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结集了百篇大公同人、作者、读者和报史研究者的回忆文章。内中有人有史、有事有情，多方展示这份“中国人民的报纸”的历史影响和新闻建树。本书文笔朴实、感情诚挚，其中不乏犯不着为人知的报业史料。片断：由顾准的一封信想到王芸生/谢泳顾准有一封信，夹在王芸生的一篇文章中，可能是因为顾准生前没有提起过，所以不大为人所注意。罗银胜和高建国的两本顾准传，就都忽略过去了。这是一封长信，对于研究青年顾准有很重要的意义。听说顾准全集正在编辑当中，如已收入就不说了，如果没有，可以收入。王芸生的文章题为《三寄北方青年》，登在1937年1月25日出版的《国闻周报》14卷15期上。十多年前北京出过一本《一二九运动》的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其中就收了王芸生的这篇文章。这封信是顾准以吴绛枫的本名写给王芸生的，他读了王芸生在《国闻周报》上发表的《前进吧中国！》和《寄北方青年》后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向王芸生请教，王芸生就借这篇文章说了他的一些感想。那年顾准22岁，王芸生36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在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写信的时间是1937年1月7日。我们现在从信中可以看出顾准早年分析问题的基本思路和立场，也可以看出一个22岁的青年对于国家大事认识和理解的程度。因为篇幅，我不能再引原文，但我要说，青年顾准后来之所以能成为那样的一个人，不是偶然的，他在那样的年纪，就能写出那样富有逻辑和论辩力的文章，而且态度平和，既不伤害对方，还要给对方的信论以辩驳，见解和风度都非常好。顾准早年是一个共产党员，晚年却成了另一种人。王芸生年青的时候也左倾过，但他到了《大公报》后，也就转变了，他说过：“我是靠做报吃饭的人，在政治上没有派别，纯凭国民的良知”。现在我要说这样一个问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评价而言，我们应该说还是王芸生看得远，看得深。这几年随着我国档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我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联想到当年王芸生的一些看法，得出了上面的结论。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识解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但到了六七十年代，顾准却超越了王芸生，这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王芸生到了后来，就不会思考了，也许是他和顾准的处境不同吧。从顾准和王芸生这个前后变化中，我们就可感觉到许多沉重的历史内容。王芸生当年是《大公报》的主笔。近年专门研究中国现代人物的学者不少，但印象中专门研究王芸生的还不多，几篇有分量的论文还是他的儿子王芝琛写出来的，在有关《大公报》的研究中，对王芸生的评价也较肤浅。过去王芸生是一个很能写的人，他的著作要是都印出来恐怕不是一个小数目，但现在是不是有人在想着为王芸生出一本文集或者全集，我还不知道。我曾在《观察》周刊和天津《大公报》上读到过王芸生的不少文章，在他那一辈人中，就政论文章而言，我以为王芸生绝对是一个好手，他那样的政论文章，我们今天就没有人能写得出来。他有一篇长文章《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可以见出他对中国历史和西方历史的素养。他这篇文章出来以后，蔡尚思有一篇文章评王芸生，我看过蔡先生的文章，就写文章本身来说，他不是王芸生的对手，而且见解也在王芸生之下。政论文章的高手，他的看家本领是两条，一是文章得好，二是见解得高，王芸生就做到了这一点。五十多年前，他为《大公报》写的那些社评，我们今天看了还不能不佩服，研究中国现代历史的人，不能忽略过王芸生这个人。（原载2000年6月5日《大公园》）片断：我与《大公报》——二十年与《大公园》的因缘/董鼎山在我的青年时代，我心目中的新闻界“英雄”是徐铸成先生。他在《大公报》以及后来创办《文汇报》的经历常常引起我的神往。我一直没有机会在他生前拜识他，1982年他托人把他的回忆录《报海旧闻》带给居住海外的我，令我惊喜交集，现在还保留着，经常翻阅讨教。虽然我是上海《申报》出身（1945年大学毕业后第一个职业），当时的愿望还是加州大公报》或《文汇报》。