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价值，首先是在广作参订的基础上对《诗经》名物做出了新的考辨。《诗经》年代久远，所载名物种类既多，又常见别称异名，难以确解。作者“追索五方，亲详名物”（原书《跋》语），在细审各种经学文献、子史著作以及医类图籍的基础上，比照同异，潜心斟酌，揭示出包括“毛传”、“郑笺”、“集传”在内的一批前人注释的缺误，提出了自己的新说，值得肯定。其次，全书取名“图考”，即有意把考辨成果用图像表现出来，使阅读者开卷了然，又能收到“综见见闻闻之类，极形形色色之奇”的效果（参见原书卷首戴兆春《序》），这就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形象性和可观赏性。粗略统计，书中各类草、木、鸟、兽。虫、鱼的图像，达211幅之多。这些图像，虽不是篇篇惟妙惟肖，却可以说大都用笔精细，描摹真切，多有可资欣赏、把玩之处。在我国古代文化史上，《诗经》名物图谱类的著作虽陆续出现过几种，但多已散失（参见书末《跋》语），坊间偶见晚近的制作，则过嫌粗陋。就此而言，这本小书似乎也可以说是不可多得了。另外值得注意的一点，还在于这本著作是出自一位日本汉学家之手。关于作者冈元凤，我们迄今所知很少。查书中屡见“享保中来汉种”字样（见《木部》“言刘其楚”、“投我以木瓜”诸条），似属日本中御门天皇享保（1716－1735年）年间或稍后追记之语；又书后所附浪速木孔《跋》语，谓撰于日本光格天皇“天明甲辰”年，相当于我国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准此，则全书的最终写定，必定就在这年或此前不久了。作者在18世纪中后期，能够抱着敬慎其事的态度，坚持阐释《诗经》的工作，不惜花费大量精力，说明中国经学、文学在日本的广泛影响，也显示了冈元凤本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与学术交流的源远流长。作者自称“纂斯编”的目的在于“以便幼学”（《序》），然而，由于全书具有如上所说的一些客观价值，传世以来颇受各方重视。在中国，光绪、宣统之际也曾不止一次被印行。然而，基于种种原因，却迄今还没有一个较好的整理本。有鉴于此，山东画报出版社特约请山东大学副教授王承略博士，在全面订正字句的基础上，酌予注明资料的出处，并作简要评说。原书图谱，则力求保存原貌，精意印制，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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