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顿·斯特莱切（LyttonStrachey，一八八○——一九三二）给英国两个最出名的女王写了传记。一部是《维多利亚女王传》。另一部写伊丽莎白一世，写她对埃塞克斯伯爵从热爱他到处死他的“一部悲剧性的历史”，就是本书。伊丽莎白没有结过婚，英国人称她为“童贞女王”。可是她一生有不少罗曼史。当她还不到十五岁时，就被海军大臣西摩看中了，留下了一段逸事。二十五岁登位后，第一个受她宠爱的，是莱斯特伯爵。莱斯特娶了埃塞克斯的寡母，所以是后者的继父。一五八五年，莱斯特领兵出征荷兰，带了继子同往，两年后被召回，再过一年，他就去世了。召回时，他又带了继子来到女王身边。埃塞克斯就此开始了他的宫廷生活。埃塞克斯以英俊的仪表、潇洒的风度、以及能文能武的一身才具而博得女王的欢心。女王热爱了他，有一个时间，跳舞、斗牌，通宵玩乐，几乎形影不离。那时女王五十三岁，埃塞克斯十九岁。女王的宠爱使埃塞克斯很快成了宫廷中光辉夺目的明星。官位青云直上，转眼之间当到了舰队司令、枢密院顾问官、掌礼大臣、爱尔兰总督。他曾先后两次率领舰队远征西班牙，有一次获得大胜，以此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他的英雄形象和盛大声誉。后来他又领兵前往爱尔兰平乱。这回可彻底暴露了他的有勇无谋、缺乏战略头脑的严重弱点。可是困难与挫折不能使他抑制膨胀起来的野心，结果他就迅速走向败亡的道路。但决定他的结局的，还是在于女王对他的爱情关系。他和女王两人性格不同：一个开朗，一个深沉；一个急躁，一个审慎。地位更不同：一个是礼法上的服从者，权利上的乞求者，另一个则是万乘之主，拥有生杀予夺的无上权力。只是由于万乘之主倾心宠爱，就使这位年轻的伯爵狂妄了，放肆了，因此两人之间时常发生龃龉，时常闹翻，闹翻得最厉害的一次，女王在盛怒之下当众掴了伯爵一记耳光，伯爵立即手按佩剑，准备动武。但也由干君臣关系的背后还有爱情关系，所以前后十二年，一直是闹翻了又和好，和好了又闹翻；只要埃塞克斯表示一下悔过的态度，讲上几句恳情的话，女王到最后总是可以原谅他的。可是在两人之间，还有个爱情关系上的出发点的不同。按照斯特莱切在书中所写，伊丽莎白对埃塞克斯的爱情是真挚的；她的精明眼光，在看到这个年轻人的时候，往往变模糊了；埃塞克斯凡有所求，一般都能得到满足；他有冒犯或错误，临了都可以得到宽谅。可是埃塞克斯是个末代骑士，他学习了往日骑士对待贵妇人的态度，却又染上了当时新兴贵族追逐利禄的风习，他利用了女王对他的情谊，却没有以女王之心还报女王。女王发现了，这青年人在爱情上惯于逢场作戏，竟是个伓薄子。这个出发点的不同，导致了青年伯爵的悲惨结局。埃塞克斯于一五九九年远征爱尔兰。在这个战役中，他举止乖张、进退无方，不但没有谋略，而且又违抗了朝廷命令。于是女王就在他擅离部队返回伦敦时，下令将他囚禁起来。不过囚禁一年即予释放。对他的处罚似乎到此为止了。然而释放后的埃塞克斯满腔怨望，甚至在私下里骂女王是一具“扭曲了的尸体”。这话传到女王耳朵里，使女王伤心到了极点。另一方面，埃塞克斯又在暗中交结苏格兰，想借外力压迫女王，清除与他为敌的一些实权人物。计谋未成，却弄得流言四起。埃塞克斯自己没有定见，在官邸里又经常受到见识短而野心大的一些亲属和随从的撺掇，结果在惶惑之中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以夺取宫廷权力。一六○一年二月的一天，他率领几百名家丁和羽党，鼓噪入城。原指望由此引起整个都城人民的叛乱，可是伦敦城内的老百姓，尽管爱戴英勇侠义的伯爵，却没有人愿意跟随他去攻打王宫。因此他的那个小小的造反队伍很快就被歼灭；他本人在被捕后，不久就以叛国罪受审、处死。死时才三十四岁。在作为权力中心的宫廷里，埃塞克斯以受宠而遭忌，加上他自己的骄纵，所以树立了许多敌人。