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是什么

　　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本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①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前言：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学习一门学问，一如学习做人一样，需追求它的道理、规则、价值和技艺。怎样才能获得这些东西呢？我们一般要翻阅一些入门书，通过了解基础知识来接近学科。可是，了解和把握学科所需要的东西，比书本知识能告诉我们的多。人类学是一门特别注重体会和理解的学科。要说清楚它的真谛，挑战性更大。有几本人类学教材能超凡脱俗？能避免学匠式的铺陈？能提供真正的洞见？英国人类学家利奇（Edmund Leach）曾在所著《社会人类学》中，批评了一些人类学教材，说它们以昆虫学家采集蝴蝶标本的方式来讲述“人”这个复杂的“故事”。利奇的意思是说，要让人理解人类学，不能简单地罗列概念和事例，而应想法子让学生和爱好者感知学科的内在力量。给写教材的人这么大的压力，有点儿不公道。学业有专攻。我们对致力于专题研究的学者给予尊重，也应当鼓励那些将心血费在基础知识传播的人。无论写得全面不全面，深刻不深刻，独创不独创，教材总是普及知识的重要途径。然而，若将利奇的批评当作提醒，却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你若翻阅几本人类学教材，就会知道“连篇累犊”这句老话的意思，就会感到利奇说的那席话正中要害。你若做过学科导引性工作，就会能从中体会到其中的枯燥无味和难以克服的累赘。要说哪本人类学入门书比较好，我私下有一个判断。逝者如斯，现代派的人类学已经经过了一百年的发展，弗思（Raymond Firth）六十多年前发表的《人文类型》那本小册子，今天读起来竟然还是比较新鲜。关心一点中国人类学史的读者能知道，这本书早在1944年已由弗思的学生费孝通先生翻译出来，并由当时在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弗思大费先生八岁，2002年2月逝世，这时他已经101岁，按我们中国人的观点，应是值得尊重的“百岁老人”。可在他的晚年，英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不大理会他。可能是因为生在一个“尊老爱幼”的传统里，我对弗思尊敬有加。当然，弗思值得尊重不只是因为他老，更主要地是因为他的作品总是耐人寻味，他的《人文类型》便是这样的作品。《人文类型》以最为简洁的语言，论述了一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如此多样的学科，为我们了解人类学提供了赏心说目的绪论。“什么是人类学？”人们可能以为，只要是学科的专业研究人员，都应当能够一语道破。一些人类学家也“一言以蔽之”地对自己的学科进行简明的定义。在很多教材中，作者言简意赅地告诉我们说：人类学这门学科，就是“人的科学”（the science of man）。这样的一个答案，不求甚解的人会放过，不小心的人则可能颇受它的诱惑，而深思的人则知道，它包含的信息量并不怎么大。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研究人类的，难道都应当被纳入人类学吗？人文学的诸多学科，如文学、史学、哲学，也都是研究人的文化创造、历史变化和世界观的。其中，最典范的是哲学，它包括了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论述，很像“人的科学”。而社会科学中的社会学，也是研究人的社会的。由此类推，政治学研究人的政治性，经济学研究人的经济本性和活动，管理学研究人的管理，等等。于是，说“人类学是人的科学”，等于什么都没有说。那么，人类学到底是什么？这门学科到底为我们理解人类自身提供了什么样的独特洞见？我们应怎样理解这门学科的研究价值？从本意上，人类学确有一种“包打天下”的雄心，但恰好也是这门学科又给了自己的研究一个严格的范畴限定。要说清楚这门不无内在矛盾的学科，就要知道这门“人的科学”曾以研究那些古老的“原始人”为己任，而要令人信服地解释“人的科学”与“原始人的研究”有何干系，难度其实不小。我之所以称赞《人文类型》，是因为这毕竟是一位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从学科内部对人类学进行的全面阐述，它论述的内容，充分体现了人类学这门学科的整体概况、内在困惑和内在意义。《人文类型》的正文分七章，每一个章节都有自己的主题，全书概要介绍了人类学家从七个方面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心得。这七个方面分别是：（1）种族特征与心理差别；（2）人和自然；（3）原始社会的劳动和财富；（4）社会结构的某些原则；（5）行为的规则；（6）合理和不合理的信仰；（7）人类学在现代生活中。弗思在书中引用的例子，不独来自西方人的社会，也不独来自非西方的部落与文明。 ：：：：：：：：：：：：：：：：：：：：作者简介： 王铭铭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等，近作有Grassroots Charisma：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与Stephan Feuchtwang合著）及《王铭铭自选集》。 ：：：：：：：：：：：：：：：：：：：：请读片断： 1．1人怎样成为人曾兴盛一时的体质或生物人类学，既强调人与动物界之间的连续性，把人看成动物的一部分来研究，又主张在人与物之间延续性的分析中，展示那些将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特征。这方面的研究，一度被人们称为“人体测量学”、“人种学”、“民种学”和“种族学”的研究。从16世纪到20世纪前期，欧洲存在对不同种族的体质差异的兴趣，那时人们关心一些今天听起来古怪的问题：为什么黄种人的鼻子那么扁？德国人的头发那么金黄？黑人的额头为什么那么低矮？为什么有的种族多毛、有的种族少毛？这些种族之间的差别有多大？差异到底意味着什么？四五百年前，开始有人用仪器来测量种族差异。到19世纪，在生物学家达尔文等人的影响下，原来从事人类种族的体质测量学研究的学者，开始对人类身体的进化产生浓厚的兴趣。有关种族差异的研究，一时也转向了从动物到人的进化的研究，尤其是从猿到人的进化及人在环境适应过程中形成的体质差异。传统的体质人类学比较容易理解。你参观一家人类学博物馆时，会看到它有人类进化的主题展览，展示了系列性的泥塑群和古人类的遗骸（主要是牙齿和头骨），用雕塑和考古文物讲述着一种人的进化史。你形成一种印象：这些遗留的骸骨，给我们展示了人怎样逐步站了起来，变成“直立人”，而不是四脚着地的动物，变得比动物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人怎样在必然和偶然之中，发现火的用途和重要性，变成吃熟食，而不再像野兽那样生吞活剥，等等。人的直立行走，为人类带来了什么样的可能性，这是体质人类学的经典课题。体质人类学家认为，直立行走使人扩大视野，提高了与其他动物的竞争力。不仅如此，直立人与动物相比，可以更真实地看到他们的同伴，更容易形成相互的认识、相互的欣赏与群体的纽带。人类学家也相信，人吃了熟的东西，脑的结构会变得比动物复杂，为自身的文化创造提供了生物学的基础。这些表现人的创造和身体演变之间关系的展览，大体上讲还是体质人类学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尤其是古脊椎动物、古人类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人类自身身体进化的历史图景：约在五百万年前，东非大草原是人的最早祖先的生活场所，那里的南方古猿由公猿、母猿和子女组成小群体，他们狩猎动物，用最原始的石头、骨头和棍子来与其他动物争夺生存的空间。这些初步直立的类人猿，手变得越来越灵巧，智力得到逐步的增进。大约在一百六十万年前，南方古猿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成熟的直立人，他们广泛分布在东半球，如中国和爪洼。他们的脑容量增大了，使用的工具也得到进步，制造的工具和武器逐步精致化。十五万年前，人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以尼安德特人为代表，他们有了系统的语言和原始的艺术，初步形成了社会的道德风尚，但仍然不能生产食品。到一万五千年前，人类社会产生了“农业革命”，食品生产社会出现，人开始不完全依靠自然界的果实、野兽、鱼类来生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生存状况。研究人类的身体变化，主要的证据来自牙齿和骨骼的化石，而前者的地位很高，因为它表现出了进化的矛盾色彩。人类学家说，古人类的牙齿越锋利，他生活的年代就越久远。越古老的人类，越需要依靠锋利的牙齿来与其他动物搏斗，来咀嚼粗糙的食物。随着人类的智力的发展，他们可以用人造的工具和武器来代替自然赐予的身体器官，于是牙齿越来越不需要被动用，变得越来越脆弱。牙齿的弱化过程，也是脑容量增大、脑结构复杂化的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自然界之间“斗争”的能力越来越依靠智慧。人类学家将这种后生的智慧定义为“文化”。于是，体质人类学研究的成就，不单在论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时常也与“文化”这个概念相联系。人类学家认为，越原始的人类，人口的密集度越低，人与人之间相互形成默契的需要也越少，人可以发挥他的本能来争取生存。可是，随着人的进化，人的生存变得越来越容易，人口多了，就不仅要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还要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于是，心理分析学大师弗洛伊德说的“本我”（ego），逐步要受到作为处世之道的“超我”（super－ego）的压抑，这样社会风尚才能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仁”――社会关系的文化表达――才能发展起来。

　　王铭铭毕业于厦门大学，后留学英国伦敦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著有《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逝去的繁荣》等，近作有Grass-roots Charisma：Four Local Leaders in China（与Stephan Feuchtwang合著）及《王铭铭自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