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断：西方关于新闻起源的观点，对本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中国新闻学者有相当深刻和普遍的影响。前面提到的任白涛是这样，其他不少学者也是这样。比如刘元钊在《新闻学讲话》中是这样表述的：我们讲到新闻的原始，就要提到“新闻欲”的问题了，新闻之所以发生，实缘于“新闻欲”。人类的本能是富于“新闻欲”的，如果没有“新闻欲”，人类就决不会进化，文化也决不会发达的。所谓“新闻欲”者，乃由于“欲知道”，“欲使人知道”及“欲被人知道”三个心理作用而发生了“新闻欲”。“新闻欲”在人类的原始时代就已随着产生了。在每一个人当他呱呱堕地时，就跟着发生的。譬如：一个人刚生下地时，就是一阵呱呱的啼哭，这种啼哭就是“新闻欲”的作用，盖当他从母胎堕下地时，突然变换了一个环境，觉得四周的一切和在母胎时很异样，而且很不舒服，因此只好啼哭，啼哭者所以“欲使人知道”他的不舒服也。①刘元钊的这些论述，需要作科学的论证，其中的一些分析未必精当。但他的论述，非常明显地表现出西方新闻学者的影响。二、关于“群居说”和“好奇说”在新闻起源的问题上，唯心论或不彻底的唯物论者同革命的唯物论者有着不同的认识。日本新闻学者在解释报纸形成和新闻起源的原因时，发表了下列著名的见解：心理学者在谈到知欲的基础本能时，首先举出好奇的本能。因此，我们可以说好奇的本能是形成报刊的最根本的心理条件。按照心理学者的说法，交往是基于群居本能的反映而产生的一种派生过程。也就是说，在群居本能和心灵交流之间形成了因果关系，而提供经验正是基于群居本能的产物。所以群居本能和好奇本能有同样价值，它也是形成报刊的根本条件。因此，形成报刊的最根本的条件是好奇本能和群居本能。如果从人类传播行为的表面现象考察，上述见解未必没有道理：只要收受新闻与信息的感官处于正常状态，谁不对新闻与信息有兴趣？处于群居状态的人群，人际传播与社群传播不仅成为必要，而且有了可能。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都有新闻欲。一个久不出门的村民去了一趟首都，全村人会将他围个里三层外三层，听他讲述京城的新鲜事。暑期结束同学从五湖四海返校，头天晚上大家谈自己家乡的新事怪事，可以到深更半夜。你说，谁没有好奇心？人类自从哺乳动物灵长目分化出来，始终处于群居状态。不要说大城市里成千上万人聚居成小区社群，就是广阔农村，也是十里一村，五里一庄。正是这种群居性，方便了新闻与信息的传递与接收。所以，一些学者振振有词：群居的心理，好奇的心理，刺激了新闻传播行为的产生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的考察上，而是透过种种新闻欲满足与群居性现象去深究：人类为什么会产生群居性？为何对新闻信息有好奇心？那么，就可以真正了解传播行为发生的根本动因。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如果能够不同其他人共同生活与劳作，离群索居，而且生活得比同许多人共同生活更幸福、更方便、更安全，这个人未必感到有群居的必要。但是，现实生活告诉他，一旦离开了他人，他就无法战胜强大的自然力与种种猛兽，无法躲避其他部落的战事伤害，无法克服他力所不及的困难与灾难。群居，正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共同需要。因此，正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需求产生了群居，而群居则又必须相互沟通与交流，生存与发展是人类交流即新闻传播行为发生的本质动因。所以，马克思指出：人的交往活动，是人生命存在的组成部分，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里，群居的本能，成了传播行为产生的中介的、次位的原因，而不是本质的、原始的动因。以“群居说”解释新闻传播行为的发生，只是从现象上做了分析，而脱离了最初的、本质的考察，因而也不可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后记：大凡作者在写完一本书的最后一个字画上句号的时候，都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必定会有许多话想对这本书设定的未来读者说。作为凡夫俗子，我也未能免俗。这本书的写作计划，是我上半年在香港执教时，责任编辑陈萍女士一再来电敲定的，并得到总编辑杨耕先生的首肯，太感谢了。不料回京后工作一件接一件。先是完成《中西新闻比较论纲》，接着是写完中国新闻学研究百年的理论新闻卷。刚开始着手写作本书，不料学位办又下达任务，两个月内要完成一本同等学力申报硕士学位全国水平考试大纲及指南，新闻学院嘱我牵头。一公一私，我们这号年龄的人，已习惯于以公为第一，放下已经开始的本书的写作，全力以赴完成学位办的任务。这本书的写作花了整整三个月，却奉出了我专心研究与执教理论新闻传播学二十多年的思考。自从师从甘惜分教授攻读两个学位以来，我始终遵循用自己的治学方法，用自己的学术语言，阐述自己的学术见解的师训。其中不管被捧杀也好，被棒杀也好，一如既往，经年不改。这本书的完成要感谢两个人：我的夫人林涵教授和这本书的责编陈萍女士。没有这两位在背后催促，心肠太软的我肯定会碍于面子，为朋友这里去一天，那里去一次，把本书的写作拖到猴年马月。陈萍的电话具有极大的威慑力，几次电话，都让我加强了倒计时的意识。我夫人以教授之尊，为我读稿、录入、校对、查找资料，每天起早贪黑，她倒不在乎：“按时把稿交给陈萍，别的好话不必说。”但愿此书的问世和社会反响，给他们两位补上一点我的谦意。童兵1999年12月5日于北京塔院迎春园寓所本书前言总序20世纪以来的一百年，是世界新闻传播事业飞速发展的一百年。这一百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继报纸、期刊、通讯社之后，广播、电视和互联网络相继问世，新闻传播的媒介日趋多元化，新闻传播的手段日趋现代化，“地球村”变得越来越小，新闻传播事业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则变得越来越大。这一百年，也是中国新闻事业飞速发展的一百年。其中最后的二十年，即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年，发展得尤为迅猛。综合有关部门发表的统计数字，截至本世纪的最后一年，全国已有公开发行的报纸两千一百种，通讯社两家，广播电台一千二百座，有线和无线电视台三千多座。其中，报纸年出版总数达到一百九十五亿份，广播人口覆盖率达到88.2％，电视人口覆盖率达到89％，电视受众超过九亿。与此同时，全国各类新闻从业人员的总数，也已超过五十五万人。这样大的发展规模，这样快的发展速度，在世界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都是空前的。现在已经是世纪之交，回顾既往，盱衡未来，新闻传播事业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还将会保持着旺盛的发展势头。