要出事似的，立即下山往北京赶，回北京这天，刚好是敏洪出事这天。”“小平，叫小平来，叫小平来。”他说。徐小平来了问道：“怎么办？”“赶快报警，赶快找人报警。”俞敏洪说。徐小平打电话给海淀公安局的一个熟人，熟人说，“打110报警呀！”正打电话的时候，俞敏洪昏厥了，第二天才醒过来，躺在急救中心的病床上。医生见他醒来，说，“给你推进去的麻醉剂是动物园大型动物的麻醉剂，剂量大得吓人，而且推的速度很快，你居然没死掉。”医生用纳闷儿的眼神看着他，问他，“你是不是抗麻醉体质？”“我能喝一斤半白酒。”俞敏洪说。“喝一斤半白酒？”“对”医生不会想到这个死里逃生的校长，一介书生，竟有如此大的酒量。当然也不会想到，俞敏洪的酒量是为了新东方的生存拼死练出来的。医生将信将疑，因为没有这样的记载，酒量大的人快速注射大型动物超剂量麻醉剂可以免一死，“可能是原因之一吧。”侦办此案的警察对他说：“你命真大，前段时间，有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一个是唐山的，作案手法跟你的一样，麻醉剂打进去后就死了。”这两个冤死鬼难道是没有酒量？姑且说酒量救了俞敏洪的命吧。可这“酒量”背后有多少哀伤的故事阿。他拿过“诊断书”，上面写着“随时都有死亡的危险”，眼泪“哗”地出来了。有人编故事说，他醒过来，第一件事是拍拍自己的脑袋，还记不记得英语单词。其实他惟一害怕的是脑子被大剂量麻醉剂搞坏了，思维混乱；舌头搞麻木了，不能讲课了。一个靠嘴靠大脑安身立命的人，脑子坏了，舌头不灵了，人就彻底废了。出院回家，翻开英语辞典，检验一下记忆力，能不能记得住单词。咦，还行；到课堂试试大脑，试试舌头。咦，大脑还不笨，舌头还挺灵。第二天中午，他脱离危险后，转到了北医三院。晚上7点，徐小平去医院看望俞敏洪。他见俞敏洪面无血色躺在病床上，周围看护的亲戚悲悲戚戚，实在是影响病人的情绪，平时那种善于调节气氛的天赋顿时派上了用场。他说：“敏洪，那狗日的跟你一定很熟悉，他不仅知道你的住处和生活规律，还知道你的属相。”“怎么会呢？”徐小平的奇谈怪论让俞敏洪不解。“他使用大型动物麻醉剂，就是因为他知道你是属虎的……”这话把大难不死的俞敏洪和在场的人逗乐了。……俞敏洪出院后召集大家开会，主题是自我批评。他意识到，他的生命已经不仅仅属于他自己了。徐小平、王强回国后，告诫他不要把现金往家里拿，嘴皮子都说破了，他就是不听，终酿大祸。如果他出了事，不仅毁了新东方，而巳毁了大家跟他绑在一起的事业和理想。他对大家说：“今天开会，我要向大家检讨。发生这件事，我感到很内疚。新东方必须改革，否则整个事业会被我毁了。”王强对这次会议评价很高，说：“今天的会议是遵义会议，敏洪展示了领导能力。”徐小平不同意王强过于乐观的判断。他说：“不！今天的会议应该是古田会议。”1935年的遵义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之前的古田会议则是实行了著名的“三湾整编”。徐小平的意思是，新东方现在还没有到遵义会议的份儿，首先应该完成资源整合。新东方三驾马车之间讨论问题、臧否人物，喜欢用一些政治名词和历史人物。一天晚上，徐小平对俞敏洪说：“敏洪，你呀应该是林彪。”“你是什么意思？”“毛泽东指到哪儿，林彪就打到哪儿。可惜你是周恩来。”“你考虑大问题没错，我做小事情也没错。”抢劫给俞敏洪带来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生理伤害，除了所有压力，增加了“死亡恐惧”。……死神的面目时而是恐怖的、可憎的，时而是公正的、慈悲的。他（或她）是造物主的使者，是天堂和地狱的看门人。他（或她）让所有的希望与梦想伤心不已，让所有的富贵与荣耀一钱不值；他（或她）给罪恶套上罪恶的枷锁，给苦难戴上苦难的花环，如果他（或她）愿意，可以让卑贱的灵魂变得高尚，不可一世变得滑稽；可以让美丽的面容变成一个骷髅，该上天堂的上天堂，该下地狱的下地狱。死神光顾俞敏洪，大概是看到了俞敏洪和新东方走到今天不容易，大概是看到千千万万学生还需要俞敏洪，顿生恻隐之心，说，“你命不该绝。”劫匪这次抢劫，抢走了一些现金，一部摄像机，摄像机里有他女儿一岁到三岁的记录。俞敏洪说：“强盗不知我的心。”他不心疼抢走的钱，心疼女儿的成长画面，他宁愿花几十万上百万的钱从劫匪手里赎回那盘磁带。他喜欢女儿，疲倦了，烦恼了，拿出磁带来放，真是莫大的安慰。这个父亲的安慰，被劫匪给剥夺了。祸不单行。一年以后，他在家门口又遭抢劫。