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已匆匆离我们而去，但它所探讨研究过的不少问题却还久久留在我们脑间。像季羡林教授所说的中西文化交流问题，不但研究“拿来”西方文化、还要研究“送去”中国文化，都需要学贯中西、通博古今，既要算是学术研究中“难啃的骨头”之一，又要看作“我们必须认真完成的”“国际主义义务”。新近出版的由季羡林教授主编、并由王宁、钱林森、马树德三教授撰写的《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一书，就是一本专门研究“中学西渐”的简明著作。该书并不沉湎于“忆古”，而是面对“全球化”多元文化碰撞的现实，将中国文化对欧洲的影响这一重提的历史，置于当今国际学坛的理论热点背景上，既辨析了西方“中心”与东方“边缘”、“东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的错讹，又梳理了“欧洲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以寻求“21世纪文化发展的新格局”的正确认识与态度———“不同文化之间经过相互碰撞之后达到对话和某种程度的共融。”为此，该书分别追述了四百多年来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受益中国文化并得以发展的史实及其意义。以史论识地指出，无论是17、18世纪风行“中国热”的英法两国，还是充满了连绵不断“中国情结”的德国；也无论是欧洲启蒙大师伏尔泰、“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异乎寻常兴趣”的拿破仑、后来的马拉美和现代的象征诗派，还是“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茨、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歌德与席勒、乃至20世纪最负盛名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等，都接受了中国文学文化的影响，从而发展成如今居“世界文化的中心”的欧洲文明。但“长期以来形成的”的习惯看法，在当今西方学界仍然“不时地在与中国人的交往中表现出来”，以致出现了包括源起“拿破仑时代”、并续至当今亨廷顿之流的“中国威胁”论，或“中国文明早就衰落”论等，这些都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仍然“仅仅将中国文化当作一个远离文明中心的‘他者’来研究考察”。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其原因就在：“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之思维模式”。与此同时，又从学理上具体辨析与评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其中既有“误读”与“误解”，但也不乏旁观者的清醒评述。他们在看到中国文化的“智慧”、“理性”、“自然”、“友谊”、“人道主义”等“伟大”的同时，也发现了中国“文化肌体”中的“自负”、“闭塞”、“迷信”等“病症”要害。诚如马克思曾评说过的：“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因此，他们“出于客观的角度”所提出的批评，“往往是居于局内的中国人自己所视而不见的”。他们对上自四书五经，下至鲁迅老舍和当代作家作品的各种“洞见”，如对中国封建君权说的否定评说，“即把天的一切权威都赋予既不是永生的，又不是完美无缺的，甚至会犯错误的这样一位尘世的统治者”；或对《聊斋》、《金瓶梅》等名著的肯定理由，说“是世界上最美的民族寓言”，是“反映了整个阶级社会中被压抑的个性。色情风是朝腐朽方向发展的社会所采取的宽容政策的必然结果”都从正反两方面，“有助于克服我们自身的弱点”，去发现“尚未发见的新的文化内涵”并“作出应有的科学评价”。凡此都告诉我们，无论是“拿来”还是“送去”，双方都“应当具有一种全球的视野和广阔的胸襟”，并“需要的是既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局限，同时又不受制于全球化的作用”，唯此，在中外文化关系的研究与认识上，“我们的送出将和汉学家的拿来共同为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做出贡献”。这样的见解，不仅对中西文化学术交往，就是对当今国际学坛纷纷扬扬的“全球主义”和“本土主义”或“民族主义”的二元对立论争，也应当说是一贴“世界共此凉热”的清醒剂。当然，在总共不过200来页的小书中，想要全面梳理和详尽论述中国文化对欧洲长达四百多年的影响，实是不易之举。因此，书中存在资料掌握和理据论证尚欠到家等“急就篇”瑕疵，也在情理之中。如16、17世纪欧洲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译著及其变异与意义，应作挖掘和探索；而法国著名汉学家艾田蒲，他既是第一个将彭湃的“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翻译介绍给欧洲，又是在长征后就最早著文称毛泽东是“东方救星”的第一人，他还是在中国发生“文革”时就痛惜指出这是“浩劫”的第一个批评家，对类似的学者及其思想也当探讨深究等等。然而，该书的这些瑕疵与不足，就如同它的新意与贡献及其论述主旨一样，在西学东渐并“西风”猛吹的全球化今天，对清醒的探讨“西方中心”和“东方边缘”、破除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认识模式等问题，以及锲而不舍的进行中西文学文化关系研究，仍然是具有参考价值和启迪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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