新闻传播，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全面准确地宣传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以及各项决策，反映人民群众的伟大业绩和精神风貌，以及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等方面，必将继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与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这一百年来，为中国的新闻战线培养和输送人才的中国新闻教育，也有了相应的发展。中国的新闻教育起始于本世纪初叶，有八十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前的三十年，虽然先后在个别院校中设立了新闻系或新闻专科，但规模都不大，设备也不够完善，在校学生的人数，最多的时候不超过四百人，三十年间累计培养出来的毕业生人数还不到三千人。新中国建立后，为了为新中国的新闻事业培养人才，新闻教育继续有所发展，但到60年代中期为止，全国的新闻教育机构也还只有十四家。当时全国共有三百四十三家报社，七十八座广播电台和十三家电视台，新闻系和新闻专业的学生统招统分，勉强能够满足中央和省市以上新闻单位人才方面的需求。“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一发展被迫中断。中国的新闻教育得以重振旗鼓并得到空前迅猛的发展，主要还是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年间的事情。这二十年来，中国新闻教育的发展和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完全同步。截至1999年，全国设有新闻学类院、系、专业的高校已由改革开放之初的两三所，增加到六十所以上，专业点已超过一百个。专业教育体系已从单一的本科教育，发展到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大专生、成人教育等多层次的格局。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在校的新闻系科学生总共只有五百来人，现在仅本科生就有六千人，加上大专生和研究生接近一万人。二十年来向新闻单位输送的毕业生，累计也已超过三万人。办学层次，办学规模，办学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世纪之交，新世纪的跫跫足音已经十分临近的时刻，随着新闻传播事业的加速发展，随着新闻战线人才需求的不断增加，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的新闻教育肯定还将会有更大幅度的发展。一般说来，新闻教育质量的高低，起决定作用的，主要是两个因素：一个是师资，一个是教材。两者之间，教材的作用更大。这是因为，师资的多少和良窳，往往受办学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教材只要一旦完成，就可以直接嘉惠于学子，风行四海，无远弗届。进一步说，一部好的教材，不仅可以满足教学的需要，培养出一大批人才，而且还可以同时拥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推动新闻学研究的发展。1919年出版的徐宝璜的《新闻学》，1927年出版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就是这方面的很好的例子。两书都是作者在高等学校从事新闻学和新闻史教学时，作为教材编写出来的。出版之后，立即引起世人的关注和推崇。几十年来，一再重版，历久不衰，至今仍然是公认的新闻学和新闻史方面的传世之作。正因为这样，新闻教育的前辈们，历来十分重视教材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十来年，坊间出版的新闻学方面的书籍，绝大部分都是教材。改革开放以后，新闻学研究空前繁荣，新闻学方面的书籍大量问世，但教材仍然在其中占了很大的比重。这些教材，覆盖了新闻学的方方面面，经过出版家和众多作者们的长期努力，门类和品种基本配套齐全，曾经为同时期的新闻教学作出过重要的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新闻工作实际的飞速发展，这些教材的体例日显陈旧，观点和内容也亟待调整和更新。一些属于学科前沿和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开课程的教材，尚付阙如，使现有的教材，出现了不少缺口。21世纪即将到来之际，集聚力量，重新编写出一套体系完整的，能够为新世纪的新闻教育和新闻人才培养服务的新闻传播学的系列教材，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系列教材，她将涵盖新闻学、传播学两个学科和新闻学、广播电视、广告三个专业。负责编写工作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校长期从事新闻传播学方面教学与研究工作的教授、副教授，其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都是相关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堪称一时之选。收入系列的教材中有国家级重点教材，有部级重点教材，其他也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精品，所以，这套系列教材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她的权威性也将会得到社会的认同。21世纪是一个高度信息化的时代，是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占主导地位的时代。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有两大支柱，一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传播技术产业，二是从事新闻和信息产品生产的媒体产业。新闻传播学作为将这两大领域有机联结的桥梁，在今后的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过精心策划，隆重推出这套系列教材，是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战略眼光的。在这里，我谨代表编委会和全体作者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由衷的感谢。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中国的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都将有一个大的发展。这批系列教材的问世，将会为新世纪新闻传播事业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为新世纪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作出她应有的贡献。这是出版者和全体作者共同的一点希望。是为序。方汉奇1999年9月2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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