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分析与美学思辩

　　人类关于美的观念从何而来？艺术之美何以历久不衰？艺术创作的起源在哪里？作品结构中除了纯美的感性和感情，是否具有更深的社会文化隐喻？……本书是何新的美学与艺术论集。作者知识浩瀚，涉猎广博，从上古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从史前岩画到令人难解的野兽派、立体派，本书都有独具慧眼的阐发与剖解。本书不仅是一部美学理论史，也是一部深入浅出的艺术文化史。本书前言特色及评论文章节选但是，一旦入了梁山泊这个大伙，他们的性格就发生了重大转变。除了在宋大哥和智多星的运筹下遵命办事外，个性似乎已不存在。鲁智深、林教头、武二郎这些好汉，在上梁山后几乎都失去了个性化的表现。有人以为这是施耐庵的创作技术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深刻的历史文化问题。前已指出，侠的特征之一是活动的个人性，使在本质上必须是孤独的英雄。一旦这种个体活动丧失，必然意味着其个性的泯灭。另一方面，在梁山聚义之后，水浒英雄们还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在上山前，他们是反官府的侠——是正统社会的破坏者。而上山后，他们却必须面对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任务。但是，在中国固有的文化历史传统中，除了等级身份制的皇权社会以外，梁山英雄和《水浒》作者不可能找到别样的社会形态。所以在梁山上，我们无可避免地看到了传统君主专制制度的江湖翻版。我在《中国文化史新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一书中曾指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三大特点：1、以家族制为政治制度的原型；2、实行森严的等级制；3、人人具有固定的身份名份，不得自由僭越。在这种制度下，君尊臣率，官大民小，男高女下，主贵仆贱等等。所有这些等级身份关系和价值观念，在梁山上掩盖于“人人皆兄弟”的形式下，却以宋大哥为核心重建了。梁山那些好汉，上山之前，之所以个个有血性，因为他们本来都是不怕天、不怕地的男子汉（阮小七唱：“老子生长蓼儿洼，不怕天来不怕官”）。但上梁山后，他们却不能不俯首皈依在以宋大哥为“君主”的等级制度下。这些好汉平生最看重的“义气”二字，从内容看也由上山前的“替天行道”，变成了忠实于宋江所代表的排座次的等级身份新秩序了（即使粗莽如李逵也难逃此命运）。所以在《水浒》后半部中，众好汉的侠气变成了奴气，个性的泯灭与自我主体的失落——这实际就是梁山好汉，也是一切绿林豪侠的末路。由此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水浒》作为一部写中古绿林豪侠的长篇小说，在政治意识上，对游侠列传和唐传奇所代表的传统，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水浒传》别名标作《忠义水浒传》。关于“义”的涵义，我们前面已作过论述，此不必再作赘谈。但何谓“忠”呢？标榜忠，其实质正是向皇权正统性的认同。而我们在前面的分析中却曾指出过，汉唐时代的义侠观念，本来并不必包涵着这种“忠”的观念。不信，试问郭解可有忠君的观念吗？虬髯客可有忠君的观念吗？宋四公可有忠君的观念吗？但这一观念，却出现在《水浒》中了。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到宋明理学所倡导的皇权专制主义政治哲学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可以注意到，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的皇权，通过一个庞大行政官僚组织对社会实现了远逾前代的控制。在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上，明及清代的皇权专制主义发展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顶点。在这个空前强大的专制皇权面前，一切个人——即使是社会小最强有力的“侠”，也均显得十分渺小而无能。个性的反抗愈来愈不具功效，在这种新的社会政治条件下，侠的文学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于是我们在《水浒》中看到，《水浒》英雄始则任侠（以个人身份行走江湖），终于啸聚而组织化（结义于梁山），最终却不得不认同于皇权正统——受招安。这一结局，实际就是绿林豪侠寻求与皇权所体现的正统社会妥协和调合的方式。（写出这一受招安的结局，是施耐庵对历史逻辑的忠实，而不是败笔！）可以为我们这种见解提供证据的，还有《儿女英雄传》中的著名女侠十三妹。她在遭遇安公子前，何等英勇叱咤。