这些敌人大抵是他自己招来的，却有一个重要角色属于例外，这就是他长期以来怀着诚挚、热烈的友谊，多方给予帮助的弗兰西斯·培根。埃塞克斯是十分赏识甚至崇拜培根的。培根对埃塞克斯，则先是依傍他，奉承他；在他志得意满的日子里，也曾根据当时形势，诚心劝告他防谗避嫌；可是到了后来，到了女王由于埃塞克斯出征无功，疑虑日增，亲召培根探问的时节，培根察知气候已变，就开始在女王面前中伤埃塞克斯，最后，埃塞克斯下狱受审，培根公开拉破脸皮，代表朝廷控诉他谋反。在埃塞克斯被处极刑之后，培根又编写他的详细罪状，其中还用了一些曲笔，使全国相信他罪无可逭。为了酬谢这一番劳绩，女王赏赐培根一千二百镑。斯特莱切在书中，对于伊丽莎白一世和埃塞克斯伯爵两人的思想、性格、才能、作风，以及他们在政治上和感情上那种不寻常关系的发展变化，作了文艺性的历史描述；对于培根同他们两人的关系以及他之参与审理埃塞克斯叛乱案的事实与背景，也有适当的记叙和剖析；使这几个历史人物以血肉具备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并且引人深思。《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在传记文学的历史上，斯特莱切起了一个与十八世纪传记作家博斯韦尔（JamesB0sWelD相似的革新作用，“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埃文斯（IforEvans）在他的《英国文学简史》（“AShortHistoryofEnglishLi terature”，蔡文显译本）中也说，“自传和传记文学在二十世纪建立了新的传统”，其中斯特莱切就是传记文学方面这个新传统的建立者。他以《维多利亚时期四名人传》、《维多利亚女王传》和《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等作品使传记写作出现了新的面目。曹聚仁在他的回忆录《我与我的世界》中，说到他早年钦佩当代三大传记文学家：英国的斯特莱切、德国的路德维希（EmilLudWig）和法国的莫洛亚（AndréMaurois）。这句话可以代表三十年代初期我国读书界的一个倾向。三大传记作家之中，后二人的名声似乎更大些，但斯特莱切《维多利亚女王传》译本（卞之琳译）的出版，却也引起了很大的注意。福斯特（EdWardM.F0rster）在论文集《两次为民主制度欢呼》（“TwoCheersforDemocracy”）所收一九一八——一九三九年的英国散文》一文中，指出斯特莱切革新了传记写作；又说，“斯特莱切有意揭露虚假面目：他憎恶浮夸、伪善和不辨是非，他不相信吹捧起来的声誉，而且善于戳穿这类假戏文。”“但他的作为绝不仅在揭露虚假面目而已。他采取了已往任何传记作家都没有采取过的写法：竭力设法进入传记人物的内心。早先的传记作家，例如麦考莱（Th0masMacauley）和卡莱尔（Th0masCarlyle），写出了精美而且可信的人物画像；斯特莱切则是使他的人物活动起来；他的人物是有生气的，犹如小说中的男女：他从他们的内心着手去塑造他们，或者该说是重现他们。……这是他的最大贡献。”概括说来，斯特莱切的创新，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要求使传记成为艺术品，而不是某一人物的许多活动和许多大小事件的记录。要象画一幅画，或者写一篇小说，利用形象化的手段，甚至利用到心理分析的方法，使作品对读者产生强烈的浸染作用。对于题材的选择，他在《维多利亚时期四名人传》中谈到，他不是出于建立一个体系或证明一种学说的愿望，而是出于适合艺术加工的动机。二是他的非偶像主义。就如莫洛亚所说，他是个英雄破坏者，一个打倒偶像的人。斯特莱切认为，“传记作家的职责不是捧场如仪；他的职责是依据他所了解的，把有关的事实按原状写出来。”