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居笔记：新版

　　新版自序《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我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我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在总体计划上，这本书是我以直接感悟方式探访中华文明的第二阶段记述。第一阶段的记述是《文化苦旅》，那本书中的我，背负着生命的困惑，去寻找一个个文化遗迹和文化现场，然后把自己的惊讶和感动告诉读者。但是等到走完写完，发觉还有不少超越具体遗迹的整体性难题需要继续探访，例如——对于政治功业和文化情结的互相觊觎和生死与共；对于文化灵魂的流放、毁灭和复苏；对于商业文明与中华文化的狭路相逢和擦肩而过；对于千年科举留给社会历史的功绩和留给群体人格的祸害；对于稀有人格在中华文化中断绝的必然和祭奠的必要；对于君子和小人这条重要界线的无处不在和难于划分；……这些问题如此之大，当然不可能轻易找到答案，我能做的，只是招呼读者用当代生命去感触和体验。这便构成了《山居笔记》的基本内容。稍稍年长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些问题在十年前公开谈论并不方便。当时，哪怕是给清朝统治者以更多的正面评价，把民间金融业全面破碎的主要原因归之于太平天国运动，或者在不设定“唯心主义”的批判前提下充分肯定朱熹，在维系计会管理和文明传承的意义上称赞科举制度，都会引起不少左派批判家的警惕，更不要说打破时限大谈“流放”、“小人”、“围啄”这些很容易让人产生现代联想的命题了。为此，我要再一次感谢当时敢于发表这些文章的《收获》杂志。至于我本人的勇气，则来自十年浩劫间对民族苦难的切身感受和反复思考。这种思考，开始于浩劫初期可怜父辈的牢狱骨灰，延续于浩劫中期军垦农场的漫漫苦役，深化于浩劫后期故乡山屋的寂寞岁月，又回味于浩劫过后某些黑影的翻云覆雨。幸好一九七八年严冬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改变了中国，我也随之获得了生存的尊严。既然一切都来自于苦难，我问自己手中的笔：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我只担心灾难中的思考因过于愤怒而失之于偏激，便想从考察和阅读中获得更广阔的...[更多内容]

　　余秋雨，1963年考入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67年毕业留校任教。“文革”结束后为该院讲师、教授，并曾任副院长、院长职务。主讲美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戏剧理论史等课程，所著《戏剧理论史稿》、《戏剧审美心理学》、《中国戏剧文化史述》、《艺术创造工程》分获全国戏剧理论著作奖、国家文化部优秀教材一等奖等奖项。散文集《文化苦旅》为他带来不虞之誉，被目为学者型散文创作，与后出的系列散文《山居笔记》同受境内外华文文学界称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