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青年作家和学者们否定现实物质精神的总体思想是一致的，但他们表现出的自身文化资源和文化立场却是多种多样的。如张承志就是立足于民间宗教的立场，以民间与宗教双重身份否弃现实（这与同为宗教立场的北村既有区别又有相同点）；张炜、贾平凹等秉持的是中国乡村文化立场，以乡村文化批判现实（这与陈忠实的既含乡村又融儒家正统思想的立场也是有同有异）；而王晓明、韩少功、史铁生等人所代表的文化立场又有自己的特点。这两种截然对立的立场，表现了作家们不同的文化心理和价值取向’其中各有片面也各有意义。但双方态度的浮躁和急切却使这些争论失去了深入的机会。双方的争论充满攻讦，表现出学理性和冷静态度的缺乏，作家们多只是表现出一种姿态，却没有表现出自己的理由和深刻思索。如对“人文精神”、对“反崇高”等问题的讨论，都不够深入系统。它们惟一体现的，仅仅只是90年代文坛上作家文化姿态的巨大分歧和明确对立，显示出文化多元给作家们心灵造成的分裂和嬗变。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作家们的情况也呈现出同样的分化和没落趋势。一方面，许多作家依然在坚持他们的探索和发展之路’但同样，许多作家也正被时代文化所淹没、所吞噬。现实物质文化的影响，正使许多青年作家逐步放弃自己的独立精神姿态，沦为商业文化的附庸（最典型的是90年代后期出现的所谓“美女作家”），而昔日的牵系，则使许多中老年作家难以清醒理智地面对现实，对现实的反感正促动着他们的怀旧之情（最典型的是以“季节”系列长篇小说反思自我而引入注目的王蒙，以及曾创作过《灵与肉》、《绿化树》却在90年代推出与以前风格完全不同的《我的菩提树》的张贤亮）。昔日以探索形式而引入注目的作家也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先锋作家和寻根作家们全线溃退，或改弦易辙，由极端的形式探索转向质朴切实的现实生活描写，或退出了文学创作。可以说，各种风格的呈现和各个作家群体风格的演变，体现了90年代文化的巨大影响，也使之呈现出多元化的格局——从文学的发展环境来说，这一自由的格局无疑是最好的。但是也应该指出的是，在上述种种创作中，浮躁是它们共同的弊病，为现实文化和物质所牵系，不能真正地回归自我、回归文学，是90年代文学最普遍也最根本的一大内伤。所以，总括地说，就作家创作精神和文学创作的具体走向而言，90年代构成着对于80年代的退却与反讽。作家们总体思想是向着非现代性的方向发展，独立和自由意识日见淡薄，而附庸化与商品化特征愈显突出，文学对社会的影响也日见淡落。这是时代的悲剧，是文学的悲剧，也是20世纪末叶中国作家们的悲剧。时代对于文学和作家们的要求是急切而严厉的。社会文化的完全世俗化，精神和道德正在撤出它最后的市场，这种状况，于社会的正常顺利发展，于新时代文化的建设，显然都是很不利的。金钱追逐的狂热，犯罪率的上升，民众道德感的匮乏，都是这种文化状况所造成的现实后果的初步显露。文学本身的发展也是一样。作为一个曾有着辉煌文学历史的古老民族，如何振兴自己的民族文学，创造出真正的优秀文学作品，显然是中国作家们无可逃避的历史重负。在现实情况下，如何不被现实物质文化所侵蚀，保持文学自己的精神价值和精神位置，以真正现代性的文化精神发展文学、推动文学，是当代中国作家们面临的一个艰巨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在90年代的商业文化狂欢中，在文学发展的繁杂和凋敝中，作为社会知识代表的作家、学者们应该承担更多的时代责任，应该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建设与发展奉献更多的努力，这是他们无从逃避与选择的使命。同时，我们也相信他们能够完成这一使命。因为，他们毕竟曾在80年代挣脱政治羁绊的过程中取得过自己的辉煌，在中国文学最近20余年的发展中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们曾痛切地意识到失去自由的痛苦，也体会过品尝自由的幸福，自由离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遥远。在社会正日新月异地发展，全球化步履也越来越快的形势下，在物欲化愈狷獗、精神愈萎缩的时代，我们期待着中国作家们的重新奋起，期待他们能以独立自由的文化心态，参与完成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进程，创造出优秀的、辉映时代和民族精神的文学世界，挽起民族的希望之舟，为现实社会构造出一个不朽的精神和文化家园。第二章智者的达观与仁者的落拓——杨绛、孙犁晚年心态论“智者”与“仁者”，都是具有丰富传统文化内涵的概念。“知（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知（智）者动，仁者静；知（智）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正如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者孔子对它们所进行的巧妙区分，这两个概念之间既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却又有明显的区别，它们代表着不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指代着不同的思想行为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各个时代都有不同类型性格的人物，他们或以“智”见长，或以“仁”名世，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演出了自己的人生戏剧，创造了丰富广袤的人生历史。中国历史上流传的各种或机智的、或忠贞的故事，就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真实写照。这两种生存方式很自然地要进入当代的社会生活背景中。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也是各不相同地或在“仁”或在“智”（当然也存在着二者的反面对象）或其他的方式上选择着自己的人生道路，遵循着自己的生存原则，游迹于各种复杂与朦胧的人生环境中。生存方式的多样，体现了人性、文化和自然世界的广阔，而通过对这些种种不同的生存方式的考察，又能够使我们洞见人生的诸多难解处，使我们察见人性世界的深邃和神秘。当代作家杨绛和孙犁的生存和创作状况，就典型地体现了“智”与“仁”这两种传统生存方式的现代化形式。孙犁和杨绛都是曾经经历过中国现代纷繁的历史风云变迁，又活跃在八九十年代的老作家。在80年代之前的漫长创作岁月中，他们由于各自不同的家庭出身、生活道路和文化背景，拥有着定全不同的文学创作内容和艺术风格一一孙犁的美和善的赞歌，杨绛的充满睿智的戏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而历史给予他们在十年“文革”中不无相似的人生经历，使他们创作上的差异更显突出。在经历过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艰难的政治洗礼后，杨绛在八九十年代的创作中，始终保持着她以往的豁达和机智，她以充满着睿智和大度的眼光打量着着过去，以冷冷的笑容看待过去和现在；而孙犁的表现却完全是另一种面目，他基本上放弃了曾经所衷爱、所视为生命的小说创作，在所创作的很少的小说作品和散文世界里更完全改变了昔日的文学风格，没有了以往对美的歌赞，却多是对人生短暂和虚无的怨叹，是对于过去和现实的强烈不满和不无偏激的激烈批判，表现出深深的落寞和失意。英国著名作家华波尔在一封信中说：“在那些爱思索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喜剧，在那些重感情的人看来，世界是一大悲剧。”他们创作上的差别正是他们不同的生存态度和思想性格的产物，其背后蕴涵着他们不同的生存方式选择——或者明确地说，他们正是典型地体现了“智者”和“仁者”不同的人生方式和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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