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说话不是理论问题/如寄3月初有个全国体育播音员、主持人研讨会，一位资深播音员呼吁在座同仁团结起来，与时俱进地把怎么说话上升到理论。大会让我发言，说要有个题目以便日后出个发言汇编什么的。我顺口说，“怎么说话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不是个理论问题。给万文豪情、争取上进添堵。事后有些后悔。黄集伟的书涉及“怎么说话”，好像是第三本了。它不归在社科类，是闲书一类的东西，挨不上理论，尽管他把书弄得跟辞典似的，但还是赵本山小品的“梁子”。今年春节晚会“语言类节目”，赵本山连冠。一个公然欺骗消费者的不法奸商（卖拐、卖轮椅，还是无照经营），连续得逞，受骗上当的无辜群众成了全国人民的嘲笑对象。受到鼓舞和奖励的赵本山扬言明年接着骗，非把消费者骗到担架上去不可。编导者说，“也就是赵本山演。换任何人，有一个毙一个。”所以这样的东西不能上升到理论。到了理论层面，赵本山最后应该是被工商执法队当即拿下，送内蒙筛沙子、种树去。还是在那次播音员、主持人研讨会上，有个很多人都知道的例子又被提及。一个播音员在一场向全国转播的足球赛中，看到杨晨从中场突破带球前冲，说；“看啊，我们的杨晨在前有追兵，后有堵截中一往无前”’这不是理论研讨的范畴，是“说都不会话”的问题。说话一定牵涉到语词。“新语词”在绝对意义上不是诞生，而是“变化”。而这种“变化”总能找出历史上的根据。“语词笔记2001版”所收条目有“2000版”的演化，有“2002版”的续用。语词实际呈现一种“河流状态”，即在它的任何一个流段，都可以找到源头和上游的元素。黄集伟给了我一部分书稿清样，不知是否有代表性。据此作一些补充。美国的麦克维最后被裁定“药死”。死刑技师在那一瞬找不到麦克维的静脉，便说，“对不起，我找不到你的静脉……找到了，多谢合作。”麦克维在“合作”中死了。麦克维属于罪大恶极，死有余辜的社会渣子。如果我们遇到这种临刑的犯人，这种诚惶诚恐的“临终关怀”会有吗？有个临刑的犯人“上路”前提出两个请求：“吃两笼包子”，“主审人员送一程”。两个请求都落实了。问题出在用来包包子的那张报纸上。报纸上有条消息，当晚中国队与韩国队在汉城有场比赛。第二天早晨，犯人对送他的主审人员说，“还有一个请末，昨晚足球几比几？”主审人员说，“中国队输了。”“我操！”犯人遗憾地走向行刑地点。罪犯是在某件事，或他（她）生活中的某一部分不同程度地触犯了社会公律，而在其他事和其他部分至，他是无罪的，是应该得到公平对待的。例如要吃包子和知道足球比赛的结果。香奈尔告诫人们，“好品位毁坏了一些真正的精神价值：就如品位本身。”品位是近些年提及率和普及率最高的语词之一。但在一般公众的认识中，品位经历了一个“更新换代”的过程，这个过程至今还在继续演进。半个世纪前，中国百姓认为最有“品位”的是那些“放个屁都油裤裆”的主儿。有钱就要摆阔，闹到与众不同，就品位了。韩国汉城有个“华客山庄”，实际是美国拉斯维加斯的盗版。1999年曾去了一次，满眼净是中国人，大都在那儿玩命的“21点”。一位朋友恶作剧地大喊一声，“有玩‘敲三家儿’和‘拱猪’的吗！”举座抬头：“哪儿！”朋友对我说，“看见了吧，其实都是吃炸酱面的，装什么大头啊！”所以杨澜“上海居住，北京交友，香港做生意”，陈冲“早晨在台湾吃牡蛎，晚上到香港Party，次日晨飞美国接受采访”，还是中国人最传统的“我他妈有钱了一天三顿吃油饼”的“品位”的现代拷贝。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成了奔驰豪华级车的最大消费国的直接的“品味”原因。再有就是“情色”。“色情”二字例装之后，大量上市。一张周报，为此开了“一周情色”专栏；有《太阳报》的3版女郎乔丹（每期都有跟踪报道，系主菜），有新推出（也叫出炉）的阿根廷的卡洛琳娜——潘帕斯女神，意大利的丰塔娜，英格兰的尼古拉……HBO有个连续剧《性与城市》，得了年度金狮奖。我们的媒体在2002年世界杯期间努力打造“性与足球”，并努力使足球成为“三级片”。一个成功的男人项目背后，早晚会有一大帮女人。比起每晚正是饭口的时候，那个挥着高尔夫球杆，对着你说“有问题，找肛泰”，然后一击入洞的男人，那些呵护武装女人的广告更加肆无忌惮，不分昼夜地集中轰炸腰以下的部位，“全天候”“侧翼”，不看图像以为在介绍美国的阿帕奇攻击型直升飞机。