因此，写伟人，写英雄，乃至写诸色人等，要避免夸大或避免多敷油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写了功绩、德行、丽质、长才，必须也写到足以代表其思想性格特点的缺陷。换言之，写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尊偶像。这样，斯特莱切破除了英国十九世纪传记文学的“虔敬”传统，更破除了卡莱尔竭力提倡的伟人创造历史的英雄主义。但斯特莱切也有并不“按原状写”的地方。埃文斯指责他“不怎样去追求事实真相”，福斯特也说“有时他写人物不准确”。就是说，有时他离开了真实。可是写传记怎么可以离开真实呢？这是一个大问题。这问题的产生，不外两种原因：一是所据史料不可靠， 二是在写作方法上使用了作者的想象。就资料来源来说，斯特莱切看来也是重视取材根据的，如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和埃塞克斯伯爵》卷后开列有大批参考书目，行文中也常常写明资料出处。但有些资料属野史，野史的所记所引，往往只是一种传闻，不能当作历史真实来看待；传记引用野史作资料，野史失真，传记也就失真了。在写作方法上，斯特莱切为了使他的作品具有艺术性，并不忌用想象，特别是在他仿效当时文学界的风气采用心理分析方法的时候，他没有想到这分析可以反映出传记作家的心理，却不一定如实反映出传记人物的心理。简单说来，想象的结果，不能免于虚构，而虚构是传记写作应当避免的；否则传记就跟历史小说分不清界限了。斯特莱切有意将传记从历史领域引入文学领域，影响所及，形成了一个很大的流派，但也留下了一个如何区别传记与历史小说的问题。评论家们还指出，斯特莱切写历史人物，有个喜欢使用讥讽笔调的特点。如他写维多利亚王朝的几个著名首相：墨尔本婆婆妈妈，帕默斯顿别扭古怪，狄士累利伪装恭顺，格莱斯顿讨好招厌，全都有些可笑。在他写伊丽莎白一世时，基本上他是抱着崇敬态度的，但也写了她的迟疑、妒忌、狭隘、刻薄等等缺点。埃塞克斯经常跟侍候女王的贵族妇女调情，屡屡产生流传宫廷内外的丑闻。有一次，女王闻知霍华德勋爵夫人跟埃塞克斯勾搭上了，她就叫人偷了那位夫人的一件华丽外衣，自己穿上，走入宫廷大厅，在众人眼前展示一番。她的身材高而那衣服短，穿来很不成样，于是就对霍华德夫人说：“要是这衣服因为太短对我不合身，我就想到对你也绝对配不上，因为它太漂亮了。”这就是用讥讽手法描绘了伊丽莎白的浅薄无聊。不过这样的讥讽手法正是斯特莱切非偶像主义的一种表现。也许用笔稍重，有些夸张。但斯特莱切的意图，首先当在写出伊丽莎白对埃塞克斯的真诚。伊丽莎白既是女王，又是女人。因为是女人，她不能容忍在她的眼皮子下从她手中夺走她的所爱。所以，这个小故事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丑化了英明的女王，却也不是不可理解的。斯特莱切的和近似斯特莱切的传记文章，对我们中国的读书界，也曾引起很大的兴趣，但我们的作家仿效这种写法写传记的，似乎并不多。我国原有一个由司马迁倡始的、不按“圣人”观点衡量是非、同时采用客观表现的手法叙事写人的史传作风。这类著作不仅在史学上有地位，而且历来被视为文学库藏的一部分。只是后世使传记写作服从了歌功颂德的要求以及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几条礼法的拘束，于是出现了大量只可称为“寿屏文学”或“墓志文学”的东西。曾见有人在报上写文章慨叹说，孙中山去世六十年了，对于这样一个伟大人物，至今还不曾见到有一本象样的传记出版。为了打破这样的沉闷局面，使我们的传记写作活跃起来，使我们的传记作品起到吸引人、感染人、因而启发教育人的作用，考察一下象斯特莱切那样的传记作家的写作思想和写作实践，当是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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