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诗歌的王国，同时也是散文的王国，散文的传世之作，其数量之大，简直浩如烟海。我国的散文，源远流长，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和作者，直到今天，仍有很强的生命力，在思想与艺术方面，都有可资继承和借鉴的地方。我国的散文，形成、成熟于先秦时期。殷代的甲骨卜辞，商、周的铜器铭文，多数为片言只语，少数能较明确地表达一个中心意思，还不具有结构严谨的篇章，这是散文的萌芽时期。而《尚书》的出现，标志着古代散文已经形成，其中有比较完整的论说文和记叙文。《尚书》之后，散文分别向着偏重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重于记叙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从春秋末年开始，奴隶制逐步为封建制所代替，政治、经济、意识形态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王纲解体，礼崩乐坏，由“学在王官”一变而为“学在民间”，出现了活跃在社会上的“士”阶层，他们代表着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针对当时的社会变革，发表这样那样的评论，提出各自的主张，于是出现处士横议、百家争鸣的局面。又加游说之士纵横驰骋，各类文章，尤其是论说之文，获得长足的发展。诸子各家，著述繁多，儒家有《论语》、《孟子》、《荀子》，道家有《老子》、《庄子》，墨家有《墨子》，法家有《商君书》、《韩非子》，杂家有《吕氏春秋》。《论语》是语录体的散文。到了战国中期，语录体散文仍很流行，《孟子》、《墨子》、《庄子》中的一部分都是。但《孟子》等比起《论语》已有所发展，他们所记已不是单人的语录，而普遍采用了对话的形式。如《孟子》一书多记论辩之辞，每章围绕一个中心展开，带有驳论的性质。《墨子》、《庄子》的某些篇章也相类似，通过论辩，对论题阐发得更加详尽，从此促进了散文形式的发展。《庄子》与《孟子》，体现了对话语录体散文向专题论说散文的转化。到了战国后期，《荀子》、《韩非子》等书，则完全摆脱了语录对话体，成为专题论说文，它们的大多数篇章，都写得中心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充分，具有较强的说服力，标志着先秦论说文的完全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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