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可谓“求真”。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精神”。本书前言法布尔精神（再版序）"你知道法布尔写的《昆虫记》吗？"我问一些自称知道有"法布尔"这么个人的人。六十岁一代说："可能是少儿读物吧。"四十岁一代说："好像是科普小品。"二十岁一代说："我们觉得是观察记录，法布尔他是个昆虫迷。"这是八年前的事，当时我刚读完十卷本原著。我怀疑人们真的读到了《昆虫记》，当然，这指的是忠实反映原著基本特征的中文译本。就这样，我开始选译一本《昆虫记》。三年过后，译本与读者见面。读者意见传回来：有人说"是好书"；有人说"品位高，有意思"；有人说"会读的读得出意味"；也有人说"法布尔这个人很不简单"。远方读者来信索书，其中有位女大学生表达自己心情：时下校园中追逐物质成风，太缺乏这种纯洁的精神食粮。细想起来，以上事实起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半个多世纪来中国读者不同时期对《昆虫记》的认识。看得出，人们越来越了解《昆虫记》的真面目，越来越深入这部杰作的精髓。我想，如今这个经过修订、充实后再版的译本，会进一步准确地展现十卷本原著的特质和整体风貌。平心而论，我们今天能读到《昆虫记》这样一部作品，是件很幸运的事。把毕生从事昆虫研究的成果和经历用大部头散文的形式记录下来，以人文精神统领自然科学的庞杂实据，虫性、人性交融，使昆虫世界成为人类获得知识、趣味、美感和思想的文学形态，将区区小虫的话题书写成多层次意味、全方位价值的巨制鸿篇，这样的作品在世界上实属空前绝后。没有哪位昆虫学家具备如此高明的文学表达才能，没有哪位作家具备如此博大精深的昆虫学造诣；况且，那又是一个令群情共振的雨果、巴尔扎克、左拉文学时代，一个势不可当的拉马克、达尔文、魏斯曼生物学时代。若不是有位如此顽强的法布尔，我们的世界也就永远读不到一部《昆虫记》了。说我们幸运，还有更深的道理。法布尔之所以顽强，是因为他有着某种精神。如果他放弃了、丧失了自己那种精神，这世界同样不会出现这么一部《昆虫记》。折磨法布尔一生的有两大困扰，一是"偏见"，二是"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意进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一位中学教师；此后业余自学，花十二年时间，先后取得学士、双学士和博士学位；中学教书二十余年他兢兢业业，同时业余观察研究昆虫及植物，发表过非常出色的论文。达尔文肯定他的成就，帝国教育部奖励他，好心的教育部长还设法推荐他为大学开课。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台"的梦始终没有实现，开辟独立的昆虫学实验室的愿望始终得不到支持。教育、科学界权威们，骨子里看不起他的自学学历，看不惯他的研究方向。这种漠视与某些人的虚伪、庸俗、嫉妒心理合拍，长期构成对法布尔的一种偏见。法布尔生在穷苦人家，自己靠打工谋生，才上了小学、中学；以后长年只靠中学教员工资，维持七口之家的生计；前半生一贫如洗，后半生勉强温饱。很少有法布尔这么贫困的自然科学家：想喝口酒，只能以家中发酵自制的酸涩苹果汁顶替；要施舍乞丐两法郎，可囊中只掏得出令自己都面露羞色的两个苏；一向腼腆、好强之人，竟不得不为生存而张口请求英国大哲学家密尔（即穆勒）慷慨解囊。然而人们看到，法布尔没有向"偏见"和"贫穷"屈服。他依然勤于自修，扩充知识储备，精心把定研究方向，坚持不懈地观察实验，不断获得新成果，一次又一次回击"偏见"。他挤出一枚枚小钱，购置坛、罐、箱、笼，一寸空间一寸空间地扩增设备，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积累研究资料，化教书匠之"贫穷"为昆虫学之富有。他几乎是在牺牲一切。