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有三个，第一是帮助发行人和中介机构正确认识可转换债券这一融资工具的优点和缺点，避免以短期利益伤害长期利益。第二是帮助监管人在中国证券市场建设中对可转换债券进行准确定位。的确，目前中国证券市场结构优化的任务很重，但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政策推动型的市场来说，产品多样化和市场风险控制几乎是同样重要的两件事情。第三是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希望通过自已的努力，用标准的证券分析技术，研究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金融产品。这个目的既令我们着迷，也使我们感受到压力。但我们相信，已经有了开头的正确的事情，肯定会被坚持下去，最终将产生与中国证券市场同步繁荣的证券分析科学。到那时，一切“术士”的装神弄鬼，一切依靠对证券知识的一知半解获取超额垄断利润的“奇迹”，一切言必英美、借祖述英美之名行伪科学之实的做法，一切盲目和蛮干，都会让位于真科学。本书使用了三项标准技术。第一项是西方成熟的微观经济学分析技术。用经济学方法观察和研究金融学领域里的事情，国内首推北京大学的史树中教授，正如史树中教授说明的那样，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的分析技术，可以指导金融研究，但不能替代它。这个说法可以简单地理解为：在经济学的世界里，我们最终要解决的问题可以概括为，决策人在环境和自身资源约束的情况下，最大化自身效用（价值）。或者对偶地说，在预期效用（价值）一定的情况下，最小化资源投入。这样一个分析问题的框架指引着金融领域的问题被努力地规范为，决策人在市场环境给定（约束）的情况下，最小化自己的风险，或者最大化自己的期望效用，这是规范经济学和规范金融学的互通之处。在实证领域，经济学通过人们的偏好显示，建立一个个模型和假说，然后用实际生活中可以获得的数据进行验证；而金融学，也是通过一系列决策人的风险一收益匹配显示出的行为轨迹，建立模型，然后通过实际生活中的数据进行验证。但金融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有质的区别，那就是包含在金融产品中的高度“不确定性”，这种特质需要更加复杂的数学工具支撑，因而在技术上给一些经济学领域里的人设置了障碍。二者不能替代，是因为除了关心的问题在范围上不同外，经济学把一切人类行为和这些行为的结果都看成是理性人选择的结果，而金融学则倾向于把市场交易规则和人们的集体行为结果看成是外生给定的，关注行为人的风险态度和期望收益偏好。比如，关于运用无套利假定解决投资人决策（风险一收益匹配）问题的思想，就是对经济学方法的一种极大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研究非理性市场行为方面，金融学由于有更多的技术支持，因而获得了更大的成就。在本书中，我们首先把可转换债券看成是市场上交易双方各自拿出自己的禀赋进行交易的一个过程，这相当于在向读者展示一种“被打过包”的权利组合交易。这样描述的时候，可转换债券的内部构造很容易被理解。接着在讨论可转换债券的管制规则时，我们再一次直接运用经济学方法，尤其是已经被熟练运用于经济学分析的博奔技术，探讨这些规则的有效性。这样处理的优点是先画出轮廓，然后逐步深入到细节。我们认为，这样的分析过程符合人们的思维习惯。第二项是公司价值评估技术和未定权益定价技术。我们几乎全面使用了财务分析方法，并且假定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对这些技术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掌握。比如，我们假定，如果我们提供几个会计年度的财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读者就能够熟练地推算出现金流量表，并且能根据其他一些假定，计算公司的业务价值。或者如果我们提供一些财务数据，读者就能很快地计算并观察到公司的财务风险状况等。关于金融资产定价技术，我们假定读者已经熟知Black-Scholes期权定价理论和无套利定价原理的基本思想，从而能够理解金融衍生产品的定价方法。做这样的处理，一是为了节约篇幅，二是因为有关公司价值评估的技术和未定权益定价的原理，读者可以在目前流行的任何金融、公司财务书籍中找到，只要有一些耐心和兴趣，掌握这些技术是很容易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更注重思想的阐述，哪种工具更容易实现目的，就采用哪种工具。最明显的例子是，在讲金融衍生产品定价技术时，我们使用了随机方程。第三项是数学公理化方法，这是一种很科学但又难以驾驭的方法。除了大多数人不喜欢这种方法外，还因为目前市场上有很多伪科学，其作者就是利用一大堆数学公式，迷惑他们的老板和其他读者。但数学方法的确又是一个很精致、很方便的方法，数学也像其他语言符号一样，是人们表达思想的一种工具，由于它的抽象能力，节约了不少交流成本。