像“没什么大不了的”广告创意，实际上就是个“段子”。有些民间和网上的伟大“段子”被一些相声小品演员不断剽窃，可见山穷水尽之境况。在一个创作会上，老一辈相声、小品作者与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大二、大三的学生坐在一起，语词沟通上就出现了问题。像“ Para－Para”、“F4”……很多人听不懂了。以“F”打头的语词现在太多，F1是赛车，F2是香水，F4是台湾偶像组合，F16是以色列的清障车， F105是美国的原型战斗机，FN是疯牛，而它们最容易让人联想到的出处是“FUCK”。简约、压缩语词历来就有。“政协”的全称未必是人就知道，“WTO”被一些人混为“MTV”，是因为英语在压缩后缺少了汉语字面上的意义，是纯符号。但汉语在压缩后出现的歧义却是到处都有。“下岗流动人员办公室”被简约为“下流办”，歧义之中尚有一种情绪。在大多数时候，汉语是经不住“压缩”的。压缩即省略，省略完了，意思可能就变了。因为约定俗成需要一段时间固化。一些北京经常违规的司机把“交通协管员”叫作“二察子”（二警察），被警察扣住后说，“警爷，是‘二察子’让我走这条道儿的。”警察大怒，“这事儿先放一边不说，你告诉我，‘大察子’是谁？！”省略之后，语词就不大敬了。因为“二察子”有点“伪军”、“二狗子”的含意。有些词意现在被滥用是出于某种利益上的需求。比如“绿色”，是指无公害、无污染、纯天然、纯自然的环保产品，像“绿色建材”、“绿色食品”。在前些时候“瘦肉精”被曝光之后，一家菜市场打出了“绿猪”的招牌，匪夷所思。被纠正后改为“山猪’，让人举报出售野生动物。结果被解释为在山上曲然放养的猪，绝对天然，无公害，是“超级放心肉”。用得比较机智的例子是在《橘子红了》热播之后，网上把这部电视剧更名为《帽子绿了》。猪是不能绿的。但“托儿”可以放之大江南北。“医托儿”、“婚托儿”、“拍托儿”（拍卖会上拍主雇的叫价的人）、“饭托儿”（饭馆开张，雇一帮人连吃一星期，以聚人气招客）……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一个记者站起来提问题，发言人说，“这问题你看一下新闻稿，全在上面了！”会后主办者找到发言人，“这是咱雇的托儿。怕冷场。给了500块钱呢！”这是“会托儿”。去年使用频率较高的有“三高”一词，缘干世界三大男高音在咱紫禁城卖票唱歌。其镜头被反复使用并被张艺谋编进了申奥的片子在莫斯科放映。当然还有一个他导的《图兰朵》的镜头，也在紫禁城的范围内。由此可划一个“紫禁城唱圈”与“CBD商圈”在长安街上一东一西交相辉映。申奥成功、加入WTO、中国足球出线被一些人和媒体说成为2001年的另一个“三高（兴）”。前两项份量、质量都够，足球一项完全是蹭吃蹭喝，生往里面混。它充其量是海带；进不了“海鲜”的行列。后来被纠正了，以上海首脑会晤取代。这是正解。后来又有了“三黑”的说法（黑恶势力、金融黑洞、黑哨），把“黑哨”与有碍国计民生社会安定的事情放在一起，中国足球是大喜大悲。语词的产生（或叫孵化，这是另一个现行语词），非官方的机会是最多的。民间的、百姓的，正式的说法是来源于人民群众。这些语词你不能用严格的“词义’去考据，甚至不能细琢磨，解放初期，有一首由翻身做主人的农民创作的诗，流传甚广：“党是亲娘俺是孩，一头扎进娘的怀，吧嗒吧嗒吃不够，谁拉俺也不起来。”这中间反映出的“一心跟党走”，党是亲人、党是母亲时代情感是朴素、真实的。但如果以现在市场经济的概念强行分析，肯定会有“吃大锅饭”、缺少“自力更生”精神的嫌疑。往损里解释，您一头“扎”进去，吃党的吃国家的（奶），还“谁拉也不起来”，干脆就是一个混吃蒙喝的混蛋。这就不时代不客观了。在一个农贸市场上，挨着一堆已不新鲜的鱼，有个书摊。除了一些“股市必胜”、“彩票宝典”、“生男育女”一类的书外，居然有两本论述如何说话的书。一本叫《说话形象说话风格》，是本土作家的新著；另一本叫《怎么提高说话水平》，封面上印的是［美］弗兰克林著。在美国叫弗兰克林的人很多，相当于中国人叫“老张”，不知是哪个弗兰克林。同样不知道的是这类“论及”如何说话的书还有多少种。谁说怎么说话不是理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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