　　在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中，最具争议及传奇性的人物非何新莫属。多年来，他在理论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90年1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他的长文《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他的许多文论曾送到最高领导层，受到广泛注意。何新没有读完大学，但他曾被中国国家权威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聘为研究员。他不是共产党员，但在理论方法上却信仰马克思主义。何新1949年12月出生于浙江温州苍南，5岁随父亲定居北京。他在北大荒生活过9年。在这9年中，他从事过多种职业。当过农民，铸造工人，由于写信反对文革运动而成为反革命，挨过斗、坐过牢。这个时期最戏剧化的一段经历是1970年，他在北京流浪了一年。流浪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在当时重新开放的北京图书馆里阅读书籍。在这流浪的一年中，他经常每天只能吃两个烧饼一碗豆腐汤，栖息于地下防空洞。但在北京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他阅读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黑格尔的著作，以及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的美学著作和南斯拉夫政治家德热拉斯的著作。1975年以后，他成为黑龙江省一个小县城友谊县的教师。1977年恢复高考，他被录取到黑龙江一所大学，但不到一年，便自动退学，回到北京。他认为自己已不必要在大学里耗费4年时光，谋取一个文凭。命运证明他的自信是对的。1979年他应聘到中央财政金融学院任代课老师，教授古代汉语及古代财经文选。一年以后到中国社科院。先在科研局作秘书，由于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1981年他受聘担任历史学家黎澍的助手。1982年以后开始独立从事研究工作，先后在近代史所、研究生院、文学所工作，被聘为助理研究员（1985），副研究员（1987），研究员（1990）。这些职称，每一次都是由于他在学术上的杰出表现而被中国社科院学术委员会破格特别批准的。1991年何新进入全国政协，被特殊安排为专职委员。他除了以大量精力从事历史、考古、语言、神话方面的研究外，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对于我国国家发展、民族生存最紧迫的现实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并随时将其研究成果和建议，直接向党和国家领导提出报告。1990年秋，他应日本著名人士德间康快之邀访问日本，会见了后来成为日本首相的参议员宫泽喜一。归国后就日本对华政策动向向国家最高领导作了汇报。在归国后写的研究报告中，他在国内最早地揭示了世界上三大货币经济集团（美元、马克、日元圈）的分化和崛起。1992年3月他应古巴亚太研究中心和驻华大使格拉先生之邀访问古巴，卡斯特罗专门安排会见他，与他共进晚餐并在我国驻古大使的陪同下，极其破例地与他进行了9小时的长谈。归国后他将古巴经济、政治社会情况向中央作了实事求是的报告，并提出了援助和贸易的建议。卡斯特罗曾希望他到古巴担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1993年在日本富士电视台专程安排下，在北京对他和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联席进行了特邀采访，在与托夫勒的对话中，何新展示了他对21世纪人类前景和面临问题的预测和展望。何新以自已卓越的才华和独到的眼光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界的特殊地位。他在1987年预言苏联改革必会失败以及国家将解体。在1990年与日本教授的谈话中指出中国面临的经济主要问题并下是“需求大于供给”而是生产过剩，他在l993年向邓小平及中央上书指出当时过热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泡沫经济”；他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人权首先是温饱权、生存权、发展权”的观点被广泛采纳，成为中国回击美国人权攻势的武器；他的许多经济学观点由于密切联系现实和具有务实的可操作性，而深刻地影响了国家的决策。由于何新的特殊影响，他一度成为海内外各王要新闻机构追逐采访的对象。采访过他的包括美联社、纽约时报、共同社、ABC、NHK、美国之音、路透社、独立报、费加罗报等世界各大著名传媒。1994年后，何新埋头研究和写作，拒绝与内外传媒作直接接触。也不再出席公开会议，讲课讲演，从公众视线中遁失。［摘自《跨世纪人才》（作者：言午）及《中国高层智囊：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人》，陕西师大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京华出版杜2000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