另外，一些思想离开了数学方法后，要表达清楚是困难的。举一个例子，假定你有一笔数目确定的钱，把它投资在100种证券上，你知道，如果没有投资在这些证券上，而是投资在一个银行里，你的收益是1000元，你既然投资在这些证券上，那就是希望能得到比1000元更多的收益，比如是1100元。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其中一种证券收益的波动性增大，其他证券的最优持有量应该如何做出调整。对这个问题作数学处理无非是个优化问题。如果用期望收益作为收益的度量，用方差作为风险的度量，那么“给定收益，要求风险最小”的问题就是一个典型的“二次规划”问题，但如果没有一个数学公理化模型，要描述清楚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具备了数学公理化方法以后，对上面这个问题，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优化处理，就能得到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即便如此，我们在运用数学公理化方法时，还是采取了极其谨慎的态度。几乎所有的模型处理，都是从先讲述思想开始，最后再落实到思想。所以如果你确实不愿意接受数学方法，你可以跳过去不看，那样的话，尽管有一些遗憾，但不影响你的理解，不过你至少应该有足够的思考复杂问题的兴趣和毅力。在具备这些技术支持的前提下，本书的内容包括四部分，其中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一个部分；第三章至第六章是一个部分；第七章至第九章是一个部分；第十章是单独的一个部分。第一部分的内容区别于其他介绍金融工具的书籍，我们把可转换债券看成是一类特殊的“实物商品”，由此可以运用西方高级微观经济学的成熟理论来观察它。按照我们的论述，供给方（发行人）用来交换的是一组权利，包括未来收益的请求权（债券利息和转股后的分红）、赎回权，需求方（投资人）拿出的权利包括现金和回售权。在第一章看来，交易双方买卖可转换债券的过程和买卖苹果的过程是一样的——这样处理，便于不熟悉金融工具的读者迅速了解可转换债券的轮廓。按照这个思路，第一章分析了可转换债券的债性和股性；第二章则分析，发行人和投资人在进入市场的初期需要思考一些什么问题。第二部分进入可转换债券的内部，详细描述可转换债券发行前后，各方利益主体的权益变动情况。当我们弄清楚这些权益变动情况之后，公司内部治理和法律分析就变得有的放矢了，因为所谓治理结构，无非是平衡公司内外各个利益主体的权益；而法律管制的目标也是为了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调剂各方权利消长，达到社会最优水平。本着这个思路，第三章讨论了公司融资方式的选择问题，看看公司为什么不选择股票融资、不选择债券融资，而选择可转债融资；第四章分析发行人和投资人共同面对的问题，即新投资项目的投资回报率如何影响股东、债权人、客户、供应商、政府的权益，这里我们运用了价值评估方法，并以举例的方式详细说明了这些权益的计算过程；第五章论述公司治理结构在发行可转换债券前后，如何应对变化，并分析了集中权益保护方式；第六章分析可转换债券法律的经济结构，分别讨论了市场准入法规、反欺诈法规、信息披露法规和违约责任法规如何以及应该怎样发挥作用的问题。第三部分介绍可转换债券的定价理论和实务。由于金融工具的定价在我国资本市场一直是一个难题，因而我们不惜从固定收益债券的定价开始说起，然后介绍金融衍生品种的定价方法。我们给出了可转换债券定价的一般模型，并结合国内可转换债券的实例——机场转债，进行了实证研究，最后从实证定价的结果探讨了可转换债券的条款设计，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一些新的结果是：指出了可转换债券定价的难点。这些难点包括：投资的最优策略依赖于市场环境与投资偏好，数学上难以刻画；股权的“稀释效应”；违约风险的计量；条款可扩展带来的结构复杂性；数值方法本身的局限性等。同时，提出了可转换债券定价的“双因素模型”，模型的主要优点是具有较强的“普适性”，其中的研究方法可扩展到一般的金融产品定价中去。另外，在利率模型的选择上，使用了最一般的利率期限结构模型，在实证上能较好地避免中国债券市场发展滞后、利率期限结构不完整造成的期限结构参数估计上的麻烦。最后，我们从定价的角度，再次讨论了可转换债券的条款设计及其政策含义。一是可转换债券发行市场准入制度缺乏效率，政府应当在一定程度上放松管制，鼓励成长性较好的公司（一般波动性较大）发行可转换债券；二是从保护投资人利益的角度来看，可转换债券的条款设计中应当提高息票利率，补偿转债“期权”收益。得出这一结论的方法，可以很容易地推广到一般的实证研究中去。在第四部分，我们从可转换债券的内部构造中走出来，放宽视野，观察在可转换债券之上还能够进行什么样的衍生创新，并总结了国外资本市场围绕可转换债券的创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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