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民族的研究，实质上是跨语际的，是在多种文化和制度的接触和碰撞中展开的。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意义，并非只是为人们贮存下对那些已经消亡的、或者正在消亡的，以及实存的个别民族的记忆和知识，人类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并非是要提出什么“民族主义”的问题，囿于“民族”的框架，是无法表达出人类整体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人类学对文化民族性及其与实存发展关系的强调，实际上是把其对“另一个”和“另一处”的探寻和研究最终归结到对人的类整体的全面理解上；而在其研究中“民族”一词的歧义性使用，则表明它已对以往研究的旧有语境和客观诉求提出了根本性的疑问，即：怎样重新认识“学科行为”中的认识论机制？人们何以取得他们所取得的知识？这些知识背后的认识论前提是什么？话语和知识怎样参与历史的真实创造？等等。十分清楚，人类学正在重塑其研究的新基点，正在重新认识自己的研究范围。民族的社会性存在既然包含着多重的发展的关系，就必然的理解，才能获得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进行对话的广泛基础，也才能把其研究真正扩展和贯穿到整个历史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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