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

　　过去，在游手好闲的特权生活还使人感到骄傲的时代，情形与现在仍然存在的某些农业社会，或者继续坚持前工业时代的精神特质的社会是不同的。奇怪的是，提出这种显见的浪费概念的，竟是有工作癖的社会里一个工作成瘾的成员索斯坦．范勃伦（ThorstenVeblen），范勃伦对在他所见的前工业社会掠夺性时代的残存物感到愤慨。工业社会那种平均主义、工作和职业主导的表面现象，与其深深隐藏的不平等现象同等重要。生活毕竟主要是浮于表面的，即使重要决策常常是在深层次上作出的。在某种意义上，教师阶层现在更为重要，而且不可缺少——在另一重意义上，由于失去了对经文中包含的文化智慧的垄断，他们又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在一个人人都由于自己的职业位置和训练而与家族脱离了关系的社会里，几乎没有人从自己的宗族关系中得到多少，甚至任何安全感和支持，从事教育的僧侣不再拥有任何担任行政职务的特权。当所有的人都成为马穆鲁克的时候，没有任何特殊的马穆鲁克阶层能在官僚机构中占主导地位。最终，官僚机构可以从整个人口中吸收新成员，而不必担心每个新录用的人会带来数十个不受欢迎的表亲。外部的社会化和教育本身，现在的确成为普遍的规范。人们掌握技能，学会处世哲学，这些使他们为同伴所接受，使他们适合扮演社会角色，使他们成为现在这个样子。途径便是通过他们的亲族集团（当然，现在通常指他们的核心家庭）把他们交给教育机器，唯有后者能够提供一般文化基础所需的广泛训练。这个教育的基础架构庞大无比、必不可少，并且代价昂贵，它的维持似乎远超出了社会中最大、最富有的组织如大工业公司的财力。这些大工业公司往往为公司人员提供住房、体育运动和娱乐设施等等；除在极少数特别情况下，它们通常不提供正规学校教育。（它们可能会资助学校，但那是另一回事。）组织中的人与他的组织一起工作和娱乐，但是他的子女仍然在国立或私立学校里就读。因而，一方面，这个教育的基础架构对于任何一个组织来说，都过于庞大，费用过高，除了最大的组织即国家能够承受。然而同时，虽然只有国家能够支承如此沉重的负担，也只有国家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如此重要和关键的职能。文化已不再仅仅是一种靠较严厉的强制性措施来维持的社会秩序的装饰、确认和合法化证明；文化现在是必需的、共享的媒介，是生命线，或者是共有的最小氛围，只有在这种氛围里，社会的成员才能呼吸、存活和生产。对任何一个社会而言，它必须是所有的成员都能在其中呼吸、言谈和生产的文化。因此，这必定是同一种文化。此外，它现在必须是一种伟大的或高层次的（有识字能力、由培训维持的）文化，它不再是一种多样化的、受地方局限的、没有识字能力的狭小的文化或传统。但是，某种机制必须确保这种有识字能力的、统一的文化的确正在产生，确保教育的产品不是劣质的、不合格的。只有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即使在那些教育机器的重要部分掌握在私人或宗教组织手中的国度里，国家仍然掌握着这个最重要的产业——即生产有生存能力的、有用的人的产业的质量。在欧洲国家四分五裂而社会虚弱的年代，当时的影子国家——集权教会——的确为控制教育而斗争过，但最终只有教会代表有广泛的高层次文化从而间接地代表新兴的民族国家进行斗争时，这斗争才见成效。曾几何时，教育还是一种村舍产业活动，乡村或者氏族就可以造就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对教育来说，“小的”只有附属于“大的”才会是“美好的”。）外部社会化，在地方家族关系的单位之外进行人的生产和再生产现在已经成为规范，而且必须如此。外部社会化的强制性要求，是解释国家与文化现在为什么必须联系在一起的主要线索。在过去，两者之间的联系是稀少的、偶然的、多变的、松散的，而且往往是最低限度。现在，这种联系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民族主义的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生活在一个民族主义时代的原因。第4章向着民族主义时代过渡我们论述中的最重要的步骤已经完成。人类不可逆转地投入到工业社会，因而也投入一个生产体制建立在科学技术的积累之上的社会。只有这样才能维持这个星球目前的和预期达到的居民人数，使他们看到人类现在习以为常的或者希望变得习以为常的那种生活水准的前景。农业社会不再是一种选择，恢复农业社会，只会使人类的大多数因饥饿被置于死地，即使少数幸存，也只能悲惨地生活在让人无法接受的贫苦之中。因此，无论出于什么实际的意义，都没有必要再对农业社会在文化和政治上的利弊予以讨论：我们不可能重蹈覆辙。工业社会的选择范围能有多大，我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恐怕是永远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了解它的某些主要的伴随物。民族主义所需要的文化同质性就是其中之一，我们最好与之和平相处。正如埃里。凯杜里（EucKcdoudc）所指出的”，民族主义并不是强加同质性，然而，客观的、必然的规律必然带来的同质性，最终会以民族主义的形式出现。人类大多数是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的。（极少数是从前农业状态直接进入工业社会的，这并不影响我们的论证，这些论点同样适用于它们。）然而，农业社会的社会组织完全不利于民族主义原则，不利于政治和文化单位的结合，也不利于每个政治单位保持文化的同质性和学校传播的本质。相反，正如在中世纪的欧洲，它产生的政治单位要么小于要么大于文化疆界的需要；只有有时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产生一个与某种语言和文化大体相对应的王朝国家，就像后来在欧洲大西洋沿岸出现的那样。（这种比喻总是不太合适，农业社会的文化比农业时代的帝国更为多元化，而且一般比其中的小规模社会单位更为广泛。）正因此，按照我们的模式，向工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必然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期，这是一个狂暴的调整时代，政治疆界或文化疆界，或者两者都在被改变，以便满足第一次使人感到它的存在的民族主义的要求。统治者们不会甘心情愿地交出领土（政治疆界的每一次变化，必然使有的人成为输家），改变自己的文化往往是最痛苦的经历，相互对立的文化在争夺着人们的灵魂，就像相互对立的政治权威努力收买人心、占领土地一样。鉴于所有这一切，我们的模式立即使人看到，这个过渡阶段注定是狂暴的，充满了对立。真正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些预期。……

　　厄内斯特·盖尔纳：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20世纪晚期现代性研究的著名理论家。他在哲学和社会人类学研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