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意识

　　“悲剧意识”。作者的视野从近代以来的百年忧患开始。世纪初的有识之士即已指出，只有剧界多悲剧，才能为社会造福，然而中国历来无悲剧，只有“舞洋洋，笙锵锵”的“喜剧”，所以剧界在为社会种孽，“社会所以有惨剧也”。从王国维、胡适、鲁迅到朱光潜，西方悲剧意识在中国落地而未生根。于是有识之士不幸言中，20世纪下半叶巨大的社会悲剧在“东方红”和“样板戏”的笙歌乐舞中降临于神州大地，暴露了亿万中国人愚昧昏聩的生存方式和缺乏自我意识的人格缺陷。作者的深刻之处在于，揭示出这种没有生气的生存方式原来是植根于中国传统“瞒和骗”的文化心理和艺术趣味中的，中国人历来能够把最悲惨的处境都粉饰得“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不爱听鸱枭之声，不敢正视自己的现状。正是这种“乐感”心理，使大多数人在“文革”的灾难和“浩劫”中努力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一有机会就助纣为虐，以便能在情感上（“朴素的阶级感情”）达到“天人合一”。这种看似朴素无害的文化心理却促使许多人不仅成了服从指令的“机器人”，而且变成了巧伪、阴险、狠毒、贪婪的“刁奸的奴隶”，使鲁迅笔下的“吃人”和“互吃”的景象全部变成了现实。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没有悲剧意识，也就是对于现实悲剧的反省意识。作者认为，不论是社会悲剧、性格悲剧还是命运悲剧，从中来反思“文革”的现实悲剧都是我们必不可少的思想任务，可怕的是面对这一悲剧而闭眼无视和迅速遗忘。作者提出，探讨悲剧问题能够“启发人发掘悲剧意识中潜含的平等意识、自由意识、博爱意识，坚持生命本真的生存方式，培养健全的人格、健全的人生态度、健康的灵魂”。我以为，悲剧意识之所以具有这些内涵，是由于它最根本说来是对于自由意志本身的自相矛盾性的意识，这种自相矛盾性是一切真正悲剧的主题，是个体人格能够保持承担痛苦的张力的内在结构，也是人的精神境界战胜一切外界命运而体现其永恒性的力量源泉。

　　程亚林，1944年生，湖南洪江人。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师从王文生等先生，获文学硕士学位。留校任教期间，曾奉派赴法国、刚果（布）工作五年。现为该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论研究，出版《诗与禅》、《近代诗学》、《悲剧意识》三部专著，在佛庄玄禅诗系统内探索了诗禅关系，发掘了近代诗学新主题，思考了人类悲剧性与悲剧性现实的关系问题，为探求美（中国古代审美诗论的生成）、善（重新建构民族人格精神）、真（正视人类真实的生存处境）做了一些工作。发表论文三十余篇，所做工作是：提出严羽诗论包含二层次结构、王夫之诗论具有“寓体系于漫话”的特点、况周颐词学是哀感本体论词学、王国维境界说存在内在矛盾等观点，辨析“通而不失于兑”、“清空与质实”、“比兴与妙悟”等命题、概念以及中西文论比较方法，探讨古代诗文中某些独特的语言结构，补正古代小说史料研究的若干疏漏。另有书评三十余篇，表达更广泛的人文关怀。对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作了“成功剖析”，“开拓与深化”了诗禅关系研究，探寻了“诗禅奥秘”；关于近代诗学的研究，“对整个二十世纪文学史与思想史研究具有启示意义”；《悲剧意识》等书“对现代人的生存之本作出了具有穿透力和震撼力的展示”，是发表在《文学遗产》、《武大学报》、《读书》、《中华读书报》上有关书评对上述三本专著的谬奖。世纪之交，《中国诗学》、《北大学报》、《文艺理论研究》、《文献》刊载总结百年学术的文章《中国诗学的百年历程》、《当代禅美学研究述评》、《二十世纪王夫之诗学理论研究》、《二十世纪中国古代小说史料的重大发现与整理》，也表达了对上述论著的关注。或认为《诗与禅》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中国诗学研究的转型，让人们“真切地”感到“中国诗学研究的视野和方式的确是不同了”；或称“最早有目的地建构王夫之诗学理论体系的是程亚林”，所撰《中国古代通俗小说有关书目、论著若干补订》“以提要的形式披露了小说史料方面的重要发现”。论文《五石六鹢句探微》已被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1992年出版的教材《中国文论读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