范长江在《大公报》的报道成为新闻从业人员的榜样，引起我英雄式的崇拜。我把他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在书架上并列一起。杨刚、浦熙修等都是一些我所熟悉的名字，但是由于我喜好文艺，另一个令我兴奋的名字是萧乾。他于大战时被《大公报》派遣到欧洲采访战地新闻，某次我在报上看到一张他穿着军服佩着“战地记者”（WARCORRESPONDENT）证章的照片，极为艳羡。我的梦想就是充当这么一位充满罗曼谛克气息的战地记者。当然，他是前辈，我后来有幸于80年代在纽约一宴会上与他初次相谈，一见如故，此后我们甚至称兄道弟地通起信来。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将他的信函保留下来（北京一出版社曾要编集萧乾书信集，向我素材料，我竟无以为答）。他的回忆录《未带地图的旅人》是我经常的读物，特别是我自己目前正在考虑写回忆录（天津一位书局编辑不断催促）之际。虽然《大公报》是我少年时的崇拜对象，我与它的文字因缘要到了40多年后才开始。给我这个机会的是已故的潘际炯兄。这段故事又得归溯到我的崎岖生活途径。我于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新闻界就职（《申报》、《东南日报》、《辛报》）2年后，于1947年出国赴美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深造，原定在2年内回国，不料一耽就是数10年。我于1978年携妻女初返祖国，回到美国后写了一系列的新中国见闻记在《纽约时报》发表，由美联社辛迪加（SYNDICATE）发布，终于引起北京《参考消息》注意，翻译转载。潘际炯兄看到后，托董乐山向我征稿。我犹记得看到第一篇稿子在《大公园》版面上刊出时的兴奋，我的少年愿望终于实现了。通过潘兄的关系以及在《大公报》上的经常见报，我也与许多旧时的朋友取得联系。当时潘兄在《大公园》开有一个名叫《闲居集》的专栏，发表刘郎（即是当年有“江南第一枝笔”之称的唐太郎）的打油诗，其中一篇是：寄董鼎山纽约（1979年）年年相望亦相闻，每抱深情读至文。讶我老儿还在世，怜渠健笔尚凌云。归来旧燕何曾识，记得歪诗定要焚。何日江干重聚晤，莫教终世叹离群。唐大郎兄不久就逝世。乐山请黄苗子兄把这首诗用他的神笔抄写下来。黄兄的书法与唐兄的诗成为今日悬在我纽约家中客室最显著、最珍贵的纪念品。另一位通过《大公报》而取得联系的老友是新闻界前辈陆小洛。当时住居香港的他看到我在《大公园》所发表的文字后开始与我通讯。后来他移民来旧金山的儿子处养老，我特地去旧金山看他。不久他即病故。如果没有《大公报》，我恐不会有与老友再聚之缘。我与际炯兄相聚机会不多，80年代我在《大公园》供稿最起劲期间，每回一次香港，他必请我午宴，并将我介绍给他的同事。通过他，我结识了冯广烈、马文通二兄，大家志趣相同，谈话随意，但是最令我感动的还是，每次他必不忘携来一个厚厚信封，亲自陪我去银行将积聚的稿费兑换美金。他的殷勤周到在今日这个什么都是匆忙的时代，是人性稀有的珍宝。际用退休后侨居美国西岸，我们通过信，但一直没有机会再聚，没想到他是回到祖国落叶归根的。直到去年8月4日我在《大公报》网址看到《大公园》所载黄裳先生《悼际炯》一文，才获噩耗。际用即将退休时我恰在香港，他又在午宴席上把我正式介绍给接任的冯广烈兄。我惊喜地在广烈身上发现了与际炯同样的温雅、善良、慷慨的品质。他也同样的好客，某次乐山恰在香港，他陪着我们周游香港各所大学。我妻蓓棋也曾受过他的招待。但我最不能忘怀的是他夫妇在老牌影星王丹凤所开的功德林素菜馆中款待我。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的夫人。那天我的印象不但是菜肴的精彩，而且也是嫂夫人的美丽、柔和、大方。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退休计划，并给我看养老后乡居新建的房子。他们孩子似的热诚令我艳羡。但是好景不长，一年余前我收到广烈兄寄来一本纪念亡妻的画册，我的心情极度震动。他的信充满哀伤。我曾数度去信，末蒙作答，想是地址有变。这篇短文也是向他致意。20年来经过几个朝代编辑的变换，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仍是《大公园》的经常撰稿者。《西洋镜》这个专栏之名乃是冯广烈兄的主意。我感谢现任编辑孙嘉萍女士仍让我占这么一角。我已多年来访香港，虽曾与孙女士见过数面，但仍希望来日有机会与她和马文通兄共叙，建立更深的友谊。（2001年8月1日于纽约）（原载2001年8月30日《大公园》）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