他没有利用很有优势的物理、数学天赋、大有作为的植物学知识、易出成果的动物生理学基础，走一条驾轻就熟的捷径，却一定要艰难地进行旨在探索"本能"问题的昆虫心理学研究。他没有抓住一生中出现的许多机遇去沽名钓誉，巧取功利，过上幻想之中的"好日子"，却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凳，甚至不惜把一家老小也捆在自己这"板凳"上……他几乎是在冒犯一切。儿时不顾父母怒斥，成天往家里带蘑菇、虫子，"好奇心"怎么压也不灭。他自感得意的成果，无一不与前人和权威的短处形成鲜明对照。他向学生传授自然科学新知识，保守势力戒备他对旧道德造成威胁；他力主研究昆虫本能的"自动智能"问题，得罪不少以生理功能解释本能的生物学同行，招致"有上帝决定论者嫌疑"一类非议。他甚至不怕人们指责自己没有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三大发现"中的细胞学说和进化论保持一致……他几乎是在忘却一切。不吃饭，不睡觉，不消遣，不出门；不知时间，不知疲倦，不知艰苦，不知享乐；甚至分不出自己的"荒石园"是人宅还是虫居，仿佛昆虫就是"虫人"，自己就是"人虫"；后半生五十年，心中似乎只记着一件事：观察实验：写《昆虫记》……有种说法认为，法布尔能这样苦度一生，完全是为了"兴趣"，也就是对昆虫的浓厚兴趣。我不以为如此。无论爱虫之心属于先天还是后天，它都是极易变化的东西，更不用说法布尔自幼兴趣何其广泛了。没有坚定意志做支柱，任何兴趣终将游离飘移，化为恍惚。如果说兴趣，我真切看到，法布尔一生最大兴趣，尽在于探索生命世界的真面目，发现自然界蕴含着的科学真理。他不断表达对昆虫的爱，但也表达过另一种爱。他说自己怀着"对科学真理的挚爱"，因此要"始终坚持真实所特有的一丝不苟态度"（《荒石园》）。这种爱，才给了他把昆虫兴趣变成昆虫学事业的勇气和力量。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的第一篇成名之作《节腹泥蜂习俗观察记》，纠正、补充了权威专家的一篇"杰出论文"。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毕生恪守"事实第一"的首要原则。正因为他爱科学真理，所以他撰写《昆虫记》时，一贯"准确记述观察得到的事实，既不添加什么，也不忽略什么"。正因为他这是一种酷爱，他才把科学工作乃至一切工作的实证精神发展到极其严谨的地步：即使感到别人指出的错误有道理，他也要先通过观察实验验证一番，而后再欣然纠正自己的错误。法布尔把未知世界比作处于黑暗之中的无限广阔的拼砖画面，把科学工作者比作手捉提灯照看这画面的探索者；他认为自己就是这探索者，一步一步地移动，一小块一小块地照亮方砖，使已知构图的面积逐渐增大。黑暗当中，照清未知事物的面目便是揭示了真相，看出事物的规律也就把握了真理。一点儿不假，法布尔为之献身的，正是这种揭示把握"真相：真理"的伟大事业。如果说，解决"昆虫本能的性质"这一命题是在探索一条真理，那么可以说，法布尔为认识这真理而一生都在揭示真相。为认识真理而揭示真相，这成了法布尔一生的至高理想和崇高劳动，他为此感到幸福与安慰。他将一切品质和才华汇集在这种精神之下，为人类做出自己独特的奉献。不必为他的去世惋惜，《昆虫记》中凝结着他的一切。法布尔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只为活命，吃苦是否值得？"为何吃苦的问题，他已经用自己的九十二个春秋做出了回答：迎着"偏见"，伴着"贫穷"，不怕"牺牲"、"冒犯"和"忘却"，这一切，就是为了那个"真"字。追求真理、探求真相，可谓"求真"。求真，这就是"法布尔精神"。《昆虫记》的读者朋友，我们确实是幸运的。但我们有责任读出个"法布尔精神"，好让后人也能感到幸运。王光1997年9月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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