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的观念认为，社会民主主义可以通过行政手段达到一个民主的“人际关系”的时代目标，作者则明确表示，在一种关于民主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必然关系的假设中，存在着民主本身的概念被断章取义的情况。通过某种含糊不清的解释，民主变成了统治者向被统治者传达决定的同义词。民主的社会主义变成了在国家和社会范围内现存的官僚主义化的同义词。晚期资本主义的彻底改革，关键在于通过建立和巩固独立自主的公共生活领域来削弱公司和国家官僚机构的权利。本书着重谈了三个论点。第一，作者认为，晚期的资本主义社会都生活在全是专业人员的官僚主义机构不断延伸的阴影下。官僚主义化的过程正在国家和社会的各个领域里，在晚期资本主义生活的公私领域里进行。在这些领域里，传统的威胁和控制手段正在被逐步取消或淘汰；权力的行使越来越依靠各种管理方法、专业化和科学技术。而与此相对照的，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通知整个社会，前提是使公共行动领域消失和受到限制。也因此在官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比起在晚期资本主义条件下建立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是一个更加危险的计划。第二，官僚主义希望管理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全体居民。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机构逐步变成日常工作机构。日常生活受到等级制机构网络的普遍影响，这些机构都由领导人、专业人员和专家顾问来管理，每一个机构都雇用法律顾问、保安人员和宣传人员，每一个机构都力图把没有组织起来的居民变成争取达到这个机构的目标的可靠工具。第三，在晚期资本主义的条件下，官僚主义行政机关不断的引起对独立自主的公共行动的要求。基于以上三个论点，作者认为由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制度容易受到瓦解和政治化危机的影响。根本的出路在于，政治制度能保护独立自主的公共领域、实现它们的要求、调节它们的冲突和对抗。只有这样，才可能实现民主的社会主义。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自由资本主义的兴衰哈贝马斯的自由资本主义理论与弗朗兹·诺伊曼、卡尔·波拉尼和谢尔登·沃林这样一些思想家所提出的关于早期现代文明化过程的经典解释非常相似。他也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马克思关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描述。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自由资本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工资劳动和资本之间的“自由”市场交换关系占优势的程度。他把自由资本主义看成是一个社会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经济生产和交换领域摆脱了正式的亲属关系和国家权力关系的约束。这种发展与古代的（vorhochkulturelle）和传统的社会形态所特有的生活模式形成强烈的对照。在中石器时代结束以前一直居支配地位的非常有秩序和稳定的古代社会里，年龄与性别角色以及亲属体系的礼仪和禁忌紧紧地控制着生产力的扩大。生产多半是为了部落成员的直接消费。随着国家统治的传统社会的出现，亲属体系开始交出它的生产权和社会化权力。生产成果的分配不再是亲属关系的职能，而是更加取决于能否接近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本身则由于家长制和宗教世界观这顶神圣的保护伞而合法化了。在这种按照以政治形式进行阶级统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传统体制中，城市与乡村之间和本地城市市场内部的非政治化交换关系在极大程度上受到限制。而且，因为技术革新是相当偶然的，所以对劳动力的剥削要么间接地通过政治手段强迫交付地租，要么更直接地通过强迫劳动。现代化过程，或者哈贝马斯所说的现代化过程，彻底地改变了这一切。各地的现代化都成了合理化的劳动、贸易、运输和通讯入侵传统日常生活的同义语。无论是在乡村还是在城市，在阶级和国家指导下的日常生活城市化已经开始盛行。资产阶级力求使独立自主的私人商品所有者之间分散的交换关系制度化和合法化。以家长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为补充的日常生活已经开始通过市场交换有目的的和作为手段的合理性得到解释和安排，它的劳资关系被占主导地位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表述为等价或互惠关系。诚然，哈贝马斯并不否认保持城乡无产阶级成员从属性的其他机制（家长制的和宗教的传统，暴力）的重要性。不过，等价交换思想日益盛行就等于传统的世界观丧失有效性。从这一点出发，“统治的合法性……不再是自上而下地来自传统文化，而是自下而上地来自社会劳动”。市场交换关系——有财产的人和没有财产的人都通过市场交换商品——看来是公正的，因为这种交换关系是等价的。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通过市场控制外部自然界冒充摆脱了强制的个人权力的市民社会和社会关系。市民社会的交换关系倾向于变成自由资本主义的指导机制，变成政治权力和家庭生活领域内种种发展的起搏器。应该强调指出，哈贝马斯坚决不同意把早期现代市民社会说成是彻底非政治化的、自我调节的、互惠的社会关系领域这种传统的解释——这是一种与以“自由资本主义观点”知名的历史学派相联系的解释。哈贝马斯在反对这种观点时强调，家长制的资产阶级家庭形式是自由资本主义私生活领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家长制家庭形式既是资本形成的所在地，又是父权和家庭传统内在化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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