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不是顾难钧的全景“绘画”或“摄影”，也不是顾维钧一生是非的简单裁断。历史学最基本的价值在于提供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提供失败的教训，不成功的行为正是人类演变过程一种至关重要的数据。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马克·布洛赫指出，“长期以来，史学家就像阎王殿里的判官，对已死的人物任情褒贬”，以满足人们内心所希望的像“上帝”那样判定此为善彼为恶的欲望。空洞的责难，然后又是空洞的翻案，给历史学蒙上了一层反复无常的外表。将一个人、一个党派或一个时代的相对标准绝对化，并以此去判定历史人物，以致产生了荒唐的结论。他提醒人们，褒贬前人要比理解前人容易得多，对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的探索要比简单的定性论断难度更大。“‘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离开特定的历史环境，必然难以理解任何历史现象。要想窥视前人的思想，自己的思想就得让位，要想表达自己的观点，只要说出自己的想法就够了，不要沉迷于自己的观点而忘却了当时的可能性。从这些意义上讲，我们只有了解过去、理解过去、分析过去，才能得到它本身愿意告诉我们的更多的东西，这才是历史学研究的成功之处，布洛赫称这是“精神对物质的辉煌胜利”。本书研究主旨的立论依据正源于此，它不注重于顾维钧一生的历史再现和是非曲直的判定，而注重于顾维钧在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思想与行为、个性品格与政治心态等最核心部件的解释与分析，并通过这种解释与分析来揭示民国政局与外交及本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向，反映政治、外交、战争三者之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展示民国一代职业外交家的形象。本书不可能解决顾维钧本身提出的某些问题，但将尽力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些能够提供的素材。本书的研究主旨将决定其在此项研究领域试图解决的问题和突破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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