这次他学乖了，上楼前，先跺脚，把感应灯都跺亮。他发现，三楼的灯没亮，就跟司机说“可能不对头”。两个人小心上楼，走到二楼，下来一个小伙子，他们没在意。到三楼，司机正准备开门，楼上冲下来三个小伙子，两个对付司机，一个壮汉用枪顶住了俞敏洪的腰。司机反应快，一下子把对付他的两个人推到楼梯下，借势往楼下冲，“抓强盗——抓强盗——”边喊边冲。那两个人见壮汉对付单薄的俞敏洪绰绰有余，跟着追下去。三楼剩下了膀大腰粗的壮汉，用枪顶着俞敏洪，恐吓说，“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这事儿邪了，一次来抢，二次来抢，没完了！俞敏洪这时候不知道哪儿来的冷静，观察到四楼的灯光反射过来，壮汉顶在他腰上的枪对着灯光，怎么不反光？他下意识地用极快的速度一把抓住枪，使劲一掰，居然把枪给掰断了！这王八蛋，原来拿了支假枪吓唬人！他顿时有一种被欺负、被侮辱感，“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爆发出来，扑上去厮打。壮汉假枪被掰断，吃了一惊，这单薄的教书先生居然敢反抗。从两次人户抢劫的劫匪作案手法来分析，上次两个人，这次四个人，绝对是手拿把掐吃住了俞敏洪的。他们对俞敏洪的情况了如指掌。楼下三个人和司机打，楼上俞敏洪和壮汉打，又打又喊。但是，楼上楼下，左邻右舍，都龟缩在家里，不敢出来帮忙。劫匪不敢恋战，打了十几分钟后，抢走了俞敏洪的电脑，刺伤了司机的手腕，跑了。“这时，我才意识到，我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命，还是大家的命，还是新东方的命。不能新东方没干成，命就丢了”俞敏洪说。第三天，他配了保镖。老婆孩子本来想接回来，安全没有保证，也不敢了。“从此，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了，永远没有了。”他的生活是一个不断被压缩和放大的过程，在北京被压缩，到北美被放大。一回到家，就带着老婆孩子开车狂奔，跑遍了加拿大和美国所有值得去的地方。他的人生也是一个不断被压缩和放大的过程。成功之前被压缩，成功之后被放大；某些方面被压缩，某些方面被放大，往返无穷。两次抢劫死里逃生，使俞敏洪对生命的意义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是俞敏洪决定新东方“公司化改革”的直接动因，同时迫使他放弃自我，悲剧性地改变了他的个人生活。这是俞敏洪的宿命。所以，“新东方精神”的表层是“励志”，深层是“宿命”，俞敏洪和与他相类似的芸芸众生的“宿命”。无论是“新东方精神”的归纳者徐小平，还是“新东方精神”的怀疑、批判者钱永强，都不可能理解。徐小平与钱永强辩论“新东方精神”，是在捍卫自己作为“新东方精神”制造者之一的荣誉，他的解释和反驳，只能在感性和功利层面上震慑钱永强，并不能强有力地说服钱永强。钱永强质疑甚或鄙视“新东方精神”源自“耶鲁血统”的优越和西方工具理性的训练，虽然“新东方精神”有着新东方成功和大量个案的可验证性。对某种“精神”的真正感悟和提炼，不取决于悟性。知识，而是“经验”，那种时时关照自己生命和精神的“高峰体验”。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一种“精神”被一个群体接受，有其毫无疑问的合理性，有其广泛的社会、心理原因，对原因的追究、总结、归纳、升华，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系统、细致而长远的规划，俞敏洪、徐小平、钱永强们没做，他们没有心思、也没有这方面的知识结构去认识，去组织，不说更玄乎的东西，仅就商业价值而言，他们没有看到，从理性的层面廓清“新东方”品牌的内涵，既是一个稳定的企业文化形成的过程，更是一个商业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过程。当然，如果把新东方当成一架印钞机，只满足于王强所说的马斯洛的“人的第一层次需求”——基本生存需求，膨胀欲望的短期兑现，那就什么也谈不上。不仅谈不上，一旦利益冲突到了一个临界点时，新东方可能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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