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年前,大英帝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了马戛尔尼勋爵率领的庞大使团,分乘五艘船只,浩浩荡荡,经过10个月的航行,于1793年7月底到达天津大沽口外,并于9月14日在承德避暑山庄觐见了乾隆皇帝。英国在率先实现工业革命之后当时已是西方的第一强国。它在世界各地拥有许多殖民地,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而中国却一直是东方的第一大国,虽然鼎盛时期已过,但仍统治着疆域辽阔的领土,周围许多国家对这强大的邻邦还得俯首称臣。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英国急于向外扩张,以寻求原料与市场,自然觊觎这块远东的沃土。正是在这种扩张主义的战略下英国派团访华,希望同清政府谈判以改善两国的贸易;并进而建立经常的外交关系。中国方面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治观念的不同,认为“中央帝国”同异邦的关系只能是宗主国与藩属的关系,异邦只有岁岁来朝、俯首称臣。长期的闭关锁国使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对外部世界的进步与西方的科学文明一概不知,而为自己处于“盛世”沾沾自喜。他们认为英国是仰慕中华文明才遣使远涉重洋为皇上祝寿的。这场聋子的对话尚未开始就注定要失败了。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马戛尔尼觐见时是否下跪的问题并不单纯是一场礼仪之争,而是两种文明的撞击,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佩雷菲特先生出生于1925年,先后在第五共和国的前三任总统戴高乐、蓬皮杜和德斯坦时代担任过七任部长。1977年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0年后又以全部赞成的票数被选入道德与政治科学院历史部。1981年任法国最大的报纸《费加罗报》的编辑委员会主席,同时还是国民议会议员与普罗范市的市长,在法国的政界与学术界都颇有影响。佩雷菲特早在50年代就有写一本有关马戛尔尼的书的想法。他在波兰克拉科夫的一家旧书店里偶然购得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部长恰尔托雷斯基收藏的一套游记,其中就有随马戛尔尼访华的斯当东与巴罗写的有关中国之行的书。法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长期受到18世纪启蒙时期的思想家如伏尔泰等人的影响,以为中国是一个由开明君主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而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使佩雷菲特先生看到了另一个中国,他就想把这个中国介绍给他的同胞。1971年他率领法国议会代表团访华,回国后他出版了《当中国觉醒时……》一书(1973年),到1980年该书出新版本时,仅法文版就售出了150万册。此书被认为是法国非汉学家写的关于中国最有份量的著作,奠定了佩氏作为中国问题专家的地位。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作为此书的附录,他准备出三本资料集:第一本为清室档案,1991年底已全部译成法文,并以《中国人的观点》的书名出版;另外两本分别为英国外交部与东印度公司和天主教会的有关档案,现正在编纂之中。作为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佩氏对马戛尔尼访华一事作出了这样的评论:“如果这两个世界能增加它们间的接触,能互相吸取对方最为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早于别国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与造纸、指南针与舵、炸药与火器的国家,同那个驯服了蒸汽并即将驾驭电力的国家把它们的发现结合起来,那么中国人与欧洲人之间的文化交流必将使双方都取得飞速的进步,那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呀!”闭关锁国只能导致文明与国家的衰退,无力抵御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也可使我们今天更坚定地走改革开放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