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前   言
    这项关于农民政治活动和反叛基础的研究，开始于托尼的一个比喻，他说“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这项研究把农民家庭的关键问题——安全生存问题置于研究农民政治活动的中心，我认为它也确实是个中心问题。我想揭示如何用农民对饥荒的恐惧来解释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    把生存作为目的的农民，在规避经济灾难而不愿冒险追逐平均收入最大化方面很有代表性。这一事实对于认识剥削问题有着巨大意义。基于这一原则，有可能推断出什么样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会对农民生活产生决定性影响。关键问题不是精英阶层和政府抽取的平均剩余财富，而是他们的稳定收入以谁的牺牲为代价。本书根据缅甸南部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检验了这一理论。农业的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逐渐破坏了农民收入的稳定性，引起了猛烈的抵抗。本书对此类反抗的两个突出事件——缅甸的沙耶山起义和越南的义—静苏维埃——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    通观全书，我极力强调生存规则的道德涵义。于是，剥削和反叛问题就不仅仅是食物和收入问题，而且是农民的社会公正观念、权利义务观念和互惠观念问题。自校对本书最后一稿之后，我偶然读到了不少关于第三世界农业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以及关于反叛运动的档案材料。这些都会加强我的论点，也会加入一些细微的差别。特别遗憾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未能读到基思·格里芬的《土地制度变革的政治经济学》和杰弗里·佩奇的《土地革命》这两书。    读者将会注意到，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我力图指明——特别是在论述“错觉”问题时——此种探索大概要遵循的路线，但我自己在这里也不过是抓住了皮毛。但愿我在以后的研究中，能更为深入地探讨道德异议和反抗在农民的“小传统”内的文化基础。    本书于1973年到1974年间完成初稿。那时，我幸运地得到了全国科学基金会的资助，并有幸陪同路易斯·斯科特去巴黎，她迁居巴黎从事19世纪艺术的研究。我利用在巴黎的一年时间，广泛地阅读了被泛泛地称为历史学中的年鉴学派的著作，特别是马克·布洛克和伊曼纽尔·勒·罗伊·拉杜里的著作，以及罗伯特·曼德鲁和Ｒ.Ｃ.科布论大众心态（ｍｅｎｔａｌｉｔéｓ ｐｏｐｕｌａｉｒｅｓ）的著作。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些著作的某种精神，尽管我不愿意自称是他们团体的成员而玷污他们的学派。我不定期参加了由尼科斯·普兰茨和阿兰·图雷纳组织的关于学校教育实践的高级研讨会，深受启发，随之极大地提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赞赏程度。乔治·孔多米纳也欢迎我每周参加他的令人兴奋的东南亚问题专家研讨会。同在我之前的许多学者一样，我得益于麦迪逊人文科学图书馆的设备和学术氛围，非常感激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在那里，我同塞拉菲娜·萨科夫、 埃兹雷·叙雷曼和亚纳·巴尔贝等学者结下的学术友谊，给孤苦写作中的我带来了难得的欢乐。巴黎的海外档案馆和伦敦的印度公务图书馆，为我在本书中关于越南和缅甸的个案研究提供了资料，我要感谢那里的全体工作人员。    倘若不是1973年春从亚洲学会的东南亚发展顾问组得到半年的研究奖金，使我有机会整理酝酿已久的思想，我就不会进入写作状态。    我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知识上的帮助，真是难以尽述。而且，据我所知，我的许多默默无言的合作者愿意继续做无名英雄。然而，我要感谢詹姆斯·罗马塞特、小巴林顿·穆尔和西德尔·西尔弗曼，他们的著作帮助我形成了我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加伊·帕拉迪塞·凯利、萨姆·波普金、本·柯克弗里埃特和亚历克斯·伍德塞德的批评帮助，那么，本书无疑要在事实和分析两方面出现更多的错误。关于顺从和错觉这个无论如何都有出错危险的话题，我拒绝了罗纳德·赫林、托马斯·博塞特、查理·惠特莫尔和迈克尔·莱瑟森的许多批评。他们对我的论点的抨击，帮助我进一步巩固了论点，虽然他们对我没有全然抛弃自己的观点会感到遗憾。我用来巩固观点的部分材料来自杰出的荷兰学者Ｗ.Ｆ.沃特海姆的著作，我汲取了他的许多价值观念和学术观点。    在本书正式出版前的所有批评者中间，克利福德·格尔茨、迈克尔·阿代斯和耶鲁大学出版社的一位匿名读者，提出了最尖锐深刻的意见。根据他们仔细阅读之后的意见，我重新思考和系统阐述了许多论据。虽然我肯定不能解决他们所提出的所有问题，但不论最后成书的质量如何，本书能达到目前这个程度都是同他们的详细评论分不开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土地使用权研究中心，作为主要负责我在农民研究方面的教育的机构，十分友好地为我提供了暑期研究资助，使我有可能根据许多有益的批评意见重写文稿。    我的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们，特别是唐·埃默森、默里·埃德尔曼和Ｆ.海沃德，给了我多方面的鼓励，确实难以尽述。尤为重要的是，爱德华·弗里德曼——我同他一道开设了有关农民的政治活动和革命的课程——在学术的非神秘化、关于马克思以及农民问题等方面给了我许多教益，使我难以报答。我只能希望本书不辜负他的友谊和指导。    詹妮·米特纳切特为我做了许多工作，不限于打文稿，还修复了由于我早年忽视语法和拼字比赛会而造成的许多文字硬伤。说到这里，按照标准前言的惯例，该是作者为书中的错误和自己的固执包揽全部责任、免除他人责任的时候了。但我不一定想这么做。无论成败，当我为写作成果而高兴的时候，显而易见的是，我从如此之多的学者那里学到了如此之多的东西，他们和我共同参与了这一事业。如果事实表明我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那么，我怀疑许多学者同我一起错乘了同一列火车！    顺便提一下，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学术兴趣和其他爱好，因而他们同本书实际上毫无关系。当我开始研究和写作的时候，他们并不特别地理解或予以帮助，而是尽可能地拉我去享受家庭生活的许多乐趣。但愿永远如此。
(Ｊ.Ｃ.Ｓ 1976年5月26日 于威斯康星州麦迪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